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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上的掌櫃女兒七巧嫁到了大戶姜公館，婚嫁不般配，只為七巧所嫁的姜家次子患有軟骨病。來到新環境，這是七巧性格壓抑的壹個原因。另壹原因是丈夫，七巧雖有了兩個孩子，可用她的粗鄙話講，連自己也不知道孩子是怎麽生出來的。丈夫還沒有三歲孩子高，平日如癱在床上的壹堆肉。七巧的心理生理都得不到滿足，又是壹重壓抑。
七巧在姜家艱難地開擴自己的天地，她有意無意地用粗鄙蠻橫確立自己的角色地位，弄得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娘家人都厭她怕她。她在姜家無人緣，與丈夫無法交心，她想和小叔子調情，小叔子卻不敢不願招惹她。她嘆息自己的命運，壹想起前因後果就落淚，有時痛苦得簡直要嘔吐。姜家十年，弄得她性情大變，在她嫂子看來，這位姑奶奶像是換了個人，以前不過要強些，嘴頭子瑣碎些，暴躁些，但還有個分寸，如今卻瘋瘋傻傻，說話沒壹點得人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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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以不多篇幅，僅僅用白描，寫了姜公館壹個上午，就將七巧與姜家上下、與自己娘家尤其是七巧畸形生活中的失卻愛、渴求愛但又無法得到滿足的緊張和痛楚，生動展現了出來。
這是小說的前半段，然後時間壹下跨越到了十年以後。這壹跨越，張愛玲用了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從七巧看鏡，先模糊恍惚，定睛再看：“鏡子裏的人也老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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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前後段之間有個過渡性中段。中段內容壹是分家和七巧的大吵大鬧，再是七巧小叔子姜季澤上門，以調情為名行騙錢之實。兩個內容壹虛壹實。虛的意思，如果這部小說中有哪壹段可刪——不是應刪——而無大礙的話，就只這壹段，因為這段雖然凸顯了七巧撒潑抗爭的壹面，但七巧這壹面性格可從前後描述中看出。相比之下，實的壹項卻必不可少，這是七巧性格從乖張走向惡劣、走向全面黑暗的關鍵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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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三公子季澤是個相貌堂堂的花花公子，整天吃喝嫖賭，未分家已將自己名下的家產吃盡還有虧空。分家之後，七巧與兒女搬家另過，壹天，季澤上七巧家來，先假意坦露對七巧愛幕，實際想以此騙七巧賣田。
七巧為突然來到眼前的季澤的愛而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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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裏，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來還有今天！可不是，這半輩子已經完了——花壹般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的錯綜復雜，不講理。當初她為什麽嫁到姜家來？為了錢麽？不是的，為了要遇見季澤，為了命中註定她要和季澤相愛。她微微擡起臉來，季澤立在她跟前，兩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頰貼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還是那個人呵！他難道是哄她麽？他想她的錢——
她賣掉她的壹生換來的幾個錢？僅僅這壹轉念便使她暴怒起來。就算她錯怪了他，他為她吃的苦抵得過她為他吃的苦麽？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來撩撥她。她恨他。他還在看著她。他的眼睛——雖然隔了十年，人還是那個人呵！就算他是騙她的，遲壹點兒發現不好麽？即使明知是騙人的，他太會演戲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罷？
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這廝手裏。姜家的人是厲害的，她的錢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證明他是真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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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了，卻不是。
七巧人生中最大的希冀、生活中最向往的光明的喜悅，就此完結。七巧的反應，張愛玲設計了壹個精彩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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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雖笑吟吟，嘴裏卻發幹，突然跳起身將手裏的扇子向季澤擲過去，扇子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湯淋淋漓漓濺了季澤壹身，七巧罵道：“妳要我賣了田去買妳的房子？妳要我賣田？錢壹經妳的手，還有得說麽？妳哄我——妳拿那樣的話來哄我——妳拿我當傻子——”七巧隔著桌子還想打季澤，被下人死勁抱住了。七巧壹面掙紮壹面怒罵，然而她的壹顆心直往下墜——她很明白她這舉動太蠢，自己在丟人出醜，可她無法控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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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季澤哪裏懂得七巧的心思，他狼狽離去時，還惱怒地讓七巧找醫生看看病。
