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派的簡介

“戰國策派”，又稱“戰國派”。是抗戰期間興起的壹個以林同濟、雷海宗、陳銓（都是留德出身）等人為中心的文化流派。1940年，他們在昆明創辦了《戰國策》半月刊，翌年又在重慶《大公報》上開辟《戰國》副刊，發表壹些推崇尼采“超人哲學”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言論，故得此名。

“戰國策派”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不遺余力的，但他們的出發點是壹種國家主義，而非個人主義，這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不同之處。五四時期雖也出現了國家主義，但五四時期的國家主義還僅僅局限於宣揚國家至上與民族至上，對政治民主化壹般還持贊成態度。而“戰國策派”則不同，他們將國家主義進而發展成為壹種權威主義，認為國家要發展，就必須有壹個穩定的政治重心；而要獲得壹個穩定的政治重心，就必須拋棄政出多門的民主政治。雷海宗說：“政治問題雖然千頭萬緒，但最少由表面看來，壹個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為重要的，因為政局的穩定與否，就由元首產生時的平靜與否而定。近年來吃了群龍無首的大虧之後，國人已漸覺到首領的必要；此次抗戰尤其增進了這種認識，我們已有了全民族所絕對擁護的領袖。”（《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當然，“戰國策派”內部在某些問題上也是有區別的。林同濟相對而言應算是壹個激進的反傳統者，但陳銓與雷海宗卻對儒家持有更為寬容的態度。但他們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國家等於壹切，其它都是手段。

“戰國策派”為了保證以民族為本位，幾乎是不擇手段的，由於在他們看來，“重個人”的民主政治不利於國家在“重團體”的戰國時代取勝，所以民主政治便在他們的反對之列。也正因為此，論者壹般都以為他們在大後方公開宣揚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政治，不是受到當局的慫恿，便是受到當局的默許。

雖然“戰國策派”對於尼采的哲學思想是十分向往的，但目前未發現他們有類似希特勒反猶、排猶那樣的種族主義觀點，他們甚至努力將世界人民所***棄的法西斯主義與自己所傾慕的德意誌文化區分開來。陳銓說：“希特拉的納粹主義，就是德國人也有反對的。但德國民族精神和思想的獨到處，連堯舜禹湯也要認為有效法的價值。”（《狂飆時代的德國文學》，《戰國策》第13期）

從他們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這壹點看，“戰國策派”與蔣介石確實如出壹轍。但目前還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說二者具有某種直接或間接的“合作”關系。但可以發現，他們有不少對國民黨當局含沙射影的諷刺。如林同濟就說過：“我們社會中現有的中上層分子，妳看他們的面目頭顱，他們的心肝五臟，究竟是合於那壹格的標準呢？他們錢是有的，而且愈來愈多。他們身分更是高的——只須頭銜是官。卻是他們中間，有多少個是眉目清秀？有多少個是雙肩闊方？有多少個是心腸中正？有多少個是指頭老實？”（《優生與民族——壹個社會科學的觀察》，《今日評論》第1卷第23期），等等。

抗戰時期，亡國亡種的威脅為民族主義的勃興提供了壹個絕好機會。然而，在這種前提下產生的民族主義，也存在壹個問題：即極易蹈入非理性的泥潭。其最突出的壹個表現就是：為了保全國家，可以不擇手段！抗戰時期許多知識分子之所以對民主政治棄如敝屣，其原因即在於此。

以馮友蘭、賀麟、錢穆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與以林同濟、雷海宗、陳銓為代表的“戰國策派”，即是將這種非理性化的民族主義推向了極致。但他們所高揚的愛國主義旗幟，對當時流行的“恐日癥”、“求和論”不啻於是壹付解毒劑。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戰國策派”，有壹點是壹致的：即“抗戰到底”！

以下為壹些作品：

[1] 林同濟《戰國時代的重演》

[2]何永佶著，《為中國謀政治改進》商務印書館印行，1945年8月重慶初版，1946年6月上海初版。“政治外在論”，原載於1940年4月15日戰國策半月刊，原名“大政治”。

[2] 林同濟《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重慶《大公報》1942年3月25日，《戰國副刊》第17期。

[3] 雷海宗《歷史警覺性的時限》

[4] 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林同濟、陳銓主編，大東書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濟，“形態歷史觀”

[5] 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林同濟、陳銓主編，大東書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濟，“形態歷史觀”

[6] 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林同濟、陳銓主編，大東書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濟，“形態歷史觀”

[7] 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林同濟、陳銓主編，大東書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濟，“形態歷史觀”

[8] 林同濟《文化的盡頭與出路——戰後世界的討論》，《文化形態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