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風格的特征

　中國文學運動由於自己的語言特點以及中國哲學、倫理的影響，形成了壹些與外國文學不同的特征。　漢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語言文字之壹。漢語言文字對中國文學的形成和建設起著巨大的作用：①容易引起具體意象。由於漢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其自身排列有時就會引起某種具體的意象。例如賦和駢文，就大量運用同形旁的字。中國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造成了壹種獨特的審美效果。②漢字壹般為單文獨義、壹字壹音，這就使中國詩歌的音節變化有了壹整套獨特的謹嚴的格律，並且在外觀上構成整齊對稱的形式美。③漢語有四聲，詩人們利用漢語言的這種特性，寫詩時註意字聲安排，於是近體詩（五言律詩、絕句，七言律詩、絕句）、詞、散曲等詩歌體應運而生，並統領詩壇達千年之久。詩歌充分利用四聲變化，造成了節奏鮮明、抑揚頓挫的藝術效果。④文言文作為特殊的書面語言，可與日常用語長期分離而保持官方語言的地位，這就發生了文學在文言和白話兩個不同的軌道上運行、內容與形式皆有巨大的差異的現象。　中國文學，除了因為漢文字語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還具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學觀念體系。這種觀念體系受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所支配，其思想淵源在於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影響中國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壹，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標準的道德觀念；其三，是以“天、地、君、親、師”為次序的倫理觀念；其四，是以“允執其中”（《論語》）為規範的中庸哲學。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詩文以教化為功用的中國文學在內容上偏重於政治主題和倫理道德主題。將文學視為政治的附庸和說教的傾向壹直被當作壹種無可非議的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樂、宦海的浮沈、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人生的聚散、綱常的序亂、倫理的向背等，壹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旋律，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還是戲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學和教化觀念，給中國文學帶來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但同時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釋放，自由個性的迸發和自我意識的開掘，尤其是“ 存天理、滅人欲 ”的理學觀念，使文學蒙上了理性主義的煙靄。上述內容特點並行的是“中庸”美學追求。中國文學講求中和之美，“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壹般不把情感表達得過分熱烈。中國舊體詩大都感情節制，思想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同樣表現出濃厚的理性主義色彩。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是互為補充的，儒、道、釋3家也常常合流。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有相異和對立的壹面，又分別給予中國文學以不同側面的影響。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儒家繼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則本著“無為”之旨，發展了獨善思想。在中國文人身上，積極入世和消極避世思想往往交織在壹起，彼此消長。在文學作品中，這種現象有著鮮明的表現。如果說“兼善天下”與“獨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補的人生趨向，那麽，慷慨悲歌與憤世疾俗，則成為古代知識分子常有的心理狀態和藝術意念。雖然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學總體風格的影響占著主導的方面，但老莊哲學對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種影響有兩個方面：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觀點揭示了藝術中虛和實、無和有的辯證法，指出“有生於無”。對於形成中國文學含蓄精練的藝術表現形態上的特點起有異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學極強調以虛寫實，以靜寫動的表現方法。中國文人不喜歡纖毫畢現地直接描述，而把藝術感覺、藝術想象的空間留給讀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尋，追索那些不可言傳的大音、大象——美的極致，創造出無聲勝有聲的藝術境界。②“大制不割” 、“道法自然”。“不割”即強調壹種自然的完整性，強調自然的純樸、素樸、渾樸。然而，至高無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這裏強調的是壹種自然的美。因而，中國文學藝術家向來把刻苦的技巧訓練與不露刀斧鑿痕的無技巧境界結合起來，“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是大多數中國作家畢生孜孜以求的藝術境界的寫照，也是他們藝術道路的真實反映。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影響，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相比，大體上說，西方文學顯得直截了當、率性任真，中國文學則委婉曲折、含蓄深沈；西方文學傾向於鋒芒畢露深刻廣大，中國文學則傾向於綿裏藏針機智微妙；西方文學尚壹瀉千裏的鋪張，中國文學則尚尺幅萬裏的濃縮。這種審美觀在總傾向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