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桓典傳》：“ 獻帝 即位，三公奏 典 前與 何進 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 唐 崔融 《西征軍行遇風》詩：“夙齡慕忠義，雅尚存孤直。”《老殘遊記》第二回：“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士人尚不斷的來此進香。” 洪深 《趙閻王》第壹幕：“凡人存著好心的，有天良的，老實的，講究忠義的，都是傻子吧？”
2. 指忠臣義士。
《後漢書·臧洪傳》：“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清 陳康祺 《郎潛紀聞》卷七：“四鎮守 舟山 時，兵民輯睦，忠義向應，西人已喪膽思遁。” 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 明 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
“忠”與“義”在先秦之前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師的語錄裏，“忠”指的是盡心為人辦事，不分對上與對下。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教人以善謂之忠”（《孟子·滕文公》）；“義”指的是辦事準確，幾乎包括處理壹切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不義而富貴，與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孟子·梁惠王》）。
“義”：大義、正義、公平、公正、公道。中華傳統文化把“義”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取向。《禮記·中庸》：“義者宜也。尊資為大。”中華傳統文化把義與仁並用，作為傳統道德的核心內容，提出了“仁義道德”、“仁至義盡”、“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思想。“義”是合宜、應當、應該之意，是作為人應該遵循的最高道義。利他，不以損害和出賣他人尤其朋友來換取壹己的生存和利益。“義”，還有情誼、恩誼之宜，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牽掛、互相關照、互相提攜。親情和友情，發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義”的成分。有“義”，使友誼友情友善純久。有“義”在，朋友不會出賣朋友，丈夫也不會拋棄妻子兒女。“義”，是中華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現。中國古代壹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義”。孟子則進壹步闡棕了“義”。他認為“信”和“果”都必須以“義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①公正的道理；正直的行為：正義｜道義｜見義勇為。
②情意：義氣｜信義｜情義｜無情無義。
③意思：意義｜含義｜字義｜定義。
④撫養或拜認的親屬關系：義子｜義父｜義母。
⑤假的；人工做的：義肢｜義齒。⑥姓。
義 <名>
(會意。從我,從羊。“我”是兵器,又表儀仗;“羊”表祭牲。本義:正義;合宜的道德、行為或道理)
同本義
義固不殺人。――《墨子·公輸》
義不殺少。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引喻失義。――諸葛亮《出師表》
度義而後動。――宋·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義,堅持正義。)――宋·蘇洵《六國論》
又如:丈義(主持正義);義斷恩絕(恩情道義斷絕);義不容辭(道義上不容推辭)
情誼
義(義)yì
⒈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為：正～。～憤填膺。～正辭嚴。見～勇為。多行不～，必自斃。
⒉意思，含意：意～。字～。釋～。望文生～。
⒊情誼：有情有～。
⒋認作親屬的：～父。～女。〈引〉人工制造的（人體的壹部分）：～齒（鑲上的假牙）。～肢（裝配上的假肢）。
⒌
①應盡的責任：盡～務。
②不拿報酬的：～務勞動。
義yí 1.儀容;狀貌。 2.儀制;法度。
