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直轄市之壹的天津市，地處太平洋西岸環渤海彎邊的華北平原東北部，位於海河流域下遊，東臨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總面積1.19萬平方公裏，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來，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文化。對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點，進行簡要的剖析和闡釋，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廂文化、寺廟文化、移民文化、軍旅文化、漕運文化、商埠文化、碼頭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個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態環境，是長期由河流淤積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這座城市生成和發展的原動力。貫穿天津的海河，將北運河、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與渤海溝通起來，直接影響著天津的城市風貌和風土人情。天津城市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河海交匯形成的水文化。以此為濫觴，又派生出運河文化、漕運文化、碼頭文化、鹽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說：“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壹要義。水文化的流動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從村落開始，就借助與水密切相關的魚鹽之利而發展；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後，天津又和黃河、長江水系相連，南糧北運以及鹽業的發展，使天津成為河海交織的航運碼頭，從而促進了漕運、商業、貿易的發展。天津在明清兩代是拱衛京師之門戶、河海轉運的樞紐、貿易繁茂的商埠。在當時，糧、鹽貿易為其兩大經濟支柱，而魚、鹽是天津兩項重要的財源。
2、城廂文化
老城廂是天津形成和發展的搖籃，從建城以來，直至20世紀20年代，老城廂始終是天津市的中心區。1901年，城墻拆除，在原址建成東南西北四條馬路。老城分四個居住區，即東北角、東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築風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東北角和東南角多為商賈富戶，建築宏偉，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區，地勢低窪，是貧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門富，東門貴，南門賤，西門貧”之說。
城廂文化屬於上層儒雅文化，如果說：明正德十壹年（1516），天津記載中的第壹座官署園林——浣俗亭（築於戶部分司官署內），開創了天津上層儒雅文化建設的先河；那麽，天津城四面的門額——“拱北、定南、安西、鎮東”——和鼓樓上津門詩人梅寶璐撰聯——“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壹百八杵早晚鐘聲”——則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裏是文風鼎盛、名流薈萃之地，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文廟、問津書院、會文書院、中營小學等為天津教育的發展居功至偉。嚴修、張伯苓、林墨青、劉寶慈等教育家，在老城裏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裏有名人故居多處，如著名書法家華士奎、實業家範竹齋、古文字專家王襄、教育家馬千裏、書法家孟廣慧、小說作家劉雲若等人的故居。還有大院宅第多處，如倉廒街徐家大院、北門裏卞家大院、東門裏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門裏祁家大院、二道街於家大院、東門裏楊家大院等
3、寺廟文化
有些學者認為，從信仰習俗層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點是媽祖崇拜，因而說“先有娘娘廟，後有天津城”。天津媽祖文化雖地位顯赫，但並不排斥異己、唯我獨尊，在天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以及外來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後宮為代表的媽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廟和祭祀關羽的武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閣、呂祖堂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為代表的伊斯蘭文化，以及以望海樓、老西開教堂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這裏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狀況。究其原因，壹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發展時間不長，傳統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罷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縛力；二是在這座移民城市裏，土著人口較少，故而風俗與信仰處於混雜和互不相擾的局面。
舊時，天津民間信仰多種神靈，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並包、異彩紛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門，孤獨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懼災禍的避禍心理，加之各地移民來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間宗教傳說，就形成了天津民間的多神崇拜。隨著文明普及和社會進步，人們對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廟為名的街巷，作為歷史文化的見證，卻仍活躍在人們的口頭上和記憶中。
4、移民文化
《天津衛誌》載：“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這是說，天津築城設衛之後，商販船家雲集，戍守軍旅常駐，流動人口激增。通過來往於三岔河口的無數船舶，天津城接納了漕運船民、移居商賈、墾戍軍士、破產農戶和外省務工人員，形成“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1845年編寫的《津門保甲圖說》顯示，城內和北部、東部沿河壹帶屬於城區範圍的居民中，土著居民為740戶，僅占全城區總戶數的2·28％。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絕大比重。另外，河北、山東、山西壹帶的農民，成為天津移民的另壹主流。
外來人口向天津的大規模遷移，為天津近代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下層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謀生出路，壹是進入天津近代工廠做工或到商店學徒；二是以碼頭苦力、人力車夫、家庭雇工、理發、垃圾清理、廢品回收為生；三是以沿街叫賣或手工修補為業；四是無業遊民和乞丐。中層移民——中小企業家、知識分子、經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們薈萃津門，成為天津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層移民——軍閥政客、清朝遺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紳，由於失勢下野或逃避戰亂，紛紛遷入天津租界，為城市經濟註入了大量的貨幣資金，同時，又形成了獨特的“寓公文化”。總之，移民文化與天津原生文化的混雜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會生活的多樣化。
5、軍旅文化
十五世紀初年，明成祖朱棣在遷都北京時認為：臨近京畿的海濱無防，猶如庭戶無門，遂調來淮軍前來鎮守，並賜名天津，擴寨增防，按軍事建制設立天津衛。作為軍事衛所，戍守的軍士成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歷代屯田士兵、漕運水手，以及李鴻章駐津的淮軍、袁世凱在津訓練的新軍，都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著軍旅氣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氣和堅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兩代，軍人及家屬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體。軍旅性格中堅忍不拔的硬性，與移民性格中燕趙慷慨的豪情相結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調——豪爽直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見義勇為，以扶弱濟貧、打抱不平為尚。義和團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都顯示出天津人勇猛頑強的性情。在天津歷來的慈善和公益事業上，典型地體現出天津哥們兒的俠肝義膽和古道熱腸。與此同時，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閑事、火氣暴烈，甚至“逞強好鬥、滋事挑釁”的風氣。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形成了早年青幫、腳行、混混兒等得以在天津碼頭獨霸壹方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