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俗都不是壹成不變的，民俗的傳承過程，同時也就是變異的過程，過年的民俗風習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無論中日，莫不如此。
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以前，和中國壹樣，是過陰歷年的。但從明治五年起，卻改過公歷（陽歷）年，而將陰歷年廢止了。這不能不說是個很大的變化，從此與中國每年過兩次年有了區別。然而有意思的是，傳統的過年習俗，從除夕到元宵的種種行事，如祭祖、迎神、守歲、拜年、發紅包（壓歲錢）等等，在日本卻保存完好，只是把行事的時間移到了新歷元旦期間而已（當然，日本的新年習俗也包含著許多新的時代因素）。返觀中國，農歷（陰歷）新年始終比公歷元旦受到重視，雖屢有新派人士表示不滿，意欲取消陰歷年，但民間不予理睬，故至今未能改變。 近年來，政府尊重民意，把農歷新年（俗稱春節）的假期定得與五壹、十壹兩大政治節日壹樣長，都是七天，並采取不少措施，保證物資供應，特別是保證交通，讓數千萬外出打工的農民能及時返鄉過年，還花大氣力組織春節文娛和旅遊活動，這樣，傳統意味濃重的陰歷年，比起只放假壹天的公歷元旦，就更顯得隆重熱鬧，成為中國今日唯壹能與五壹、十壹並列的民俗節日，三者構成了中國當代的“三大節”。可是仔細考察，又不難發現過年習俗在今天的中國，也發生著種種變化。正在從傳統社會快步走向現代的中國，過年習俗壹方面有所傳承，壹方面又不斷發展和增添著新的因子。下面試從送竈、守歲、拜年、迎財神和過元宵等幾個主要關目變與不變的各個側面，對過年習俗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作壹些分析。
1、 送竈
臘月二十四送竈，至今仍是中國南北許多城鎮鄉村居民過年的第壹個大關目。不過，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卻很少或幾乎不再進行（郊區農村除外）。關鍵是現代生活中的竈與炊，已與古代的土竈炊煮根本不同，竈王爺的地位變了，重要性減弱了，不但竈君，就是整個神鬼系統，與人的關系也不像古代那麽密切了，城市人祭竈送竈以與天帝神鬼溝通的需要和熱情自然大減。
鄉鎮人們的送竈，其規模和虔誠程度，也有不小變化，總的趨勢是變小趨弱。比如以前有所謂“官三民四船家五”的俗諺，是對送竈時間有早晚這壹現象的反映，也成了某種不成文規定，即官府送竈在二十三，民家送竈在二十四，生活於水上的船民需到二十五才能送竈。這種排序明顯是標誌著官府的霸權和社會的等級，也說明當時人對祭送竈神的重視——連賄賂鬼神，都要讓官府優先！在陸地無立足之地的船民沒有固定的竈，就被排在了最後。但是這種現象隨著官府乃至當官人家對送竈的淡漠，早已發生變化。到了今日，官府祭竈已成歷史，城市居民幾乎不再送竈，廣大鄉間農村的送竈只是壹種傳統的、慣性的行為，又有什麽必要、什麽人來堅守此種秩序？當農村中更年輕的壹代成長起來，祭送竈王爺將成為壹種由祖輩傳下來的陳年故事，將只剩下壹句老話、壹個概念而已，他們會更加無意也無法去認真執行了。人和神的關系，在現代生活中呈疏離態勢，人更關心也更在乎的，是人自身，即使在傳統的春節，人也不像從前那樣把與神的關系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把與神溝通，求神“上天言好事”作為首要的、最重要的事來辦。
實際上，祭竈行事的變化並非從今日始，也非此壹端。比如，上古祭竈，乃老婦之事。《禮記?禮器》篇的鄭玄註曾說到竈乃老婦之祭。 老婦料理壹家人的飲食，整天圍著竈臺轉，年終由她們主祭竈神，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後來變了。因為竈神是壹家之主，老婦的地位與之便不匹配，故改由男性家長來主祭。發展到後來，祭祀竈神時，婦女竟連看都不許看了。清《畿輔通誌》及《光緒順天府誌》均引《帝京景物略》說北京人的祭竈：“今男子祭，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 女子不但不能看祭竈，女孩子連祭餘的糖果也不能吃，大人們編出令她們害怕的禁忌，嚇唬她們絕不要有吃祭餘糖果的非份之想，也可謂用心良苦矣。