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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上的掌櫃女兒七巧嫁到了大戶姜公館,婚嫁不般配,只為七巧所嫁的姜家次子患有軟骨病。來到新環境,這是七巧性格壓抑的壹個原因。另壹原因是丈夫,七巧雖有了兩個孩子,可用她的粗鄙話講,連自己也不知道孩子是怎麽生出來的。丈夫還沒有三歲孩子高,平日如癱在床上的壹堆肉。七巧的心理生理都得不到滿足,又是壹重壓抑。
七巧在姜家艱難地開擴自己的天地,她有意無意地用粗鄙蠻橫確立自己的角色地位,弄得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娘家人都厭她怕她。她在姜家無人緣,與丈夫無法交心,她想和小叔子調情,小叔子卻不敢不願招惹她。她嘆息自己的命運,壹想起前因後果就落淚,有時痛苦得簡直要嘔吐。姜家十年,弄得她性情大變,在她嫂子看來,這位姑奶奶像是換了個人,以前不過要強些,嘴頭子瑣碎些,暴躁些,但還有個分寸,如今卻瘋瘋傻傻,說話沒壹點得人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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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以不多篇幅,僅僅用白描,寫了姜公館壹個上午,就將七巧與姜家上下、與自己娘家尤其是七巧畸形生活中的失卻愛、渴求愛但又無法得到滿足的緊張和痛楚,生動展現了出來。
這是小說的前半段,然後時間壹下跨越到了十年以後。這壹跨越,張愛玲用了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從七巧看鏡,先模糊恍惚,定睛再看:“鏡子裏的人也老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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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前後段之間有個過渡性中段。中段內容壹是分家和七巧的大吵大鬧,再是七巧小叔子姜季澤上門,以調情為名行騙錢之實。兩個內容壹虛壹實。虛的意思,如果這部小說中有哪壹段可刪——不是應刪——而無大礙的話,就只這壹段,因為這段雖然凸顯了七巧撒潑抗爭的壹面,但七巧這壹面性格可從前後描述中看出。相比之下,實的壹項卻必不可少,這是七巧性格從乖張走向惡劣、走向全面黑暗的關鍵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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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三公子季澤是個相貌堂堂的花花公子,整天吃喝嫖賭,未分家已將自己名下的家產吃盡還有虧空。分家之後,七巧與兒女搬家另過,壹天,季澤上七巧家來,先假意坦露對七巧愛幕,實際想以此騙七巧賣田。
七巧為突然來到眼前的季澤的愛而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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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裏,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來還有今天!可不是,這半輩子已經完了——花壹般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的錯綜復雜,不講理。當初她為什麽嫁到姜家來?為了錢麽?不是的,為了要遇見季澤,為了命中註定她要和季澤相愛。她微微擡起臉來,季澤立在她跟前,兩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頰貼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還是那個人呵!他難道是哄她麽?他想她的錢——
她賣掉她的壹生換來的幾個錢?僅僅這壹轉念便使她暴怒起來。就算她錯怪了他,他為她吃的苦抵得過她為他吃的苦麽?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來撩撥她。她恨他。他還在看著她。他的眼睛——雖然隔了十年,人還是那個人呵!就算他是騙她的,遲壹點兒發現不好麽?即使明知是騙人的,他太會演戲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罷?
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這廝手裏。姜家的人是厲害的,她的錢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證明他是真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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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了,卻不是。
七巧人生中最大的希冀、生活中最向往的光明的喜悅,就此完結。七巧的反應,張愛玲設計了壹個精彩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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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雖笑吟吟,嘴裏卻發幹,突然跳起身將手裏的扇子向季澤擲過去,扇子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湯淋淋漓漓濺了季澤壹身,七巧罵道:“妳要我賣了田去買妳的房子?妳要我賣田?錢壹經妳的手,還有得說麽?妳哄我——妳拿那樣的話來哄我——妳拿我當傻子——”七巧隔著桌子還想打季澤,被下人死勁抱住了。七巧壹面掙紮壹面怒罵,然而她的壹顆心直往下墜——她很明白她這舉動太蠢,自己在丟人出醜,可她無法控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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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季澤哪裏懂得七巧的心思,他狼狽離去時,還惱怒地讓七巧找醫生看看病。
