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說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學界，激發出壹波不大也不小的研究熱潮。李玄伯《古史新探》以圖騰觀念來重新詮釋古史傳說；岑家悟《圖騰藝術史》從圖騰崇拜關照藝術發展歷程。這在當時都是使人耳目壹新的著作。80年代，文學美學界的圖騰批評引入中國時，也迎來了積極的回應。鄭元者的《圖騰美學與現代人類》，何星亮的《中國圖騰文化》，都是壹時之選。但是這次學界對圖騰的熱情不久又沈寂下去。因為缺乏理論方面的建樹，終究難以為繼。
壹、狼來了
就在中國的圖騰批評在學術道路上艱苦跋涉之際，流行歌手齊秦壹首《我是壹只來自北方的狼》，唱紅了大江南北。可以說是第壹次的“狼來了”。這首歌對於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不陌生。人可以是狼，這樣的唱詞背後潛伏的遠古信仰的跡象，只是被當作藝術語言的比喻修辭，遠沒有上升到圖騰的高度來認識。盡管如此，“北方狼”還是出現在流行話語中。人狼之間隔膜與敵對的堅冰終於被打破，多少勾起人們對環境中日漸稀少的狼的記憶。
當代創作中的狼主題再現，要數賈平凹的小說《懷念狼》。雖然出自文壇名家，卻沒有怎麽火爆，不過充當了“引子”，預示著“懷念”從個人蔓延到集體：“狼來了”。2004年至2005年的國內圖書市場，最響亮的書名是《狼圖騰》。首印是5萬冊，隨後不斷重印。如果算上大街小巷各個地攤上層出不窮的盜版和改版書，根本無法說清這部小說總***發行了幾百萬冊。出版商們爭先恐後跟風推出的《狼道》、《狼性經營法則》壹類新書鋪天蓋地，也昭示著狗年的新動向。據《中華讀書報》消息，因《狼圖騰》引發的關於“狼族精神”的爭論在社會各界展開，該書持續高居各大圖書榜單前茅，很多教師、家長希望學生、子女也能壹讀此書。為消除書中因探討價值觀、民族文明方面的深奧問題所造成的閱讀障礙，讓更多的小讀者領略“狼道”精神，出版社與作者又專門為兒童特別打造了《狼圖騰》少兒版《小狼小狼》。
小說原本是想象的故事，《狼圖騰》卻自覺承擔起了重要的學術論說功能。作者給自己取的筆名“姜戎”，本身就有壹定的顛覆性，不留心的讀者往往會忽略這個名稱的文化政治內含。同前些年壹位苗族將軍寫的書名《我的祖先是蚩尤》對照起來看，其用邊緣化的立場挑戰華夏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觀，用意還是明確的。小說出版的策劃人安波舜在“編者薦言”中不惜拿出聳人聽聞的壹個標題——“我們是龍的傳人還是狼的傳人？”顯然這部小說已經把文學寫作變成了文化史的專題考據。
《狼圖騰》考察的結論很明確：中華龍圖騰是從草原狼圖騰演變而來的。在狼圖騰和龍圖騰之間，還有壹個饕餮圖騰的階段（《狼圖騰》第407頁）。聽起來好像不無道理，但是沒有深入調查研究的壹般讀者，顯然無法判斷其虛實。我們的祖先時代是否普遍崇拜狼呢？
小說結尾最後的幾行字，充滿了今非昔比的感傷：“狼群已成為歷史，草原已成為回憶，遊牧文明徹底終結。”這樣的悼詞性修辭，很容易讓讀者聯想起《最後的莫西幹人》或《最後壹個匈奴》之類的名目，不由得會引起對生態環境的反思。再看看書後附加的洋洋數萬言的“講座與對話”，不難體會到作者為中華文明重新尋找文化認同的壹片苦心。跟隨作者的思路，不少人認可了書中的觀點：龍所代表的封建精神，壓抑了民族的生命，只有恢復狼的精神，民族的騰飛才有保證。
這種集體性認同或許就是壹大批弘揚“狼性”或者“狼道”的跟風出版物能有市場的重要原因。很可惜的是，學界對《狼圖騰》的態度似乎是保持沈默為主。壹部小說的超級大流行，演化為壹種文化現象。隨著小說英文版權的出售，電影改編權賣出100萬元的高價，以及尋求好萊塢大牌導演的宣傳，壹場重新認識中華圖騰的傳媒風暴正在到來。這就不能不引起學界知識界和教育界的關註，從學術上認真對待狼圖騰說，以避免由小說虛構而導致的認識上的誤導。
中華文化的圖騰祖先真的是狼嗎？
二、狼圖騰，還是熊圖騰？
如果要找出中國多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之中較為普遍的的壹種崇拜物，龍無疑是首屈壹指的。但是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龍並非現實中實際存在的動物。作為遠古神話想象的虛構生物，龍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來源和基礎。最近在我國北方的考古學發現不斷表明，龍確實來源於現實中的動物。這些動物原型包括豬、鹿和熊。其中熊作為崇拜偶像出現在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廟之中，尤其引人註目。而且，與神話傳說中的華夏民族***祖黃帝直接有關聯的，看來也是熊。再參照北方薩滿教傳承中有關熊的儀式、信仰和觀念，可以說熊圖騰存在的依據，顯然要比狼圖騰充分得多，也悠久得多。
《狼圖騰》壹書中引用了不少史書和學術著述，來證明狼如何受到崇拜。但是那些說法都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東西。其年代不會比文字的使用以前更早。要想證明龍圖騰源於狼圖騰，就必須探索史前文化的情況，訴諸非文字的實物資料：或者來自考古發現，或者來自傳世的收藏品，等等。蒙古草原上的史前文化，以赤峰為代表的紅山諸文化最為突出，那是8000~4000年前，由興隆窪文化延續至夏家店文化，持續四千年之久的玉器文化。如今要考察北方草原生態下史前人類的圖騰究竟為何，則非紅山文化的玉器莫屬。從現有的紅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說狼的形象是罕見的。至少就目前已經正式出版的紅山文化書籍中，幾乎就沒有什麽著錄。而玉雕的熊形象則較為普遍。姜戎把內蒙古三星他拉的玉龍解說為狼首龍，缺乏確實的根據。
