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時期變法維新運動的領導者，是當時“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1]之壹。但是，在戊戌政變之後，他打起保皇的旗幟，堅持立憲，反對革命，反對***和，因而落在了時代的後面。基於此，多年來我國大陸史學界對康有為的研究，多側重於他在戊戌時期的思想與活動，而對他在戊戌政變後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壹般地給予了簡單的否定，缺乏具體深入的分析研究。為了全面正確地評價康有為，本文擬就康有為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作壹初步的探索，不當之處，請史學界的同誌們指正。
壹
戊戌政變發生後，康有為，梁啟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機、階級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為了拯救“四萬萬生民”，繼續變法維新事業，鑄造出壹個超邁“大秦”即歐洲的新中國[2]，康有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倫而號救”[3]，希求日、英帝國主義出面迫使西太後歸政光緒帝。這壹幻想破滅後，他於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會，接著乘義和團運動之機，策劃了兩湖與兩廣的武裝“勤王”。此後，他在相繼寓居新加坡、檳榔嶼和印度的大吉嶺期間，壹方面繼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先後完成了《禮運註》、《中庸註》、《春利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註》、《大學註》、《孟子微》以及《大同書》等壹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從而進壹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論思想體系;另壹方面則在“保皇”的旗號下，既同封建頑固派展開鬥爭，又極力阻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明確提出了“君憲救國”的理論及其實現的途徑。
（壹）抨擊專制，頌揚民主
康有為的重要著作《大同書》，在構築未來大同社會的圖景時，首先對現存制度進行了有力地批判，對封建專制制度尤其展開了猛烈地抨擊。《大同書》***分十部，其中壹部的題目是“入世界觀眾苦”。該部列舉了“亂世”的種種“苦道”，什麽“人生之苦”、“天災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計有38種之多，實則把現存世界描繪成壹個無處不苦、無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為在探討這壹系列苦難產生的根源時，其矛頭則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權。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隸子弟”，完全違背了人道。歷代帝王，在奪取帝位時，“其殘殺生民不可勝數”，名為皇帝，實為“民賊屠伯”；奪取帝位後，為維護其統治，則對臣民采取種種殘酷已極的壓制：“若夫名分之限禁，體制之壓迫，詫於義理以為桎梏，比之囚於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專制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且大興文字獄，“壹言之失，死亡以之”。在專制統治下，“政權不許參預，賦稅日以繁苛，摧抑民生，淩鋤士氣。務令其身體拘屈，廉恥雕喪，誌氣掃蕩，神明幽郁，若巫來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後已。”他痛斥這種專制統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實現大同的最大障礙，“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專制的同時，康有為把西方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的思想與《禮運》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學說結合起業，具體地闡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說：“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為兄弟也。”[5]據此，他認為：第壹，人與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為天之生，人人直隸於天”，那就應“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諸我，我謂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隸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壹之謂，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權。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樣的氣質、欲求，那就人人都應享有同樣的權力。“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訾議者也。”[8]依據上述民主原則，康有為闡述了國家的起源、國家的性質並設計了未來理想國家的藍圖。他認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國家者，為天下國家之人公***同有之器，非人壹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壹起的眾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從事公***事業，因此要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所公舉，即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為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役，故民貴而君輕。” [10]既然“君”是人們推選出為眾小辦事的公仆，因此，“君主專制”的存在就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唯壹正義而合理的國家政體，只能是民主的政體。康有為設想，未來“大同”世界的“政府”，名為“公政府”，主要是壹種社會的經濟文化管理機關，而非強制壓迫性的國家機器。公政府的議員由人民公舉，其行政官員由議院議員舉，這些官員“其職號有上下，但於職事中行之，若在職事之外，則全世界人皆平等，無爵位之殊。”[11]很明顯，這完全是以西方國家為榜樣，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則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政體的構想。
（二）堅持保皇立憲，反對革命***和