忠”：忠誠、忠良、忠恕。“忠”，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主張的壹種優良品德。壹提“忠”，人們往往想到“愚忠”，其實這是誤解。在孔子看來，不只是對“君”，對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壹個“忠”的問題。孔子時代，“君”並不稀奇，到處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實，孔子很反對愚忠，對路對心才能忠。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忠”講的是君王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謂忠，就是內心求善，外求盡職盡責。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精忠報國、舍生取義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歷代仁人誌士的***同心願。忠於事業，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是中華民族崇高的最高最神聖的價值追求。小篆：忠，從中，從心；本義作‘敬’解，見《說文》，古以不懈於心為敬；必盡心任事始能不懈於位；故忠從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為正直之德，故從中聲。
其義有：
1.盡己心力以奉公、任事、對人之美德曰忠（名詞）。
如《左 ? 宣十二年》「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2.竭盡心力以任其事、服其職曰忠（動詞）。
如《戰國策 ? 秦》「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
3.赤誠無私。如忠誠；又如《諸葛亮 ? 前出師表》
「此皆良實，誌慮忠純」。
4.盡心力做事的。如忠心，忠貞；又如《史記 ? 田單列傳》
「忠臣不事二君」。
5.直率的。如《孔子家語 ? 六本》「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6.赤誠、 直率地。如忠諫，又如《論語 ? 顏淵》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從小篆的造字可見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人要做到竭誠盡責就是忠的表現。古人謂：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盡忠者，必能發揮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幹，因為公生明，偏則暗；誠如《大學》所言「致知在格物」――革除私欲之後，壹切事物的道理無不清楚明白。因此無論我們是做大事業的，還是在平凡職位上的，要想真正做好，須臾都不能離開忠字。
曾子每日反省自己，首先就是「為人謀而不忠乎？」，意為「別人托付給的事情，是不是忠實且盡心盡力地辦到了？」比如說，作為壹個公務員，領導交代辦理的事情，盡心盡力地作圓滿了嗎？身為母親，為家庭盡職、盡責地教養孩子了嗎？作為父親，可堪為子女作榜樣了嗎？當學生的，功課認真努力了嗎？各自在崗位的職務上盡忠了嗎？果真能效法曾子每日反省的功夫，察照每日自己「忠誠」的程度如何，未嘗不是向上提升的好方法。
盡忠確實是做人的根本。
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水滸傳》通常被認為是壹部反映和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說。現又有不少學者認為，其實，水滸英雄中真正的農民很少，它更多地反映了市民階層的人生向往。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這部作品，《水滸傳》中的傳達出來的幾種思想傾向是值得註意的：
、宣揚忠義思想。這是《水滸傳》客觀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傾向。其壹，作品名冠以“忠義”。明楊定見《忠義水滸全傳小引》認為：“《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其二，“忠義”是梁山英雄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梁山泊高懸的杏黃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四個大字，作為梁山起義的口號。在“皇權天授”的封建社會，其中含義顯而易見。其三，塑造了以宋江為首的壹批忠義之士。尤其是宋江成了忠義的化身。忠是對皇帝而言的，宋江表現出來的愚忠，既是作者無法逾越的道德界限，也是小說得以在過去廣泛流傳的政治道德保證。小說的深刻之處在於，宋江的“忠”換來的卻是被毒死的結局，這無疑是對作者宣揚忠的諷刺。如果說《三國演義》宣揚的“義”主要表現為感恩戴德的話，那麽，《水滸傳》所宣揚的“義”則主要表現為拔刀相助、平等相處，這反映了市民階層的人生理想和價值
三晉文化中的“忠”、“義”思想
壹方水土養壹方人，壹方文化同樣養育著壹方人。受三晉文化滋養的三晉兒女，積澱了太多的三晉文化的遺風余韻，對縈繞著、支配著或影響著他們的三晉文化，或偏愛之於頌揚，或批判之於繼承，或離經之於叛道。然而，誰也不可否認，“忠”、“義”思想在三晉文化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影響著三晉文化的發展。到底是三晉文化因為有了“忠”、“義”思想而燦爛，還是“忠”、“義”思想使三晉文化得以輝煌，“忠”、“義”思想在三晉文化中的崇高地位都是無法動搖的，也是無可替代的，其影響之深遠，也是無以比擬的。