然而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所以在實際生活中又有些微調整，如同是北京，特別是鄉下，便采用男子主祭，負責敬香上供，女子在壹旁陪祭的形式，主次依然分明，但闔家***祭，就似乎少了些刻板氣，多了些人情味。 這種小的調整原因很多，而積累多了久了，量變便會導致質變。事實上，今日的祭送竈君，恐怕已絕無限制婦女參與的情況，無形中推翻了“女子不得祭竈”的定律。
在新年祭竈的日子裏，中國不少地區近代以來仍保留著“跳竈王”的習俗。臘月二十
四“丐者儺於市，二人扮男女為竈公、竈姥，持竹葉、冬青奔舞東西，謂之跳竈王。又有壹人扮鐘馗持劍，壹人扮小鬼對舞，沿門而乞。” 這種風俗的淵源應與古老的驅儺巫術有關，而又有所發展。如從未聞竈王曾成家，為與驅儺有儺公儺母的習俗相合，乃為他配上壹位竈姥；又結合過年期間的跳加官、唱喜歌等活動，遂形成壹種新的樣式。至今日，各地鄉鎮還有不少會作此種表演的人，在新年或平時喜慶的日子裏（如店鋪開張、人家生子之類）即興演出，既為節日增歡，亦為自己謀取生資。
祭竈習俗漸趨淡化，但在時間概念上，從臘月下旬進入過年階段的意識，在現代還是普遍存在著。農村中，此時已非農忙，可以較多精力用於籌備過年；城市中，除學校外，雖尚未放假，但人們從市場的變化、廣告的渲染，從各單位的工作安排，也感到快要過年了。以往在除夕之前需要進行的撣塵清掃、美化環境、沐浴凈身等事，從這時起也就會被抓緊進行起來。
2、守歲
除夕雖在新年的前壹天，但卻算得上是過年的第壹個高潮，而今依然如此。壹切的節日準備在此夜必須完成，明天將另有壹系列活動，家庭主婦們也要好好休息暫不忙碌，於是，年三十往往成了最忙亂的壹天，對於上班族來說，尤其如此。
現代人仍習慣地稱除夕為“大年三十”，在外工作和旅行的人，至遲必須在這天下午趕到家中，多數人是早於這天回來，沒趕上年夜飯，會感到極大遺憾。當代中國的城鄉正在發生巨變，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者們跑得離家多遠都不怕，但回家過年卻總是他們內心熱烈的盼望。數千萬（壹說近億）打工者回家過年，過年後重返工作地，這給每年臘月中下旬至正月中下旬這段時間的交通運輸帶來巨大壓力，加上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往往也選在此時探親，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春運”高潮。中國政府，特別是交通部門每年都需對“春運”作出特殊安排，傾全力予以保障。然而，近十幾年來，盡管情況漸有改善，屆時各火車站、汽車站、航空港購票之困難，票販子（俗稱“黃牛”）的囂張，候車現場的擁擠混亂，仍然是沒有親身經歷者所難以想象的。這已成為中國過年的壹大新特色，其形成的表層原因很多，而深層原因則與傳統的習俗與觀念分不開。
為了尊重傳統習俗，為了安撫實在回不了家的打工者，各地很重視他們在過年期間的生活，有時特地為他們組織文娛活動。自古以來，在外飄泊的文人寫過許多除夜思家的哀苦詩篇。直到今日，過年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依然是壹件讓人同情的事。在中國不論南北，不論民族，幾乎人同此心，這就是過年民俗擁有數千年不衰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除夕的傳統過法，有較多的儀式，如掛像祭祖、供奉神饗，乃至跪拜磕頭、鞠躬行禮等等，這壹套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還很流行，特別是在壹些鄉紳之家。如魯迅小說《祝福》所描寫的紹興魯鎮的魯四老爺家，就極典型。
