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第壹次明確提出“尚武精神”的是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1920年，孫中山先生應上海精武體育會之邀，為其出版的會刊《精武本紀》作序，欣然寫下“尚武精神”四個大字，並進壹步把“尚武精神”歸納為“以振起從來體育之技擊術，為務於保國強種有莫大之關系。”他把體育、技擊、強國、富民結合在壹起，提出“求自衛之道，重尚武精神。”
孫中山先生提出“尚武精神”，有著其特殊的社會背景。近代史上多次的列強入侵，使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和屈辱，使中國社會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後，黃皮膚的中國人被貶稱為“東亞病夫”，蔡鍔曾這樣描述“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壹二。龍鐘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壹。還有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又居十之壹二。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分之壹而已。” 另外，清朝末年“重文輕武”的思潮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人的形象是“曲背彎腰，男子婦女樣”，由此可見，當時的國民身體素質達到無以復加的羸弱。
在內憂外患的緊急關頭，很多仁人誌士提出了用尚武來強國強種的主張。他們提出的“尚武精神”的主要是通過繼承和發揚傳統武術，練功習武，增強體質，來達到強國強種、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的“尚武精神”，是在“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背景下的呼喊，它集中代表了中華民族愛國、強身、保民、自強、抗爭、向上的精神，是壹個時代的最強音。
尚武精神之淵源：梁啟超先生曾指出：“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上古時期的初民，因為部落的頻繁戰爭而形成了強悍好勇的民族性格。習武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至夏商周三代，雖已強調禮樂教化，卻仍然重視武備。對青少年的教育講求文武並重，即所謂“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射、禦”就是旨在培養保衛國土的武備之才。當時學校以軍事訓練和祭祖禮儀為主，謂之“國之大事，在祖與戎”。被稱之為師氏的老師也由車官擔任。上古初民尚武的風氣和習武為主的內容，造就了中華民族剽悍的性格和尚武傳統。與當時濃烈的尚武風氣相適應，先秦時期的民間社會中，出現了壹批武藝高強，擊技出眾的武士、劍客。
春秋時期，壹部分士大夫努力恢復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傳統，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進入上層社會參政，此為“儒士”。而另壹部分人則保持著尚武傳統。他們來源於平民社會，不斷汲取平民倫理觀，即為“俠士”。“儒”與“俠”，“文”與“武”從此分流。自此儒家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傳統方始形成，武術文化中尚武崇德的內涵也初步成型。
漢時，尚武之風空前高漲，這壹階段的練武之人已成為影響政局的壹種社會力量。當時的價值觀念和倫理準則，如重諾、輕財、品德高尚、不仗勢欺人等，是尚武之風在民間迅速擴展的原因。但是，當時由於崇尚“重交結倫”、“任俠行權，以眶毗殺人”，在中國大民眾心中，形成了班固所謂“死黨主義”的價值觀，導致了不分是非，只管私義，動輒殺人的“快意恩仇”傳統意識的產生，這是其中的糟粕。對現今社會來講是完全不可取的，應予以摒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