“忠”是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之忠；“義”是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所擔當的義務。嚴格履行責任和義務，乃是人生之正道。在晉國的傳統思想中，“尚賢”使晉國在用人上始終從國家利益出發，選賢任能，內盡其心而不欺；“尚公”使晉國士大夫遇事處以公心，無私而合宜；“尚法”則使晉國在前進的道路上不斷摒棄瘤疾，撥正航道。這些傳統，是“忠”、“義”思想在三晉文化中得以生發的基礎。
事實上，自有晉以來，“忠”、“義”思想就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晉文公時代，“忠”、“義”思想得到了極大的倡導和發展。在晉文公的“尊王”、“重義”、“征信”、“敦禮”、“尚賢”、“賞功”等壹系列政治思想中，“忠”、“義”思想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
周王室自東遷洛陽後逐漸衰微，但名義上仍是天下***主，起著維系華夏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要想稱霸諸侯，必須尊奉周天子。晉文公即位不久，周王室發生內亂，王子帶逐走周襄王。當周襄王向秦穆公、晉文公告急時，秦穆公就把軍隊駐紮在黃河邊，準備護送周天子回國。晉文公見此情景，迅速帶兵趕到，命人告訴秦穆公，作為同姓（姬），晉國理應派兵護送周天子回國復位，要求秦國退兵。隨後，晉文公帶兵打敗狄國軍隊，殺死王子帶，安定了王室。盡管晉文公的尊王是出於霸主政治的需要，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尊王忠君的效果，並使尊王忠君成為他政治思想中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
晉文公時，諸侯爭霸，以強淩弱，以下犯上，天下壹片混亂。晉文公即位後，首先做的壹件事，就是讓老百姓懂得義。所謂義，即直，但已不是周初分封制所確定的那種宜，而是在周天子壹統天下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後，按照新的要求，重新確認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安定國家。他抓住時機安定周王室，有壹個重要目的，就是讓百姓和各諸侯國懂得事君之義。在國內，他頒布了壹系列政令，使百姓安於生計。他還授職任事，確定名位，賞賜有功之族，各以其地位和職位享受俸祿。就這樣，在新的基礎上，晉文公明確了各階層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處的地位，即他們的“義”。
如果說“尊王”、“重義”是“忠”、“義”思想在晉文公政治思想上的直接表現，那麽，“征信”、“敦禮”、“賞功”等，則是間接表現。
所謂“征信”，就是求得諸侯和國內各階層的信任。在當時，諸侯之間連年征戰，沒有什麽信任可言。晉文公之所以能成就霸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講信用。比如在與楚國的“城濮之戰”中，面對楚國大軍，晉文公下令“退避三舍”，實現了當年許下楚成王的諾言。晉文公剛即位時，原國不服，他就命令士兵帶了三天的糧食，聲明用三天時間就可攻下原國。可是，三天之後，原國百姓誓死不降，他就下令撤退。這時得到情報，說原國準備壹兩天就投降，因此，將領們要求繼續攻打。但晉文公認為，如果不撤兵，就會失去士兵和百姓信任，最後，晉軍還是撤退了。
在“征信”的基礎上，晉文公還註重“敦禮”。他認為，沒有壹套適當的禮儀，百姓就不會尊敬長上，服從命令；沒有壹套相應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國家就不會安定。他讓百姓知禮的壹件重大事情，就是在原這個地方舉行了壹次盛大的閱兵式，讓百姓看到國家應當遵守的禮儀，使百姓振奮精神，感受到國家的強大。這同樣是告訴百姓該怎麽做，不該怎麽做，怎樣做就是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擔當起了應盡的義務。
至於“賞功”，就是賞賜有功人員，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晉文公選擇職官的根據是德行、才能、功勞。所任用的主要是“諸姬之良”、“異姓之能”，這實際上就廢除了公室貴族世卿世祿的傳統舊制。晉文公的這些改革措施，直接影響了春秋時期晉國歷史的發展，使晉國政治形成了不同於春秋其他國家的顯著特點。晉文公的“賞功”實際上已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的公心和誠敬無私的思想，這是“忠”、“義”思想的本質。由此可見，“忠”、“義”思想在晉文公時代和晉文公身上得到了全面體現和飛躍發展。
在晉和三晉時期，“忠”、“義”思想從奠基到發展至鼎盛，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許多仁人誌士都為這壹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貢獻。反過來講，“忠”、“義”思想在許多人身上都有過不同程度、不同形態的表現。晉文公、魏文侯可算作“忠”、“義”思想從形成、發展到鼎盛的標誌性人物。圍繞著他們，還有更多人物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貢獻。
