魏晉其實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名士，他們的背後是士族集團，享受著世代的榮華。所以他們對於推翻現有王朝統治的庶族集團是痛恨的。但他們是消極反抗，文人擅長於消極的對抗，所以，很多文人就覺得惺惺相惜。
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知識分子無不將儒家經典奉為圭臬，藉此晉升仕途。他們熱衷參與國政，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希望能實現經世治國的理想。但到了東漢末年，政治腐化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內有外戚、宦官爭權，外有黃巾賊、董卓作亂，士人空有滿腔熱誠卻無法挽回亂象。
此外，經歷兩次黨錮之禍的大屠殺，更使他們身心遭受嚴重的打擊，在兵連禍結、動蕩不安的世局中，他們的處境堪憐，動輒得咎，命如雞犬般任人宰割，身心受創之余，使他們的思想趨勢和生活方式都發生重大的轉變，於是到魏晉時代，壹種新的人生觀就此成形。
在魏晉時期，選才已改采九品中正官人法，出身名門士族的子弟根本不必擔心仕途問題，自然也不用苦讀儒家經典，以致短短幾十年間，儒學衰退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滿朝公卿四百人，能操筆者不出十人，可想見情況的嚴重。
另外，由於漢代流傳下來的儒學已摻雜了陰陽五行、讖緯符命之說，當時的士人雖不滿於這種迷信的哲學和殘缺的經學，但因是求取功名的唯壹途徑，故讓人不得不屈服，不過在學術思想上，士人已不再崇拜儒術。
相對於儒學的勢微，有另壹種思想正快速竄起，那就是老莊哲學，因為此時魏晉名士已不再熱衷政治，而是把重心轉向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上，老莊哲學清靜無為、自由逍遙的生活主張，正符合他們心境的需求，也可提供新人生觀的思想依據，因此老莊哲學便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形成魏晉「玄學」。
在思想上，士人們反抗現實，看不慣壹切人為的法度，不關心政治，只在意個人安危和心靈是否得到解放；但行動上，他們又采消極的逃避現實，安於現狀。在學術上，老莊書籍的註釋和研究成為士人的必修科目，而「精老莊、通周易」也成為稱贊別人學術淵博的流行語，連日常生活的應對進退，莫不都以玄學為依歸，整個學術界都沈浸在這股玄學風氣中。
受到魏晉玄學反因襲、反傳統道德的影響，魏晉文人開始過著壹種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們蔑視禮法，不受約束，有的整日遊山玩水，有的狂飲濫醉，有的縱欲享樂，有的幹脆歸隱田園；總之，種種逃避現實的怪誕行為，在當時竟是司空見慣。葛洪在《抱樸子》壹書中曾形容：「蓬發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這真是當時文人狂放生活的最佳寫照。
伴隨著玄學的興起，魏晉名士之間吹起壹股「清談」風。清談是由東漢的「清議」發展而來的，主要是以人物的品鑒為主，只是時代改變，品鑒的方法、標準也產生變化，清談的內容已包含玄學、美學和文學，但極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話題。他們喜歡相互辯論壹些空虛的理論，品評時人品貌的高低，或在言語上嶄露個人的智能。清談可說是當時文人的生活重心，和玄學互相助長，形成壹種十分特殊的文人風貌，這點我們可以從《世說新語》壹書中，了解魏晉清談的內容及參與清談的名士。（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