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壹，史部文獻
眾所周知，從唐代所編《隋書·經籍誌》始，中國古代文獻便開始“經”、“史”、“子”、“集”的分類方法。在“四部”之中，史部排序第二，是專門著錄傳統歷史文獻的固定區域。史部之中種類繁多，琳瑯滿目。各種各樣的文獻通過特定類目予以反映。例如若按體裁分類，其中有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那樣的紀傳體，有孔子《春秋》、司馬光《資治通鑒》那樣的編年體，有袁樞《通鑒紀事本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那樣的紀事本末體，有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那樣的典誌體，有韓愈《唐順宗實錄》、錢若水《宋太宗實錄》那樣的實錄體，有徐天麟《西漢會要》、楊晨庚《三國會要》那樣的會要體，有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徐浩《通鑒綱目前編》那樣的綱目體，有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那樣的史評體，有崔述《考信錄》、王嗚盛《十七史商榷》那樣的史考體，有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那樣的史地體，有梁元帝《忠臣傳》、黃金《開國功臣傳》那樣的傳記體，有朱熹《伊洛淵源錄》、黃宗羲《明儒學案》那樣的學案體等等；假如以時間、空間為標準，又可區別為其他不同類別的史籍。例如以時間劃分，既有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鑒》那樣的通史，又有班固《漢書》、荀悅《漢紀》那樣的斷代史；如以空間區分，既有陳壽《三國誌》、崔鴻《十六國春秋》那樣的國別史，又有常璩《華陽國誌》、田雯《黔書》那樣的地方史。如此等等，可謂不勝枚舉。
其二，經、予、集部文獻
依照傳統觀點，所謂史籍專指四部之中的史部文獻，其實，群經、諸子和集部之中也不乏珍貴的史料和特定意義的史籍。誠如明人李贄所說：“《春秋》壹經，春秋壹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為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壹定軌也，故謂古經皆史也”（《焚書》卷五《經史相為表裏篇》）。諸子百家之書，也多與歷史關系密切。例如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有關著作，可視為哲學史的第壹手資料而諸如天文、歷算、農學、醫學、五行等方面的論述，則是研究有關學科問題及其發展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即使不被常人留意的“小說”之中，同樣包含重要參考價值的內容。至於集部文獻之中，諸如奏議、遊記之類的文獻，本身就是直接記錄史事、史跡的史料。
關於經、子、集部中的重要史料，清人章學誠議論甚精。在《論修史籍考要略》中，他為史籍確立了“十五項原則”，其中：“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所謂“經部宜通”，系指“經”中有“史”，“‘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春秋》也。今六藝以聖訓而尊，初非以其體用不人史也”。所謂“子部宜擇”，系指諸子之書“多與史部相為表裏”。例如《周官》法典，多見於《管子》和《呂氏春秋》，列國瑣事多見於《晏子》和《韓非子》。所謂“集部宜裁”，系指集部之書亦與史部關系至密。例如唐人文集之“間有紀事”，宋元以下文集也多有“傳記誌狀之撰，書事記述之文”等等。
其三，非四部文獻
四部以外的常用紙文獻主要有以下六類：檔案、地方誌、類書、表譜圖錄、地下新發現史料、少數民族文獻。這六類文獻中的任何壹類，都擁有大量的文獻資源。僅以地方誌為例，中國是地方誌最豐富的國度，不單歷史悠久，而且種類繁多。其中之區域誌，包括通誌、省誌、州誌、府誌、縣誌、鎮誌等；其中之專誌，包括山誌、水誌、關誌、寺誌、書院誌等；還有內容、體例不壹的“雜誌”。僅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編的忡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就著錄了各種方誌8200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