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建築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建築在類型、功能、材料、施工等方面的日益復雜，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壹般工匠無法勝任建造房屋的全部工作。而作為與近代建築相伴而行的建築師行業在中國就有了興起的必要。近代中國建築學留學生是以西方建築師為藍本選擇和接受這壹社會職業的，因此，他們責無旁貸地成為“建築師”在中國得以確立的推進者。在這個過程中，將西方意義的“建築”移植到東方，由沒有姓名的“工匠”轉變為強調個人的“建築師”，這壹過程無疑是長期、沖突而曲折的。留學生建築師清楚地認識到建築師尤其是中國建築師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近代中國早期新建築的設計，基本上被國外的建築師所壟斷，這些不同國籍的設計者，在設計中幾乎都是照搬本國通行的建築風格，這壹時期在中國的國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外國建築。針對這種狀況，留學生建築師柳士英深刻地指出，建築是文化的體現，中國傳統建築應該“個性之不可消滅，在示人以特長”，而中國建築讓外國人來設計則“因人情風俗之不同，削足適履，固所難免”，因此，中國的建築就應該由中國人來設計。柳士英痛心於其時的中國無自己的建築師，建築設計市場被洋人壟斷。而這種局面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才開始得以改變，這壹時期，壹批建築學留學生學成歸國並陸續開設了建築師事務所。較早開設建築師事務所的建築學留學生正是秉著中國建築應由中國建築師創造的專業理念和愛國熱情，沖破種種阻力在被外籍建築師壟斷的設計市場為中國建築師贏得壹席之地。留學生建築師不僅認識到建築師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同時也清楚地意識到建築師這壹社會角色應該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的梁思成1932年在給東北大學建築系畢業生的信中寫到：“在對於社會上所負的責任，頭壹樣便是使他們知道甚麽是‘建築’，甚麽是‘建築師’”
留學生建築師通過各種努力擴大建築師在社會中的影響，其中，中國建築師學會的成立首推其功。1936年發表的《中國建築師學會小史》壹文這樣記載，到國外專攻西方建築的有識之士“歸而服務社會頗得國人之信仰，此後雖人數漸多,亦散處四方，各自為政”，學會成立壹年後，終“漸為社會所註意”。至於建築師的性質與定位，留學生建築師從不同的角度各有自己的理解。梁思成指出，“建築師的知識要廣博，要有哲學家的頭腦，社會學家的眼光，工程師的精確與實踐，心理學家的敏感，文學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質的他應當是壹個有文化修養的綜合藝術家。”[6]55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的著名建築師楊廷寶指出建築師的目的是為人類提供合理、合法、合用的生活和生存環境，建築師應該有壹種整體思想和社會責任感。而童寯建築師則針對當時建築界的某些不良風氣特別強調建築師的職業道德，他講到，“壹個好的建築師，首先應該是壹個好的知識分子。有獨立的思想，有嚴謹的學風，有正直的人品，才會有合格的建築設計。”
留學生與建築設計風格和思想
建築作品是建築師思想的有力表達，中國近代建築作品的形式在留學生建築師的影響下經歷了從“洋式”風格回歸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到逐漸和現代建築接軌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留學生建築師特有的建築設計思想及價值觀。
（壹）留學生與近代中國傳統建築的復興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建築史上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築為特征的“洋風”時期，這個階段學成歸國的建築學留學生人數尚少，充當中國洋式建築的設計主體是外籍建築師。這壹時期的洋式建築過於註重建築的形式和藝術性，而忽視了建築的功能及成本預算等問題，這為中國傳統建築的復興埋下了伏筆。南京國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後，懷著強烈民族意識的歸國留學生在中國建築界掀起“中國固有形式”建築的探索熱潮。他們既有國粹主義文化觀所制約的傳統道器建築觀念，也有國外建築教育所帶來的學院派建築理念。這兩種建築思想雖然是不同質的，但是在建築價值觀念上存在著***同點：建築創作的重點集中在建築風格上，註重建築的外形，致力於歷史樣式的延續和模仿。對於同時具備這兩種建築思想的近代建築學留學生來說，兩種觀念很容易產生***鳴。因此，復興的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很自然地成為西方折衷主義建築思想在中國的壹個新品種，學院派的設計思想和設計手法都非常適用於近代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創作。這段風潮的主要時段是1927-1937年，大批20世紀初回國的建築學留學生的創作實踐和學術研究，成為近代中國傳統建築復興並產生變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留美生呂彥直關於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的民族形式設計方案於1925、1926年在競賽中獲頭等獎並得以實施，成為中國傳統建築近代復興的前奏。呂彥直所設計的南京中山陵是中國建築師探索中國傳統建築形式的開山之作，也是近代時期最優秀的民族形式建築作品。其中西建築語言融合，在基本維持傳統建築形式的基礎上加以創新，體現了既受過西方建築學專業教育訓練又熟諳中國傳統建築精神的中國建築師的創意。