現代的趨勢則是這壹套由簡化而漸趨消亡，但變化的速度並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家，變得慢壹些，還能看到舊儀的片段留存。至於傳統帶有驅鬼避邪巫術意味的掛青松，懸桃符，貼門神，放爆竹等等，則有變形的保存。現代人仍喜歡在新年期間置門松，掛青蒲，在室內插鮮花，在門上貼春聯春畫（內容如招財進寶、福祿壽三星、關帝、觀音）或倒過來的“福”字；仍喜歡放鞭炮或煙花，近年來煙花的花樣和大小，都有很大發展。但現代人做這些，多數只是為了美化環境，為了增添喜氣，為了自己愉悅，很少或幾乎不再關註傳統的祈求禳祝和驅逐鬼祟的含意。在民俗傳承中，形式留存而內涵變異，老傳統與時代因子巧妙結合，可以說是壹種規律性的現象。
由於現代傳媒的發達，也由於對民眾熱烈反響作出回應和刻意鍛造，壹種新的過年習俗正在形成之中，那就是每年除夕晚上闔家團聚同看“春節晚會”。在日本則是***看“紅白歌唱大賽”。除夕闔家團聚本是傳統節俗，以前多是饗祭祖先，家人圍坐，閑話家常，聚餐守歲，大人喜歡打麻將或撲克，孩子們則拿壓歲錢，放煙花爆竹，等待著新年鐘響。現在除壹切照舊外，還可收看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除夕守歲變得更有意思了。1983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第壹次組織並播出春節晚會，大受歡迎，以後每年都搞，至今已有二十年，成為壹個極受演藝界和民眾關註的保留節目。在電視機尚屬稀罕之物的時代，這檔節目不但把闔家人團聚起來，甚至把幾家鄰居乃至全村百姓團聚在壹起。隨著電視機的普及，團聚的規模小了，但全家圍坐***看這檔節目，仍是除夕夜的突出現象。上文講到各地為留城過年的民工安排文娛活動，讓他們看上春節晚會，便是主要內容。曾有人質疑春節晚會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它的組織過程和藝術質量。誠然，這裏需要改進之處很多，而可以施展的天地也極廣闊，但它必須繼續下去，唯壹而根本的理由是全國人民需要它。如果由於長期堅持，不斷改進，新年春節晚會的播出和觀賞成為壹種健康的新民俗，那無論如何是壹件好事。
3、 拜年
傳統的拜年是加強和潤滑人際關系的有效手段。現代人對此認識更深，行事亦更為自
覺，故此風至今不衰，且有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除原本親戚朋友、同事師生之間的過年走訪基本照舊外，也繼承了“團拜”的形式，即在某個範圍或團體圈子之內，選擇壹個地點，約定壹個時間，作有組織的集體互拜。這既是壹項有意義的活動，又可簡化和減少個別走訪的程序和時間。而且這樣做，在非常親密的人之間也並不形成約束，團拜之外，仍不妨單獨走訪。行之既久，團拜形式也稍有變化，大抵是改成正式放年假之前，在各單位或團體舉行聯歡，此日，凡能出席者都會出席，甚至可攜帶家屬（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聯歡會上，單位首長講話，同事聊天，表演壹些節目，吃些糖果花生，既是年終的告別，也算新年的團拜，此種做法日漸盛行，有形成風俗之勢。有的較大單位，為避免下屬給上司拜年的繁冗，還實行壹定領導層的團拜。往往是在年前擇定壹日，各級官員皆到，進行簡單儀式，互致年終慰問和新年祝賀。而由國務院、人民政協主持的春節招待會，雖是壹次政治性活動（溯源也許可追至古代朝廷的元日朝會，但性質和形式已有根本不同），同時也有藉會見各界代表而向全國各界拜年之意——主持者的講話中，往往直接點出這層涵義——至今也已形成習慣，向新民俗演變著了。
年假時間有限，而需要拜年的對象又多，有的還不在壹地，怎麽辦？中國古人早就采取送達名刺（上書本人名字、籍貫、官職及敬賀語）以代親臨拜謁的辦法。最初的名刺用途只是為通報姓名，與拜年尚無關聯，這在秦漢時代就已出現，隋唐時，謁見長者貴人，也往往先是投刺，得到允許才正式拜會。至宋代，開始將名刺用於年節的拜賀，但並不限於過年。周密《癸辛雜識》雲：“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簽名於上，使壹仆遍投之，俗以為常。” 這裏說的是“節序交賀之禮”，可見用得頗廣。同書又說：“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看來，宋人的名刺發展到後來，其大小已頗像今日的名片了。