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標誌著從巫到史轉變的萌芽。孔子本身就精通巫史知識,可以說也是接續他之前的巫史文化而來的。但到了孔子生活的時代,巫史們早已不是像半神壹樣被人們敬仰了。他們原來統馭人民的權力被行
政官員剝離了,與神溝通的特權又伴隨血親社會關系的強化而削弱。然而他們並不甘心就這樣被社會、歷史湮沒,還想參與社會高層事務,所以這些知識階層的人們轉而另覓出路,將“禮”作為社會、道德、倫理的大境界推了出來,巫史文化進入了壹個講“禮”的時代。
司馬遷就是接續孔子另謀出路的壹個人。司馬遷也是巫史文化延續的重要人物,他的巫史文化背景比孔子實在,司馬遷先祖即為周史官,父司馬談又在漢朝作太史令,司馬遷與巫史文化有家學上的淵源。
漢初太史令並不以著史書為本職,而是掌文史、星歷的,“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同上)。司馬遷本人也是壹位天文學專家,曾與壺遂等人***同參與過太初歷的修訂,也就是說,司馬遷行的是巫史的本職。
但司馬遷畢竟不同於早期的巫史,不像他們那樣篤信神明,以祈福避禍。他更是把壹些神異性的東西剖開給世人看。“(陳勝、吳廣)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點明了神異乃人為之。司馬遷對神的態度比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更進了壹步,明顯不同於原初的巫史。
但司馬遷也有壹些是與巫史們相同的,那就是他寫《史記》的目的之壹也是“究天人之際”,而這項工作是巫史職務的中心內容。可見司馬遷雖然不是原初的巫史,但可以說他是巫史文化的延續。
因為生活在漢初,所以延續的方式有所不同。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中多次將《史記》與孔子的《春秋》並提,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司馬遷認為自己從精神上是與孔子相通的,故而《史記》可以作為《春秋》的接續。
首先,司馬遷與孔子壹樣都是發憤著書。孔子在列國四處碰壁,“乃因史記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也是壹樣,因李陵之禍而遭腐刑,“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意有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報任安書》)
其次,司馬遷與孔子壹樣,都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希望自己的主張、學說能垂名於後世。被李陵事件牽連後,“所以隱忍茍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孔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的思想在司馬遷的身上再壹次重現。而這種高度的責任感與巫史們對社會負責的情結有壹定的關聯。遠古時,凡國家大事必有祭祀,必有巫史參與,他們所說的雖名為神的意旨,但畢竟有他們的加入,自然會覺得事之抉擇與“我”有關,自然也會形成因為國家與“我”命運交關,所以壹定要對國家負責的壹種心理定式。孔子、司馬遷的責任感正是這種傳統巫史心理定式的表現。雖說在統治階層眼中巫史地位日趨衰落,但巫史們的這種情結卻並未在本階層內消失。
司馬遷與孔子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雖然都選擇了以史實作為表達觀點的載體,但所載的內容卻是不同的。孔子的著書、講學是為了培養壹種對社會有責任的士階層的力量,想恢復以前以巫史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對社會的作用,通過他們完善社會,而司馬遷只是借史發壹己之言。孔子時代以傳統的“禮”使巫史後人們加入統治集團核心的夢想在漢初更加不可能實現。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巫史後人們已安於處於統治集團的外層,巫史階層在原初時期的輝煌與力量已經成為壹個遙遠的夢想,可望而不可及,他們的理想是通過完善自我,以自己淵博的知識、卓越的見解影響統治者來實現自我價值。
屈原出於巫史世家,“願依巫鹹之遺則”,而能集南北巫覡遺風於壹身,《離騷》、《九歌》,可謂古代巫覡最後的大合唱。 屈原上結巫鹹之遺則,下開史遷之絕唱。《天問》述史,薄今厚古;《九歌》記巫,聲色楚楚。屈原以《楚辭》為媒介,促成南北巫史文化的交融、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