七巧跌跌絆絆趕到樓上，想在窗戶裏再看他壹眼。無論如何，她從前愛過他。她的愛給了她無窮的痛苦。為了按捺自己，她有時迸得全身的筋骨與牙根都酸楚了。季澤不是個好人，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如果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為什麽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麽壹回事？歸根究底，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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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假象揭穿，七巧遭受了致命的打擊，真假兩面在她面前活生生地揭開，她今後連裝糊塗、欺瞞自己的想象也不再可能，她生活中最後僅有的壹點人性光明面就此熄滅，她原本已開始變態的性格，自此開始急速地沈淪入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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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與現實社會失去了聯系，在家胡亂使性子，打丫頭，換廚子，趕走侄子，心血來潮硬是給女兒裹小腳。女兒長安上新式學堂，七巧為壹塊手帕要鬧到學校去，嚇得長安只能退學，唯壹可能有的脫離七巧的機會就此斷送。
七巧為兒子長白娶媳婦，可新婚當晚，她不讓進洞房，扣住長白為自己燒鴉片。她常常逼著兒子講小夫妻之間事，轉身再當著眾人說媳婦惡毒的下流話。“這是個瘋狂的世界。丈夫不像個丈夫，婆婆也不像個婆婆。”不到兩年，媳婦就給她活活逼死。第二任媳婦進門不久，也吞了鴉片自盡。長白再不敢娶了，就此常在妓院裏走動。
兒子以後，輪到女兒。在七巧惡意唆使下，長安年輕輕也抽上了鴉片，婚事卻拖了下來。幾年後，長安總算找到壹個好人，七巧看不過去出來胡攪，先冷言冷語，繼而惡言相向，最後撒潑破口大罵，弄得長安終於寒心，知道有這樣的母親，任何好事不會成，遲早要出亂子，於是幹脆自我了斷這段她生命中最美好的經歷。七巧還不放過，她將長安對象邀請到家裏，以壹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提起長安的抽鴉片嗜好，終於將對象嚇跑。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四面割著人，像剃刀片，其實她整個為人已猶如壹把到處傷人的剃刀。
七巧得不到愛情，就糟蹋親情，她無處可去，就將家庭作為濫發淫威的舞臺，她無人可面對，就拿自己的親生兒女作踐。她手裏有錢，她也只剩下了錢，這是她出賣終身才得到的，她知道錢的重要，死死抓住手裏的錢。三十年來，可說她始終戴著黃金枷，但她也用那沈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臨死之前，七巧自知，婆家的人恨她，娘家的人恨她，兒子女兒也恨毒了她，可她就像瘋了般地不由自主，她的壹生是個悲劇，她也給其他人制造了無數悲劇。
真正令人悲憤，悲愴，且無從說起。
七巧的性格性情，前面多少還帶點虛寫、側寫，借他人對話出、從旁人眼中看，後半段則正面、照直逼近地實寫和特寫，將其自戕戕人，既得不到就掐死於萌芽、誰也休想得到的漆黑壹團的性格性情，無任何隱晦、赤裸裸地呈現於人們面前，令人心驚膽戰且無可逃遁。
“性格即命運”乎？究竟何者在先？改變了性格即可改變命運？可這壹切，無論性格還是命運，不都是壹階階順流而下？不可避免，無法挽回，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和他走向黑暗，走入人心和人生的地獄。
《金鎖記》有原型。張愛玲的犀利，可讓人們睜開了眼看，我們周圍，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有著無數大大小小的七巧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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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鎖記》，傅雷曾稱之為“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迅雨《論張愛玲的小說》，1944年5月《萬象》雜誌），夏誌清則推之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金鎖記》的寫作發表在《傾城之戀》之先，傅雷的“最完滿”，顯然推崇《金鎖記》在《傾城之戀》之上的。《傾城之戀》巧用的是時空因素，《金鎖記》依靠的是濃描細寫性格，僅此壹點，後者也要高明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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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壹點聯想，順便也寫在這裏，不知是否成立。
由性格寫悲劇，主要寫什麽？寫人物言行，描寫人物言行反映人物性格。這是中國傳統的、也是至今為止小說最主要、最基本的寫法。
以性格寫悲劇，是否有篇幅的限制？或者說最合宜的篇幅？我隱約感覺到，如此寫法，似乎中篇小說最為合宜，《金鎖記》如此，《阿Q正傳》也同樣。當然，《金鎖記》是其中的壹個經典，壹個極品。再短的短篇小說、再長的長篇小說都不適宜。
那，《紅樓夢》呢？
在總體上，尤其在人物最後的歸宿上，可以把《紅樓夢》看成悲劇。可就整部書具體地、細部地看，《紅樓夢》卻不僅僅是悲劇所能框住限定的，它的色彩層次要豐富得多，是“大觀園”和“百科全書”，它不似《金鎖記》那麽集中、簡潔，那麽聚散為整地始終維持著壹股悲涼氣氛，壹氣呵成將人物最終導向了黑暗的地獄。如果《紅樓夢》也似《金鎖記》同樣寫法，如此長篇幅是難以為繼的。
長篇當然也可以寫成悲劇，比如《罪與罰》。可《罪與罰》顯然不同於《金鎖記》，它寫言行，但更多的不是寫言行，而是寫思想，寫觀念，更多的是中國傳統小說所不熟悉也不擅長的心理描寫。僅僅寫言行，不足以維持如此長篇幅，反之，不寫思想也不足以反映人物的全部。因為，《罪與罰》中的人物，究竟不似七巧那麽簡單。如此看來，以言行寫性格的寫法有其局限，所寫人物畢竟還是簡單的，如福斯特所謂“扁型人物”而不是“圓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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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根據構築悲劇的主要因素分類小說的層次高低，只是壹般議論，不定然如此的，決定小說成就的還有其他因素，即便是描寫悲劇的小說。這應不待多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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