梁啟超指出：“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指康有為）為首。然其言實施政策，則註重君權，……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則期期以為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這段話清楚表明，康有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並非立即能實現的，必須先經過向統治者要求民權，逐步建立君主立憲的階段。為什麽要這樣呢？康有為提出兩點理由：第壹，社會的發展只能循序漸進，不能躐等、超越。他認為，“思入無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須因時。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依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進行的。從政治方面講，每壹世都有其相應的政治制度，帝制適於據亂世，君主立憲適於升平世，民主***和適於太平世。社會的發展及政治制度的演變，都只能按此次序進行，人為的抑阻或助長都是有害的，按康有為的說法即是：“為治有序，進化有級，茍不審其序，而欲躐級為之，未有不顛蹶者也。”[14]當時中國正在從據亂世向升平世轉化，故只能變君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而不能實行***和。第二，中國人民尚未具備做***和國民的資格。康有為認為，中國人民在專制統治下幾千年，受專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開，民眾尚未有行民主的資格。在此情況下，急求較高的政府形式，與維持失去效用的過時制度壹樣危險，因為“亂世民智未開，必當代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固，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遽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15]因此，在爭得民主的過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現有的君權，通過變革，確立君主立憲制度；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必須堅持，但考慮到既存勢力與環境，改變的方式又必須是緩慢平和的。
利用君權，就要保皇。從戊戌出亡，康有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號。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又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簡稱保皇會，英文名中國維新會；此後，他即以“保皇”作為團結組織群眾進行各項活動的壹面旗幟。那麽，康有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第壹，反對那拉氏為首的頑固派的統治。康有為說：中國積弱，“皆由西後壹人不願變法之故。”[16]而且“時那拉後與守舊派正謀危光緒，故保皇雲者，當時抗那拉氏之謀而言。”[17]戊戌政變，支持變法的光緒帝被囚禁，那拉氏、榮祿等頑固派執掌大權，他們對內鎮壓維新派和革命派，對外投降賣國，因此以歸政皇上為旗號，反對那拉氏的反動統治，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二，為了繼續依靠皇帝變法，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說：“觀從古變法之舉，皆出於大有為之君。……未見無英武神聖之君，而能成變法立治之規模者”[18]。“試觀各國開議院之難，英、法皆君民相爭，殺人如麻，百年而後定，俄國則爭數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開之，絕無位之心，但以救秘從眾為念，此真堯舜之主也。若有全權行之，三月而成規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國大強矣。”[19]第三，挽救中國的危亡。康有為草擬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確規定：“今同誌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20]“若使皇上復位，新黨輔改，中國才可保全，人民必可樂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總之，康有為的“保皇”即與舊時的“尊君”不同，也與單純地維護“清朝”有別，他是要通過“保皇立憲以達民權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專制政政制變為君主立憲政制，從而使中國走向獨立富強。1900年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壹方面宣稱“決定不承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要創造新自立國”，壹方面又力主“請光緒帝復辟”[23]；這個看來自相矛盾的宗旨，實則正是體現了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壹個以光緒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憲的新國家。這個國家可以稱為“清朝”，也可以稱為“中華”，但無論怎樣稱呼，它都與原來的清朝君主專制政體，發生了質的區別。當然，康有為把實行變法、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壹個無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那只能是壹種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同時，他以“保皇”來對抗蓬勃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更是錯誤的。
否定壹切形式的革命鬥爭，是康有為始終不變的思想。戊戌時期，他即以變法作為抵制群眾革命鬥爭的壹種手段。戊戌政變後，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絕了孫中山關於聯合起來***同開展革命鬥爭的建議。當民主革命運蓬勃興起之際，他於1902年迫不急待地發表了《與同學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兩封公開信，以種種理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在前壹封信中，康有為集中反對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張，說什麽“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國各省如果擺脫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則必具印度之後而亡國。在後壹封信中，他指出：第壹，革命非壹國之吉祥善事。法國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亦無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況今之槍炮遠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實行革命，必“使四萬萬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強加緊侵略的形勢下，中國如舉行革命，“內亂相殘”，猶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終必招致列強的幹涉而滅亡。第三，以起自邊地、無新式槍械、缺乏訓練的革命軍，與合全國之力、有新式槍械、訓練有素的官軍相杭，革命“必敗滅，必無成”。況“革命未成，而國民塗炭，則民權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愛國之心，愛民之誠，但言民權自由可矣，不必談革命也。”第四，滿洲、蒙古與漢族皆為同種；政治專治是延襲漢、唐、宋、明之舊，非滿洲獨創；滿漢早已平等，“漢人爰者匹夫可以為宰相”；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況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緒帝，只要“皇上壹復辟，可立行變法自強，立與民權議政，立與國民自由自主，諸君可不稍俟之。”[25]當時，在清王朝已成為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嚴重障礙的歷史條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和國為目標的反清革命鬥爭，無疑是正義的，進步的，康有為站長在革命派的對立面，堅決反對革命，則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他反對革命的觀點，則暴露了他無視群眾、害怕暴力、害怕大動蕩、害怕帝國主義的極端軟弱性。
