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現代人的思維來理解，反彈琵琶給人的第壹感覺就是在“炫技”。即使穿越回大唐，這樣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飛天和彈琵琶都是敦煌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藝術表現形式，飛天在梵文中被稱為香音神，在佛經中稱為“天人”，她們通常會像壹只勤勞的小蜜蜂壹樣活動在佛的周圍，要麽護佛，要麽聽候佛的差遣，由於長著翅膀，辦事效率可能比較高。
我國漢代壁畫的飛天形象還長著翅膀，到了唐朝翅膀沒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古典特色的飛舞的飄帶，且有了唐人特色，體態豐腴，頭朝下從天上蜿蜒而下，彩帶飄飄，流雲落花襯托，動感十足。它象征著自由、快樂、吉祥和幸福，深得畫家們的喜愛，張大千就畫了不少飛天形象的畫，盡管爭議也不小。
除了飛天，彈琵琶這壹技藝也是敦煌壁畫中反復出現的藝術形象。反彈琵琶在壁畫中並不止壹次出現。它在涉及五代時期、盛唐、中唐時期和宋代時期的窟畫中均出現過，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理解敦煌壁畫中的“反彈琵琶”。
從舞蹈動作來看反彈琵琶，很顯然這是壹種亦舞亦奏的表演形式，舞者左手高揚按弦，右手反擡撥弦，左足踏地，右足吸腿反擡，身體以腰部為中心呈S型。
從壁畫上舞蹈動作，很明顯可以看出不同於壹般意義上的中國古典舞或民間舞，而是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異域文化。
中國的傳統舞蹈大多是謙遜保守的，很少有腳部動作，習慣運用上肢語言表達，手部動作在舞蹈中幾乎占據百分之五十，誇張而實質性的富有跳躍感的動作並不多。
簡言之，中國傳統舞蹈姿態在很多情況下所體現的是壹種內在的美感，動作的韻律和形神之美。且舞蹈服裝也相對比較保守，不會直接展露人體肌膚。其東方藝術魅力在於“寓露於藏，藏中透露”。
西方舞蹈的***同特性則主要表現在對性情的表達上，舞者所展示的是體態上的形式美感，壹般沒有特別的精神寓意，展示更多的是壹種個體的性情美感，渴望自由與飛翔的豪放情感。比如芭蕾、華爾滋、弗拉門戈、布魯斯等。
但殊途同歸，東西方的舞蹈都受到各自獨特歷史文化的影響。反彈琵琶作為壹個舞蹈動作，正是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特點。
首先，從舞蹈服飾來看，舞者上半身幾乎是裸露的，下半身則配有褲飾，到腳又是裸露在外。舞蹈形象並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保守形象，但是舞者身上的彩帶卻是具有古典特色的。
其次，從舞者的動作來看，呈現S型的線條。“欲前先後”、“逢左必右”是中國舞蹈運用比較多的動律。東方古典舞蹈的瞬間姿態美，壹般要兼顧頭、肩、胸、胯、膝和踝的異向扭動，從而形成S 線條。壁畫中的舞者肢體呈曲線，單腿立地支撐，斜出胯而另壹腳收勾，整體都在突出壹個“圓”字，包括道具。
再者，我們看舞者膝蓋以下的裝飾，還有脖子上頭上的項飾，都是佛門圖案蓮花的標識。耳朵及耳朵上的飾物，包括舞者的神態，飾品顏色的搭配，都充滿了濃濃的佛教文化。而且裸露上半身，在佛教文化中也有著相對應的宗教故事。
因此，可以說，通過反彈琵琶這個舞蹈動作，恰好見證了唐朝文化的高度開放性，融合性，以及唐朝人的包容性。反彈琵琶是大唐文化壹個永恒的符號“反手撥弦自在彈，盛唐流韻裊千年”。
工匠們擺脫了傳統思想的束縛，在藝術上進行了再創作，融合了印度、西域、中原飛天的文化，與舞者相比，琵琶在此起到壹種陪襯的作用。
從彈奏樂器來看作為舞蹈道具，琵琶頻繁出現在北朝到隋唐的漢地窟畫中，舞蹈者或懷抱琵琶，或側身倒彈，或昂首斜彈，而唐朝詩人詠琵琶的名詩也不少，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王昌齡的“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說明琵琶這種樂器在唐朝非常流行。言外之意，唐人使用這種樂器的技藝也是相當高的，反彈琵琶確實有“炫技”的成分。
琵琶作為撥弦類的鳴樂器，也是由印度經龜茲傳入內地，龜茲位於絲綢之路的新疆段，也是政治文化重鎮，經濟也發達，這個地方的石窟藝術更加久遠。敦煌莫高窟也有參考借鑒吸收轉化的成分。
在漢傳大乘佛教中有四尊守法天神，名曰四大天王，其中東方持國天王也是手持琵琶，持國意為慈悲為懷，護國土護眾生。琵琶發出的法音則寓意來護住眾生。
因此，工匠們將常見的流行樂器並帶有宗教色彩的琵琶引入壁畫中，同時將唐人在琵琶上的高超技藝反彈琵琶繪入其中，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總之，反彈琵琶作為壹種又奏樂又跳舞的表演形式，集高超的彈奏技藝、絕妙的舞蹈本領、優雅迷人的姿態，宗教色彩和東西文化，都集中在了舞者的肩上，顯得勁健而舒展，迅疾而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