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種新見解：金庸對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來越低”嗎？——追求“統系”，致入誤區——金庸小說中傳統文化由多元構成——郭靖乃儒墨文化***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對傳統文化既有贊頌又有揚棄——黃藥師父女嘲諷了什麽？——袁崇煥、顧炎武、黃宗羲的例證——反正統並不等於反傳統壹
金庸小說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廣大讀者都會有的***同感覺。我曾在壹篇文章中說：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這裏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壹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像陳世驤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1)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產物。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遊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沈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它們都證明著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但說到金庸小說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比方說，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間的看法顯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臺灣遠流公司出版的《絕品》壹書中，舒國治先生的文章就說“金庸書中隱隱透出‘文化空無感’”(2)，只是語焉不詳。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績的大陸學者陳墨先生，也在1994 年發表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3)壹文中提出金庸小說“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義（無論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陳墨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這是壹個明顯的事實。第壹部書中的陳家洛，到第二部書中的袁承誌，到第三部書中的胡斐、第四部書中的郭靖、第五部書中的楊過..在文化程度上明顯地壹個不如壹個。而後來的狄雲、石破天等主人公幹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許相當簡單：那就是金庸不喜歡儒生，不喜歡文人，不喜歡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還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不僅文化程度越來越低，而且越來越不通世故。這不僅表明作者對主流文化的壹種否定，同時也是對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厭棄。”陳墨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從對儒生乃至壹切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的懷疑和批判，發展到對壹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與非主流）的懷疑與批判，這是壹條不容忽視的思想線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識的獨特之處和深刻之處。”
也就是說，在陳墨先生看來，金庸小說對傳統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劉衛國先生則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壹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認為《飛狐外傳》與《射雕英雄傳》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俠義精神托孤給儒家”；由於對儒家思想的“反叛與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俠侶》是金庸反叛儒家規範的壹次半途而廢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嶽不群這個“代表著儒家文化的‘父親’終於被弒，表明金庸對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俠義精神全面沒落的深刻反省”；《天龍八部》體現了“佛法無邊”，但對慕容復、段正淳等依然“無能為力”；“到了《鹿鼎記》，金庸則為俠義精神唱出了最後的挽歌”，通過韋小寶這壹“中國文化的怪胎”，“俠義精神最終被金庸親手埋葬”。
劉衛國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終點竟是徹底的失望”。這同樣認為金庸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采取了絕望和虛無的態度。
金庸小說果真像上面幾位先生說的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示了虛無、否定和絕望嗎？如果允許我們“跟著感覺走”，恐怕得不出這種結論。金庸幾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俠魂，謳歌義氣，他認為“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壹次又壹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5)。具有這種認識的人，實在難以想象居然會對傳統文化采取“虛無”態度，居然會將俠義精神“親手埋葬”。
事實上，陳、劉二位都對金庸小說存在壹些誤解，他們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雖有道理（陳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處），但總體結論很有偏頗。這樣的論斷同壹般讀者的閱讀印象，距離實在太遠了！也和金庸小說的創作實際，距離太遠了！
金庸小說***十五種三十六冊，創作和改定的時間前後長達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創作《書劍恩仇錄》之初，就設想好未來要寫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題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樣構成壹個龐大的形象體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寫壹部構想壹部（能多構想壹兩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復自己而已。武俠小說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壹般都不高，至於具體設計，恐怕只能視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與周圍人物的相互關系，作品情節發展與主題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並非按作者事先設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順序排列的結果。況且作品實際情況也並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以金庸較晚的幾部小說主人公為例：《天龍八部》中段譽是大理國王子，他自己對鐘靈說：從小“爹爹請了壹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壹位高僧教我念佛經”(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養；喬峰、虛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過壹點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現的楊過、狄雲、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後的《鹿鼎記》，主人公除韋小寶外，還應該算上壹個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壹篇文章中將康熙與郭靖、喬峰並列為“男主角”
(7)）。金庸小說確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至於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壹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於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匯的形態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壹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8)這裏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適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裏是以綜合的形態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於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著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壹家、某幾家的若幹觀點，他本人卻似乎並不特別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態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采取壹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態度。令狐沖那麽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確把握金庸小說內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壹。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壹個側面。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著爭論和鬥爭，卻並不壹定是妳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時還是殺了少正卯。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只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11)，全國變成壹個沒有圍墻的大監獄，終於民怨沸騰，二世而亡。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漢初有壹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內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於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壹個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態度上非常入世，接近於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產者的利益，喜歡幹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態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曾國藩號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幹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復遵釋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寫的壹篇文章中曾說： 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壹變，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並行。中國壹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眾，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於遁世與消極。..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復。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壹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壹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壹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壹類的歸宿為結局。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誌，以至《射雕》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雕》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壹部《鹿鼎記》仍是如此。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隱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重視責任和社會規範之人大致走的是第壹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以兼善天下為目標的是我小說中的第壹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壹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壹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壹番積極意義。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內涵。(14)
可見，即使都是隱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註意了其間的區別，同時又采取兼容態度的。
這裏有必要考察壹下《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的郭靖形象。壹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壹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育的典型。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舍身救世。墨家對戰爭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別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樸、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麽傻。除非在涉及氣節壹類問題上，儒家壹般並不主張拼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壹面。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他還稱贊：“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這點上，儒家有點接近於道家，而不同於墨家。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壹批熱心腸人，真會拼命硬幹的。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遊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我們決不能僅憑壹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復雜，要進行具體分析。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並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致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17)這段話寫在1989 年， 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嶽不群是偽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壹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麽，《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確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小說從他與鰲拜的鬥爭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寧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壹面。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得知臺灣遭遇嚴重臺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賑濟。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康熙治國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於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著鼻子走，只讓他們為自己所用。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嚇出壹身冷汗，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麽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壹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歷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標準。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讀《鹿鼎記》而只看見壹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壹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有什麽變化。《鹿鼎記》的出現，標誌著金庸的視野由武俠小說向歷史小說轉移。聽說金庸現在正準備寫秦末漢初的歷史小說，這壹意願如能實現，那麽《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壹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