二
在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保皇派內部分化加劇，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產的前夕，為了抵制革命，推動正在興起的立憲動動，1904年，康有為開始了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廣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間，他以高度的愛國熱忱和歷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較中西”為“專職”[26]，以“遍嘗百草”的神農自許，對各國的文明果實，“左捋右擷，大嚼橫吞”，“考其性制色味，別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為方，采以為藥”，希圖用此“神方大藥”，醫治祖國的“沈屙”[27]。通過考察，他在經濟上提出了《物質救國論》、《理財救國論》和《金主幣救國論》，中心在使中國工業化和解決財政困難；在政治上通過所撰各遊記，進壹步闡述了君主立憲的理論。
（壹）君主立憲是西方國家盛強的根本
康有為早年，從書本上得到了有關西方國家的知識，曾經熱情謳歌西方文明，真誠希望以西方國家為榜樣，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經過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著嚴重的社會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並不比中國優越。他說，早在1899年初至美、歐，已感到“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為之失望。”這次遊歷後，更加深了這種認識。在意大利，康有為即見其到處存在著盆困、欺詐和盜劫現象，而這種“襤褸之情，顛連之狀”，在其他各國也是屢見不鮮的。由此他得出結論：“未遊歐洲者，想見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神仙、才賢，豈知其汙穢不治詐盜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時看到，近代以來，西方確實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其進步之速，“古無可比”[29]，並遠遠超過了中國。而西方富強的原因，則是興民權，立憲政的結果。康有為雖然以地理環境的不同，作為議院制度產生於西方而未發生於中國的根據[30]，是錯誤的，但他明確指出：“英延條頓部落軍議之舊俗，伏流千年而發於三島；又以三島之國會舊俗，伏流萬裏而起於美國；其反動力則刺激於法，遂為地球獨壹無二之新政體”。“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強。歐美得其播種之先，故次強。”意大利、德意誌、日本，“皆憲政國也，昔皆貧困，今德之強盛幾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為第壹等國矣。”如果中國將此先進制度移植過來，其發展必將反過來超過歐美[31]。
在考察中，康有為對歐美各國的政體進行了比較研究。首先，奧地利與德國相比：奧地利與德國本同種同俗，奧領土面積比德大。可是只幾十年的時間，德國加強武備，獎勵工商，迅速成為世界上的強國；與其接鄰的奧地利卻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奧地利內部不統壹，民權甚盛，奧王無專制之威，“民難聽從”，故發展受到限制[32]。德國則不同，它“以憲法之民為體，而以英倫之君權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權，政府內外諸大臣及守令皆聽其指揮，其行政權“無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權絕不能出法範圍之外，故民不蒙專制之害，“故利無不興，弊無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強而成霸者，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國采取君主立憲制度，內部僅有三政黨，進步、保守二黨相攻，“而以小黨彌縫之”，故政得其平；及其壹黨當政，其黨魁專制之權無異君主，因此英國亦能在法律範圍內舉其政而致強[35]。美國獨處北美大陸，沒有其他國家與之爭，“民得雍容，以收立憲民主之效”[36]法人欲以美國之政理行之法國，“但法人行之則太速也。法當時全國之民，讀書識字者尚少，豈獨不知政學，乃至不能識國會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聽其握選舉之權；握政議之權；又令司法之官，皆聽民舉，則又握法權焉。彼惟有縱其悍戾貪橫之性，以仇異已。強者肆其殺戮，貪者肆其劫奪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慘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無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國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國獨立後均建立了***和國，但是軍人為爭總統而造成的內亂從未停止過。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國家混亂中當選總統後，“以民主***和之體，略兼專制而行之”[38]，統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國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進步；而爹士於1911年被武力驅逐以後，墨則又回到以前為爭總統而起的反復變亂狀態。1908年7月，康有為遊土耳其，適值土青年黨掌權，頒新政，召國會，以歐美為榜樣，“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壹朝而易二百余條空文憲法，然則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時效非突人所能驟受，於是國人不知措手足，惟亂舞搓搓而已。”[39]通過上述比較，康有為得出以下結論：第壹，於憲政中，君民***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憲，“當國爭之時，實為適宜之法，今德為大進第壹驟興之國，可為證矣。”第二，在憲政體制中，“政黨愈少者，政愈舉而國愈強；政黨愈多者，政愈不舉而國愈弱”[40]。第三，“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非蕩無綱紀，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漸行之。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不亂耳。”[41]總之，只能在漸進中建立君主立憲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和。