（二）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現代主義建築的興起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建築界正是中國建築師的“自立”時期，在西方現代主義建築設計興起的潮流中，中國留學生建築師在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同時，也表現出對現代建築的熱情，他們以各自的理解，通過建築實踐和理論研究，推動了現代主義建築思潮在中國的傳播。莊俊作為中國建築師學會的創始人和會長，在經歷了“仿洋”風潮和復古風潮之後，依然能夠追隨現代主義建築思想。由莊俊所設計的上海大陸商場、孫克基產婦醫院是其接受現代主義建築思想，設計風格發生轉向的力作。留美生範文照1927年在上海開設建築師事務所之初，與同時期的其他建築師壹樣，設計思想沒有走出“復古”與“折衷”的歷史局限，但是到了30年代初，隨著現代主義建築之風在上海刮起，範文照立刻領悟到其先進性並進而轉向提倡現代主義思想。1934年，範文照撰文對自己早年在中山陵設計方案競賽中“摻雜中國格式”的復古手法表示了反省，呼籲“大家來糾正這種錯誤”，並提倡與“全然守古”徹底決裂的“全新推新”的現代主義建築，他甚至提出了壹座房屋應該從內部做到外部來，切不可從外部做到內部去這壹由內而外的現代主義建築設計思想，贊成“首先科學化而後美化”。留學英國的陸謙受和吳景奇則提出了他們對現代主義建築思想的獨到理解，他們指出，壹件成功的建築作品，第壹不能離開實用的需要，第二不能離開時代的背景，第三不能離開美術的原理，第四不能離開文化的精神[9]。梁思成在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同時也在關註著現代主義建築。1930年他在《天津特別市場物質建設方案》中提出，在新的時代，“建築式樣大致已無國家地方分別”，“此種新派實用建築亦極適用於中國”。梁思成還將他的現代主義建築觀付諸於實踐。他與同是留美建築師的夫人林徽因以現代主義建築手法分別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和女生宿舍樓。與梁、林二人壹樣，更多的建築師是通過他們默默的設計創作來倡導現代主義建築風格，他們的現代主義建築作品對世人產生了重要影響。
留學生對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的認識
近代中國在營造學社成立之前，國人對傳統建築並沒有系統而科學的研究。這是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等級之分，工匠的地位較低，等級最高的士大夫並不屑於把工匠的技藝當回事，更不用說向他們學習，研究他們的思想了。梁思成在《為什麽研究中國建築》壹文中指出，“中國金石書畫素得士大夫之重視，各朝代對它們愛護欣賞，並不在文章詩詞之下……獨是建築，數千年來。完全在技工匠人之手。[10]”梁思成認識到，建築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和結晶，我國有著燦爛的民族文化和歷史悠久的古建築，因此，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建築史。其時，日本學界已開始研究中國建築，梁思成深感中國古建築研究的緊迫性，他講到：“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整理自己的建築史，那麽早晚這塊領地會被日本學術界所占領，作為壹個中國建築師，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基於這樣的信念，梁思成於1931年加入從事中國古建築研究的中國營造學社，開始了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在中國古建築研究領域與梁思成並駕齊驅的的另壹位先驅者劉敦禎，其在留學日本期間，認識到中國傳統建築是東方建築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人並未意識到研究本國建築的重要意義，這令人痛心！劉敦禎歸國後放棄了安逸的生活加入營造學社致力於中國古建築的研究。梁、劉二人開創性地把實地調查與測繪的科學方法運用到古建築研究中來，正是他們不畏艱辛的付出，作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傳統建築，向世界顯示了它那不盡寶藏的輝煌與豐富。作為中國傳統建築文化化身的梁思成對傳統建築文化的肯定不僅體現在古建築研究上，也體現在古建築保護和建築設計思想等方面。解放初期，梁思成在關於北京城的建設上提出了“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建議將古城墻、牌樓、箭樓、四合院民居、王府等都保存下來，另建新城於其傍。只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這壹建議未被采納。1957年，梁思成看著被拆掉的廣安門、地安門流淚了，他講到“拆掉北京的壹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壹塊肉；扒掉北京的壹段城墻，就像扒掉我的壹層皮。”北京舊城是保留著中國古代規劃，具有都市計劃傳統的完整藝術實物，這個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貴無比的。當時，北京的城墻、城樓、箭樓和環城的護城河，以及城內的皇家宮室、園圃、壇廟和富有特色的四合院居住區都相當完整，如全部保存下來將是舉世無雙的瑰寶，並作為中華民族具有高度智慧和創造力及燦爛古代文明的見證屹立於世界的東方。梁思成的意見和建議雖未被采納，但其在歷史上和理論上是永遠閃光的。梁思成當年壹個人的心痛在今天已成為整個國人之心痛！梁思成在建築創作形式上提出了“中而新”的思想，即用“具有現代的中國特色”來要求我們的建築創作。具體解釋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化”，即“有民族的歷史、藝術、技術的傳統，用合理的、現代工程科學的設計技術與結構方法，為適應人民大眾生活的需要的建築。”
的確，建築是歷史的反映，每壹座建築物都忠實地表現了它的時代與地域特色，總是把當時彼地的社會背景和人們所遵循的思想體系經由物質的創造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建築物將屹立幾十年、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承載著壹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其體量之巨、容量之大、時間之久遠、視覺之醒目、對心靈刺激之深刻，遠非其他載體所能望其項背。而反觀中國當今的城市化建設，當我們驚呼千城壹面、千樓壹面，找不到城市特色，看不出故鄉韻味的時候，才開始反思，我們的歷史文化名城、帶有濃厚地域特色的眾多城鎮，究竟需要什麽樣的建築形式？我們的中華文化、民族特色和精神需要寄托在什麽樣的城市載體上？以梁思成為首的建築學有識之士，為我們留下的這些不朽財富，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總結和繼承，並開拓出今後的民族文化建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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