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內容摘要：近代前夕，中國文化就像走進了死胡同，壹潭死水沒有壹點兒波瀾。隨後西方文化的傳入為中國文化自省提供了嶄新的參考系，同時也為中國文化之新生創造了難得的歷史契機。然而，歷史的發展見證了歷史的惰性，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來自傳統深處的力量。正視這種力量，並深層次吸收西方文化，才是我們的出路。 關鍵詞：身體化傾向 理性精神 天下情懷 擔當意識
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歷史研究或者別的什麽研究，都是為了“當下”。離開了當下這個“立足點”，任何學科都將喪失生命力。那麽，如何認識當下的中國社會?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給我們提供了壹個獨特的歷史文化視角。 中西比較視閾下中國文化的個性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不得不成為整個世界的壹部分。同時，西方文化的傳入為中華文化提供了壹個全新的坐標系，也給中華文化帶來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發展的契機。壹百多年來，在強大的西方文明的強勢逼迫之下，在喪權失地、被迫簽訂壹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中，很多中國人陷入了“西方文化就是現代化”的無意識。而5000年的民族自尊心又“驅使”我們拿傳統中的東西比附西方文化中的東西，去盡力尋找中西文明的相通之處。誠然，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也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較視閾下成書的，但其著眼點卻不在中西文化的“***通之處”，而在雙方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個性。
和當前流行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是“二人式”的。《論語》裏面的“仁者，人也”是中國文化對人的最基本的“定義”。而從“仁”的字形上來看，就是二人的意思。作為“仁之本”的“孝悌”，更是父子、兄弟的典型二人對應關系。而整個社會的“五倫”，也是父子、兄弟關系的延伸。而縱觀5000年的中國文明史，就是壹部建立在“二人”關系基礎上的“禮儀制度史”。在人類的早期，對社會“選擇”了血緣關系的構建，並以此為基礎從家庭、家族擴展至全社會，是中國文化的壹個特色。因此，“中國人做什麽都必須說成是為了別人才有合法性?”①壹旦離開了“關系”，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就沒有了意義。這種“二人”關系，造成了中國人“他制他律”的人格。
中國文化註重現實，缺乏超越性。在文明開化之時，中國人並不缺少神靈的概念。但是中國人似乎很早就認識到了神靈的虛無性，並創造了高度關註現實的文化傳統。天作為大多數中國人心中壹個“超越”的概念，仍然是人為構建的，因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是降禍還是賜福也取決於世間之人的作為。對於鬼神，中國人向來是“敬而遠之”的。正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至於道家，同樣沒有西方文化中靈魂超越的概念。老子的“道法自然”恰恰是壹種對現實的消極順應;莊子的逍遙遊，則是對個人對現實“關系”的消極逃避，仍然沒有個體靈魂上的積極訴求;後來產生的道教，幹脆直接以追求肉體長生為目的。這種註重現實的思維取向使中國文化呈現壹種泛“身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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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因此，孫隆基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意向是壹個養字——養自己、養雙親、養孩子——而超越個體存在的最高集體境界的‘太平’與‘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養’”。②
為了實現家庭和睦、天下太平，讓普天之下“皆有所養”，中國人對道德的力量特別重視。所以要“父慈子孝”，所以要“君仁臣忠”，所以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欲”。但是，這種道德不是“個體對自己的‘完整性’之維系”，而是指“‘社會道德’，乃由群眾壓力或‘人言可畏’所維持的”。③因為，“父慈子孝”也好，“君仁臣忠”也罷，都是在“二人”關系中確立的。因此，這種道德是壹種“社會角色規範”，它的確立有賴於“人心”的感通。從小處講，這種“感通”有利於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讓人左右逢源;從大處講，這種“感通”將決定人心向背，直接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力量。這種對“心力”的過分強調，給中國文化染上了強烈的泛道德色彩，不但總是將歷史人物“臉譜化”，而且還對現實產生著直接的影響。鴉片戰爭爆發後相當壹段時間內，盲目依靠“人心”抗戰釀造了不少禍國殃民之舉。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的幾種心態
近代以來，外敵的入侵打破了中國社會既有的秩序，同時也向中國輸入了壹種與以往不同的異質文明(西方文明)。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中國人民呈現出了不同的心態。 從1840年算起，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中國人還是以天朝上國自居，視西方國家為蠻邦，其文明也不過是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萬萬不可與天朝上國的禮儀相比。鴉片戰爭期間，前方負責與“蠻夷”談判的官員為了阻止“蠻邦”的公使進京覲見皇帝，竟然會想盡壹切辦法，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而此舉的原因則是他們不夠覲見的資格。後來，洋務運動實踐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但仍然沒有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格局。 甲午以後，國家更加開放，國運卻日趨不昌。在此背景下，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更深了壹層。