（二）批判假立憲，要求真立憲
作為壹個愛國者，康有為始終堅持要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立憲政體。為此，他與清政府頑固派的假維新、假立憲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早在1903年，他就批評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權為國”這壹根本，無以救中國[42]。1906年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康有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發現，清政府在立憲招牌下所進行的改革，並非憲政，而是壹般的國政，實則是“借立憲之名，以拒真立憲者之請”，肆意欺蒙，阻撓立憲。康有為指出，專制與立憲是有根本區別的。“專制主之君，立憲公之民；專制家天下，立憲公天下”；“專制之政舉國決於數人，壹君總裁於上，數相奔走於下耳。立憲之政，則全國人民公議而公任之。”全國人民公議、公任國事的體現就要召開國會，保證立法公於庶民[43]。他說：“議院者，合壹國之民心，舉壹國之賢才，而議定壹國之政，誠官制之第壹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國，必先立憲，真欲立憲，必先開國會。”“居今而謀救國之方，待強敵之策，安邊防之道，舍國會無他術也。”[45]
康有為認為，要實行真正的憲政，必須改革現有的官僚機構並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為國本。不論君主立憲或民主憲政國家，民眾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壹個政府優劣的標準，自應以服務民眾的能力來判斷。同時，處在壹個競爭劇烈的世界，亦惟有強力的中央政府才能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但是，加強中央集權，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為前提的。康有為說：“為治者，官之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變法言治民，吾之變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認為，未召開國會之前，首先應實行地方自治，由每壹地區民眾選出自己的代表，組成鄉、縣、府、省級的議會；並由推舉出的人員，處理本地區的諸如戶口調查、道路、公***衛生、學校、灌溉等事務。這樣做的結果，將給平民提供問政的機會，提高國民的資格，從而為在全國實行憲政打下穩固的基礎[47]。
（三）以虛君***和抵制民主***和
康有為在為爭取建立憲政,與清朝封建統治鬥爭的同時,繼續在同革命派進行鬥爭.通過對世界各國的考察,他進壹步得出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的結論。但是，革命並沒有因康有為的阻止而停滯，卻仍然在繼續向前發展，並終於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爆發。面對席卷全國的革命風暴，康有為已感到“革命大勢，若卷潮倒河”[48]，勢不可擋。但他仍企圖力阻***和國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來，歐美壹些國家確實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和政體，但“自美、法外，妄立***和政體者，未有不大亂無已者也”。有鑒於此，歐美不不少國家，“必不***和，必立君主，甚至於無君，猶且薰丹穴而求之，迎異族外國人而宗之為君。”[49]康有為認為，國外的經驗證明，***和政體不宜采用，君主立憲政體最為適宜，但考慮到當時國內的形勢，中國則應吸取兩種體制的優點，創造壹種新體制，即“虛君***和”。虛君***和與民主***和兩種體制相比較，“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其唯壹不同，是虛君***和政體在總理大臣之上有壹無權無為“土木偶”神式的虛君，它的好處則能免去***和政體下為爭總統而不斷發生的政爭與動亂，而且由於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於國家的安定。[50]康有為認為，雖然虛君無事無權，不須有才能，但虛君又是“神”，固須有極高的資格地位，國內無壹人可比，“然後有定分而不爭焉”[51]。據此條件，環顧宇內，只有清朝宣統皇帝和孔子後裔衍聖公能榮任此位。很明顯，康有為雖然煞費苦心，自認創造了壹種新政體，但從其內容中不難看出，虛君***和不過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的別稱而已。他企圖以此阻止民主***和國的建立，必然是徒勞無功的。遺憾的是，康有為並未能從中吸取教訓。民國建立後，在政治上，他雖然對袁世凱的賣國、專制、獨裁給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但他仍頑固堅持要推翻民主***和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並導演了宣統復辟的醜劇，結果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
總體來看，戊戌政變後，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逐漸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在此形勢下，康有為倡導保皇，堅持君主立憲，始終反對革命，反對***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時化的後面，對革命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這是應予否定的。但是，康有為又是壹位具有高強國富民的道路。他反對***和，並非要維護專制；反對革命，並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堅持不懈的奮鬥目標，是以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為指導，堅持通過漸進的和平方式，以逐漸實現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從而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這是應予以肯定的。康有為的悲劇在於，由於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始終以先知先覺的救世主自居，輕視群眾，害怕動亂，害怕帝國主義，因而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同時，他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當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時，不可能以科學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確的判斷，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傳統中去尋找“醫方”，因而走上了回頭路。所有這些，都應予以具體分析，作出實事求是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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