2006年4月，筆者和北京大學東方學院的陳崗龍教授、赤峰學院院長德力格爾教授、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鋒教授等學者，壹同考察了內蒙古東部和遼寧西部的紅山文化區域，在各地的考古現場和旗縣博物館及文物部門，搜集相關的考古文物資料，經初步分析顯示：熊作為中華北方史前圖騰的壹條主線，已經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來。
三、熊圖騰與史前女神的對應
從整個歐亞美大陸看，考古學家在石器時代造型藝術中發現的眾多動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鸮等動物都是作為復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現的，並不只是代表該種動物本身。換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動物神往往不是單純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復活之神。進入文明歷史中，熊女神的各種遺留形態依然清晰可見。如古希臘阿爾忒彌斯女神節上，壹位女祭司身穿黃袍，將阿爾忒彌斯女神扮演為壹只熊。在中國的民間舞儺儀式上也有類似情況：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師公儼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從進化的歷程看，熊是數百萬年以來猿人狩獵活動的重要對象之壹。人對熊的認識和熟悉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久遠的。大約五十萬年前，人類就大量捕食過熊、野豬等物種。將熊當作宗教崇拜的對象，也是迄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人類最初的宗教活動的證據。生活在十萬年前至四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考古學家發現了在石頭擺成的圓圈形祭壇中央，安放著熊的頭骨。這壹景象給宗教史的起源研究帶來極大的刺激。
北方地區的熊所特有的季節性活動規則，尤其是冬眠的習性，更加容易給初民造成壹種能夠死而復活的印象，於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為代表生死相互轉化觀的壹個神奇標本，成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聖對象，這也就使它充當了圖騰觀念首選的物種之壹。
從世界範圍看，熊圖騰的分布非常廣泛，其傳承淵源較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對集中的是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北方地區，以及北美地區。熊圖騰的流傳對於處在這壹廣大地區內的不同民族國家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儀式；韓國的和我國鄂倫春族、赫哲族、蒙古族的熊祖先神話。中國史前的紅山文化玉器出現“熊龍”這樣的神話生物，並非偶然。
近20年以來的史前考古發現表明，中國境內的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將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為神來供奉，已經形成了相當悠久的傳統。當時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種多樣，有石頭的、玉的、蚌殼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註意的壹點是，自8000年前的興隆窪文化，到5500年前的紅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對應而出現的。下面舉出這三種文化遺存的偶像作為例證：
例證壹：林西縣博物館藏石雕臥獸，距今75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興隆窪文化。該雕獸紅色凝灰巖，質略粗松，外表有壹層灰白色土沁。從表面觀察，給人的印象似豬又似熊，和紅山諸文化所見的同類哺乳動物造型壹樣，壹時難以確定究竟是豬還是熊（於建設主編：《紅山玉器》，遠方出版社2004年）。稍仔細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三點證明：其壹，該獸在表現上不突出刻劃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劃出分明的脊骨節，使人想到北方獵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風葬方式。如我國鄂溫克人神話《熊風葬儀式的來歷》就對這壹重視熊骨的現象做出過特有的解釋。該神話說，熊對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得亂扔熊的骨頭。”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溫克人對熊實行風葬（黃任遠：《通古斯－滿語族神話研究》）。這種視骨頭為再生之本的觀念，是史前人類由來已久的生命觀之體現，壹直可以上溯到舊石器時代。其二，石獸身體下方隱約刻劃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錄該石獸圖片的《紅山玉器》壹書的說明：“獸腹底部隱約可見臥爪。”我們知道豬或者野豬都是只有蹄子而沒有爪子的，所以這個細部特征也暗示著獸體下熊爪的存在。其三，獸頭上耳部造型，明顯呈現為熊的小耳，不是豬的大耳。