七巧跌跌絆絆趕到樓上,想在窗戶裏再看他壹眼。無論如何,她從前愛過他。她的愛給了她無窮的痛苦。為了按捺自己,她有時迸得全身的筋骨與牙根都酸楚了。季澤不是個好人,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如果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為什麽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麽壹回事?歸根究底,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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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假象揭穿,七巧遭受了致命的打擊,真假兩面在她面前活生生地揭開,她今後連裝糊塗、欺瞞自己的想象也不再可能,她生活中最後僅有的壹點人性光明面就此熄滅,她原本已開始變態的性格,自此開始急速地沈淪入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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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與現實社會失去了聯系,在家胡亂使性子,打丫頭,換廚子,趕走侄子,心血來潮硬是給女兒裹小腳。女兒長安上新式學堂,七巧為壹塊手帕要鬧到學校去,嚇得長安只能退學,唯壹可能有的脫離七巧的機會就此斷送。
七巧為兒子長白娶媳婦,可新婚當晚,她不讓進洞房,扣住長白為自己燒鴉片。她常常逼著兒子講小夫妻之間事,轉身再當著眾人說媳婦惡毒的下流話。“這是個瘋狂的世界。丈夫不像個丈夫,婆婆也不像個婆婆。”不到兩年,媳婦就給她活活逼死。第二任媳婦進門不久,也吞了鴉片自盡。長白再不敢娶了,就此常在妓院裏走動。
兒子以後,輪到女兒。在七巧惡意唆使下,長安年輕輕也抽上了鴉片,婚事卻拖了下來。幾年後,長安總算找到壹個好人,七巧看不過去出來胡攪,先冷言冷語,繼而惡言相向,最後撒潑破口大罵,弄得長安終於寒心,知道有這樣的母親,任何好事不會成,遲早要出亂子,於是幹脆自我了斷這段她生命中最美好的經歷。七巧還不放過,她將長安對象邀請到家裏,以壹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提起長安的抽鴉片嗜好,終於將對象嚇跑。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四面割著人,像剃刀片,其實她整個為人已猶如壹把到處傷人的剃刀。
七巧得不到愛情,就糟蹋親情,她無處可去,就將家庭作為濫發淫威的舞臺,她無人可面對,就拿自己的親生兒女作踐。她手裏有錢,她也只剩下了錢,這是她出賣終身才得到的,她知道錢的重要,死死抓住手裏的錢。三十年來,可說她始終戴著黃金枷,但她也用那沈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臨死之前,七巧自知,婆家的人恨她,娘家的人恨她,兒子女兒也恨毒了她,可她就像瘋了般地不由自主,她的壹生是個悲劇,她也給其他人制造了無數悲劇。
真正令人悲憤,悲愴,且無從說起。
七巧的性格性情,前面多少還帶點虛寫、側寫,借他人對話出、從旁人眼中看,後半段則正面、照直逼近地實寫和特寫,將其自戕戕人,既得不到就掐死於萌芽、誰也休想得到的漆黑壹團的性格性情,無任何隱晦、赤裸裸地呈現於人們面前,令人心驚膽戰且無可逃遁。
“性格即命運”乎?究竟何者在先?改變了性格即可改變命運?可這壹切,無論性格還是命運,不都是壹階階順流而下?不可避免,無法挽回,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和他走向黑暗,走入人心和人生的地獄。
《金鎖記》有原型。張愛玲的犀利,可讓人們睜開了眼看,我們周圍,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有著無數大大小小的七巧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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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鎖記》,傅雷曾稱之為“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迅雨《論張愛玲的小說》,1944年5月《萬象》雜誌),夏誌清則推之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金鎖記》的寫作發表在《傾城之戀》之先,傅雷的“最完滿”,顯然推崇《金鎖記》在《傾城之戀》之上的。《傾城之戀》巧用的是時空因素,《金鎖記》依靠的是濃描細寫性格,僅此壹點,後者也要高明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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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壹點聯想,順便也寫在這裏,不知是否成立。
由性格寫悲劇,主要寫什麽?寫人物言行,描寫人物言行反映人物性格。這是中國傳統的、也是至今為止小說最主要、最基本的寫法。
以性格寫悲劇,是否有篇幅的限制?或者說最合宜的篇幅?我隱約感覺到,如此寫法,似乎中篇小說最為合宜,《金鎖記》如此,《阿Q正傳》也同樣。當然,《金鎖記》是其中的壹個經典,壹個極品。再短的短篇小說、再長的長篇小說都不適宜。
那,《紅樓夢》呢?
在總體上,尤其在人物最後的歸宿上,可以把《紅樓夢》看成悲劇。可就整部書具體地、細部地看,《紅樓夢》卻不僅僅是悲劇所能框住限定的,它的色彩層次要豐富得多,是“大觀園”和“百科全書”,它不似《金鎖記》那麽集中、簡潔,那麽聚散為整地始終維持著壹股悲涼氣氛,壹氣呵成將人物最終導向了黑暗的地獄。如果《紅樓夢》也似《金鎖記》同樣寫法,如此長篇幅是難以為繼的。
長篇當然也可以寫成悲劇,比如《罪與罰》。可《罪與罰》顯然不同於《金鎖記》,它寫言行,但更多的不是寫言行,而是寫思想,寫觀念,更多的是中國傳統小說所不熟悉也不擅長的心理描寫。僅僅寫言行,不足以維持如此長篇幅,反之,不寫思想也不足以反映人物的全部。因為,《罪與罰》中的人物,究竟不似七巧那麽簡單。如此看來,以言行寫性格的寫法有其局限,所寫人物畢竟還是簡單的,如福斯特所謂“扁型人物”而不是“圓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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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根據構築悲劇的主要因素分類小說的層次高低,只是壹般議論,不定然如此的,決定小說成就的還有其他因素,即便是描寫悲劇的小說。這應不待多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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