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師德標準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壹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麽樣,其風範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壹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麽要任命壹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壹管,怎麽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壹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裏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準,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壹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壹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布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準,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壹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範”,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壹個師表風範,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準.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壹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藥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壹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麽會有那麽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範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壹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壹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壹致、以身作則,又怎麽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麽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壹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裏,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壹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兩者是統壹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壹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壹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範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壹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壹”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範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壹物非吾心之當愛,無壹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壹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範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壹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壹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采用. 順帶說壹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壹,又叫“教條”、“學則”、“軌範”、“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壹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裏,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壹番,精神收斂壹番,講論壹番,道理開發壹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範.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壹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範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誌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壹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鹹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範：其壹,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壹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壹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妳,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妳,壹天到晚都願意追隨妳、親近妳.用妳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準,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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