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裏達秉承解釋學的觀點，認為作品永遠開放，讀者的閱讀也是創造過程，因此讀者對文本的解讀總是未完成的、不確定的。“分延”（differance），指的就是這種差異的運動，“分延”不假設任何超本質的、圓滿的存在；“分延”產生“自由遊戲”，不依賴包括自身在內的任何原則；“分延”壹詞揭示了“能指”、“所指”的區分的任意性，動搖了結構主義理論的基礎。“播撒”，是文字的固有能力，意味著潛在的不在場；“播撒”不斷地、必然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亂、松散和重復，宣告文本的不完整。德裏達還提出了文本與文本間的“互文性”，即構成文本的語言符號的意義，不僅在文本內通過與其他語言符號的對比突現，而且與其他文本中的其他符號關聯、突現。作品沒有明確界限，文本間相互播撒、消解。在人的問題上，德裏達提出“人的終結”的觀點，提出拒斥主體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人本主義；提出人的自律性、社會性、歷史性；提出對假定的意識的批判；反對傳統人本主義的自由史觀，駁斥知識和歷史的進步；揭露了將哲學建立為“真正科學”的幻想的破滅，哲學與人將壹起走向終結。
德裏達關於文本意義的觀點令人深思；他對於現代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後出現的問題和內部矛盾的揭露又是大膽的、深刻的、具有持久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