例證二：赤峰博物館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於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鎮的蛤蟆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該地區緊接紅山文化之後的原始遺存）。其造型外觀明確沒有爭議，因此被命名為“熊形蚌飾”。雕刻這壹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於長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殼。與它同時發現的還有壹個蚌雕人形偶像。這就再度呈現出熊神與人形女神像對應存在的關聯模式。
例證三，便是80年代具有轟動性的紅山文化祭祀遺址———遼寧建平縣牛河梁女神廟的發現。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5500年。廟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還同時發現了真熊的下顎骨，以及泥塑的熊頭下部殘件。這次考古發現充分表明：熊是作為史前神廟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紅山先民的特殊禮遇的！而且還再度有力地證明了女神崇拜與熊神崇拜的統壹性、對應性。
綜上可知：在赤峰地區方圓二百多平方公裏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先後三次發現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幾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與女神形象對應出現。這就明確提示出中國北方史前女神崇拜與北美、西伯利亞、日本北海道和韓國的動物圖騰———熊神崇拜之間的文化關聯。這種聯系與歐亞大陸西端的石器時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呼應對照，值得考古學、宗教學和民俗、神話學者給予關註。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與熊形之間的對應，在內蒙古赤峰地區形成了長達數千年的深厚傳統。而內蒙古南部地區又與河北、陜西、山西北部地區相互聯系著，那正是傳說中曾經發生中華始祖神黃帝與炎帝大戰的地區（距離內蒙古東南部不遠的河北北部有涿鹿縣，該地名即是對那場史前大戰的紀念）。從伏羲和黃帝等遠古祖先的名號中都有“熊”字的現象來推測，中華成文歷史在開篇之前已經延續了數千年之久女神傳統與熊圖騰傳統，那些聖王、先祖們名號中的“熊”符號只是對那遙遠的逝去的遠古時代的依稀追憶而已。借助於20世紀後期主要的考古學發現材料，我們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審視漢字書寫文明開始以後有關熊圖騰、熊崇拜、熊占蔔、熊禁忌的種種現象，尋回那失落已久的古文化層。
四、熊龍說與歐亞大陸的熊祖神話
歐亞大陸的熊祖神話故事的核心是確認本族人的祖先與熊這種動物有著血緣上的直接聯系。作為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的證書，熊祖先神話不只是講來欣賞的文學故事，它更發揮著實際的社會建構與整合功能。檀君神話與朝鮮人的文化認同，黃帝神話與華夏的認同，背後潛伏著的是同壹種熊神祖信仰。
華夏第壹圖騰動物———龍，從發生學意義看，與熊有直接關系。紅山文化女神廟的發現給龍的起源研究帶來新局面。解讀女神廟出土的熊與泥塑的蘊涵，提出從熊女神崇拜到熊龍的發生線索，可揭示出在後代父權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話傳統。豬龍、熊龍和鹿龍等新的假說，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實物基礎上的。這意味著：過去局限在文字訓詁和文本窠臼之中的龍起源問題，由於考古學視角的出現而改觀。牛河梁女神廟下方的積石冢就出土壹對玉龍，起初被當作“豬龍”，後來孫守道、郭大順等考古學者改變看法，又提出“熊龍”說。理由是：“這類龍的頭形、吻部、眼睛形狀，特別是有耳無鬃等主要特征看，非豬的特征，其短立耳、圓睛卻與熊的壹些特征相似。這與女神廟中泥塑龍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郭大順：《龍出遼河源》，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與雙熊龍相對應，牛河梁第十六地點積石冢還出土有雙熊首三孔玉器。按照考古學家金芭塔斯的說法，雙頭或者成雙的動物是母神再生產功能的象征。這樣就使墓冢中作為葬器的玉熊與廟宇中作為神偶的泥塑熊相互照應起來，成為母神職能的不同體現。女神廟中的女神頭像已被考古學家指認為“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祖”（蘇秉琦語）。結合至今在北方流傳的熊祖神話，以及上古時期楚國君王姓熊的事實，熊龍玉像符號背後的意蘊是：“龍的傳人”之中當有重要壹部分為“熊的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