比如說，在晉文公出亡途中，有壹天實在無處覓食，饑餓難行。從臣介子推忽然捧著壹盆肉場遞過來，重耳接過來就吃，吃完後才想起問介於推：“這肉是從哪兒來的？”介子推說：“這是我從大腿上割下來的。我聽說，‘孝子殺身以事其親，忠臣殺身以事其君’。今天公子沒飯吃，我就割股肉給公子充饑。”重耳流著淚說：“我這樣壹個逃亡之人，太使妳受苦了！我怎麽報答才好呢？”介子推說：“但願公子早日回國，成就我們做臣子的心願，我哪裏圖什麽報答呢？”可以肯定地說，介於推的所作所為，對於晉文公政治思想的形成壹定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然而，介子推的忠君表現並未到此為止。在他身上還有著濃重的“義”的壹面。公元前 636年，重耳即位為晉文公，在賞賜從亡者時，竟忘了賞賜立有大功的介子推。介於推不願留下求賞的惡名，遂偕母離開國都，輾轉上了綿山隱居。後有同情介子推者，懸書宮門為他鳴不平。根據傳說，晉文公得知後，馬上親自到綿山訪求介子推。但是，找來找去，卻找不到介子推的蹤跡。文公就派出土兵在山前山後放火，意思是希望能把介子推趕出來。可是，介子推到死不肯出來，子母相抱，被燒死在柳樹之下。後世為紀念介子推，遂將綿山更名為介山，並於每年清明節前二日不舉火，進冷餐，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寒食節”的風俗。
再如春秋末年，晉景公誅滅趙氏家族，趙氏面臨滅亡絕後之難。曾受趙氏恩惠的程嬰與公孫杵臼，冒著生命危險，保住了趙氏孤兒趙武。這個“趙氏孤兒”的故事成就了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的感天地、泣鬼神的壯行義舉，更為三晉兒女乃至中華民族譜寫了壹曲壯麗的“忠”、“義”贊歌。
到了戰國時期，我們在三晉也不難找到像“完壁歸趙“、“將相和”、“豫讓吞炭”等等臉炙人口的歷史典故，以為“忠”、“義”思想的佐證。趙國的藺相如，面對貪心而強大的秦國，以自己的機警和智慧，既保住了和氏壁，又為趙國贏得了應有的尊嚴。藺相如因兩次挫敗秦王而被封為趙國宰相，引起了老將廉頗的不滿，而藺相如又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計個人得失榮辱，主動化解了將相之間的矛盾，維護了國家利益。這種以國家利益為重，臨患而不忘國家的行為正是”忠”、“義”思想在他們身上的表現和升華。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也離不開君王的推動。在晉和三晉時代，“忠”、“義”思想從君王思想變成民間行為，又從民間行為走向君王思想，經過了壹個從理論到實踐，又從實踐到理論的循環過程。從晉文公對“忠”、“義”思想的發揚光大，到魏文候時代，“忠”、“義”已經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儒、法思想的薈萃交融。魏文侯不但“好學”、“好古”，而且廣泛拜師求教，擇善而從。他拜儒家學者子夏為師，友田子方，禮段幹木，終使國治身逸。事實證明，魏文侯拜子復壹派儒者為“王者師”，“學以安國保民”之道，確曾有力地促進了魏國的興旺發達和魏國歷史文化的繁榮昌盛。由於魏文侯禮賢下士，所以，當秦國計劃進攻魏國時，便有人告誡秦君說：“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魏文候以蔔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儒家人物為師，尊崇儒家學說，發展“忠”、“義”思想，是壹個符合儒家道德的賢明國君，加上他的才能和卓識，終使他成為戰國時代大有作為的政治家。
從根本上講，魏文候畢竟是壹位政治家和戰略家，而非學者士人。他的既尊儒又重法，不過是基於政治需要的戰略舉措；或者說，這不過是魏文候從強化和鞏固魏國的封建政權出發，為實現其稱雄諸侯圖霸天下的戰略目標而推行的治國之道和用兵之道。然而，這種主觀目的，卻在客觀上使“忠“、“義”思想發展到了極致。綜觀魏文侯尊儒、重法的所作所為，無不體現忠誠、無私的精神實質，也無不體現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之忠和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正是這種薈萃交融和兼容並蓄，使得“忠”、“義”思想在魏文候時代發展到了鼎盛。
“忠”、“義”思想在三晉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雖然歷史已經遠去，未來在向我們招手，但是，告別歷史並不等於割裂歷史，走向未來也並不等於拋棄傳統。事實上，歷史是割裂不開的，傳統也是拋棄不掉的。不管未來怎樣，“忠”、“義”思想早已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沃土之中，融入中華兒女的血液之中。它不僅影響著現代的人們，也必將影響後世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