先是康梁派積極鼓吹君主立憲，仿效日本以圖國家振興，接著便是革命派的興起和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隨後又出現了新文化運動和科玄論戰。從甲午海戰到二次抗日這壹時期，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的心態是復雜的。康梁早期積極向西方學習，但後來卻“反反復復”，康有為落得了壹個保守的罪名，梁啟超經過對西方的考察，也認為“在中國萬萬不可走由革命而民主的道路”。④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自動摒棄了(生物)進化論之必然性所帶來的悲觀情緒，反而有意激發中國人積極競爭以圖存。孫中山畢生致力於革命，以圖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和國，但卻也看到了西方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民生主義，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胡適、丁文江等雖堅持“全盤西化”，但那也不過是矯枉過正的權宜之計，最終目標還是為了取長補短、中西和合。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壹支。它雖然很早就傳入了中國，但引起中國人的註意則和俄國的十月革命不無關系。而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在很長壹段時間內也不過是俄式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中國人，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扶助農工”，***產黨則直接成為***產國際的壹個支部，在很長時期內都直接聽命於莫斯
抗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造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壹思想的武裝下，中國***產黨不僅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自身的力量，還在抗戰勝利後戰勝了國民黨，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國家。但是，這種成功似乎並不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成功，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媒介調動了傳統文化中積極因素。這種“調動”，在特殊情況下固然可以實現“萬眾壹心、天下大治”，但壹旦外在的壓力消失，就會出現“天下大亂”。因此，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因素遠遠多於外來(西方)因素。
面對西方文化，以上幾種心態不盡壹致，但其***有的“中國個性”無疑是壹致的。首先，這些人有意無意地扮演了傳統士大夫的角色，從根本上並沒有擺脫“二人”的思維模式，只不過從單壹的“個人對個人”變成了“個人對國家”，而這也是傳統士大夫的責任所在。其次，這些心態是功利的——為了“保國、保種、保教”——這種“現實主義”同樣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因此可以這樣說，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從來沒有超出“狹隘”的“器物觀”。中國人學習西方，不是為了像修習中國文化那樣身體力行，進而把這壹文化擴展至“人”的整個生活，而是為了“救國救民”。第三，在危急存亡關頭，傳統道德因子得到了最大限度發揮，以“人”為本的文化傳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民族危亡的形勢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擔當感，也逐漸激發了全體人民的擔當感。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對西方文化的“器物”定位，也體現了傳統文化中“事在人為”式的對人之重視，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我們依然宣稱這是壹場“自主”意義上的改革。 對當下中國社會幾個流行現象的文化分析
歷史不能憑空創造，當下的人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毫無疑問，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無論這個轉型朝向哪裏，以下幾個現象都值得註意。因為，這些現象都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
壹是唯“物”主義盛行。自古以來，無神論就在中國文化中居於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以降，定馬克思主義於壹尊，唯物主義也因之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改革放開後唯物主義更是從理論走向實踐，幾乎滲透到人的生活之方方面面，整個社會處處都充滿了唯“物”主義和唯“利”是圖的氣息。這壹現象就像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描寫的昔日之香港，“所發展了的是中國的‘身的文化’”。⑤如果說，在改革伊始物質生活比較貧乏的情況下，人們為了填飽肚子而不得不把精力專註於“物”，那麽在改革30余年後的今天仍然“物質至上”似乎就有些不可思議了。事實上，這種傾向在少男少女的談婚論嫁中表現尤為明顯。女方在嫁人時，大多希望男方能“壹步到現代化之位”，有房有車有好的工作(這意味著“壹輩子的保障”)，而對自己嫁過去後的大半輩子都做了“消極的假設”。對此，男方也願意甚至集兩三代人之力“照辦”。姑且不說這裏面有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但他們為兒孫的婚事如此考慮和付出，實際上已經窒息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二是人的個性得到部分解放。改革開放就是要打破大鍋飯、造平均主義的反。因此，改革以後個人就從以前的集體生活中解放了出來，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主宰自己的生活了。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第壹個個體戶、第壹個鄉鎮企業、第壹個成人用品店、第壹個個人化妝間、第壹張股票、第壹架私人飛機，等等。這壹系列新事物的出現，壹方面是人性回歸之必然。壹旦束縛人性的枷鎖有所松動，在本能的驅使下，人就會自動發展自身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