送名刺對完成禮節而又節省時間，自有很大好處，但用濫了卻也蛻變為冷漠的客套虛禮，為人所詬病。到了現代，由於書寫載體的進步，再結合外來的經驗，便發展出賀年片和賀年卡來。這樣，不但壹國之內可以通過郵政方便地賀年，而且給世界各地的朋友賀年也不再是難事。前幾年，中國電訊事業發展很快，電話開始普及，費用逐步降低，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人們，便又轉而采用既快捷又省事的電話拜年手段。近年隨著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電腦進入千家萬戶，於是，從網上發賀卡拜年已極為尋常，拜年的民俗行事遂進入無所不能的虛擬空間。這也非常符合節約紙張、節約可貴的木材資源的理念。
科學技術還在繼續發展，人類的通訊工具還會長足進步，未來的賀年方式將產生怎樣的新變？現在還難以具體預測。但即從手機功能不斷增長的事實，就足以讓人相信，年輕的壹代將獲得更多更有趣的新型聯絡方式，包括拜年的方式。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形式怎麽變，拜年總是壹種民俗遺存，其實質也總是為了增進或潤滑人際關系。形式的不斷變化與本質的相對穩定，就這樣辯證和諧地統壹著，只要本質不變，形式應是愈多樣愈現代愈好。
當然，任何事物發展過分難免會向負面轉化，宋代以名刺拜年變為士大夫虛文浮禮的教訓，在虛擬的電子世界無限膨脹起來的時候，值得及時認真的註意。試想，倘若故弊重現，人們以科技手段表達的並不是發自肺腑的真實感情，而不過是壹種現代的虛禮，那實際上豈不是對拜年民俗淳樸本質的取消和否定嗎？
4、 迎財神
迎財神是過年行事的重要壹項。這項活動以往就有，壹直延續到近現代。許多地方誌
上有年初五迎財神的記載。迎接的方式很多，可以到寺廟磕頭獻金、行禮祝禱，也可在家中燃燭掛像，焚香膜拜。清同治《上海縣誌》載：“（正月）五日，接財神，用鮮鯉擔魚呼賣，曰‘送元寶魚’。至暮轟飲，曰‘財神酒’”。 這是帶有祈求巫術意味的舉動。北方在這天則有“過破五”和“送窮”習俗， 前者規定年初五有不能打破器皿和說不吉語，後者以壹定儀式恭送“窮鬼”，應屬禁忌與禳祝性質的活動。無論祈求、禁忌、禳祝，動機都在於驅逐窮困，企望財富。因為迎財神是個吉利的日子，許多商家對此均極重視。往往前壹日即為財神設祭，長桌上供以魚肉果品，點上香燭，由老板率領店員逐壹叩拜禱祝，然後燃放爆竹。次日店鋪開門，可望能發利市。而跳加官、舞財神和唱喜歌者，即以此日在店門前表演、乞討，店家不得哄趕拒絕，要給表演者年糕吃，或給壹些錢。
這類民俗行事在新中國，因種種原因有相當長壹段時間處於消歇狀態，近年則不但恢復，且有變本加厲、日益熾烈之勢。本來各地民眾在民俗節日所祭之神名目繁多，不壹而足，如筆者2000年參加河北趙縣二月二龍擡頭節俗活動，在廣場搭建的大棚內，親見四鄉民眾所供奉的各色神靈菩薩牌位不下百位，諸神挨挨擠擠列於壹個棚下。唯獨財神，竟另外享受獨居壹棚不與諸神混雜的待遇，鄉民叩拜供奉，亦均給予單獨特殊更為豐厚之香燭物品。由此壹事，足可推想財神在今日民眾心目中地位之崇。
平常節日尚且如此，過年迎財神，當然更為隆重。各地的具體日子和做法不盡相同，或在初壹，或在初二，以初五最普遍。但不管是哪壹天，過年必有迎財神之舉，則全國從南到北幾無例外。如東北壹帶是初二祭財神，初五迎財神。據雲初五是財神生日，又稱“接五路財神日”，所謂五路財神，有種種說法，或雲五神是壹家兄弟，生前劫富濟貧，仗義疏財，死後不改本性，求之甚靈；或雲乃東路招財，西路進寶，南路利市，北路納珍，中路玄壇之謂。其中玄壇即趙公明元帥，是最受尊崇的壹位財神。此外還有文、武財神多人，比較熟知的如比幹、範蠡、關帝和財帛星君等等。人們對財神供之唯謹，從初壹到初五焚香不斷，初五更要燃燈放鞭，增設祭品，對之虔誠行禮，恭迎其降臨。
前引《上海縣誌》說其地迎財神要用活鯉魚，此風在長江口壹帶至今頗盛。過年時，大小人家愛用活鯉魚掛於紙印的龍門上，直觀地喻示“鯉魚跳龍門”之意。民間以為鯉魚跳過龍門就變成了龍，“魚化龍”意味著命運的徹底改變，地位的巨大飛躍，從此就要交好運了，讀書人就會當官，商人就會發財，等等。據說此風北方也有。東北供財神，也用活鯉魚，挑紅色的，兩條，還要用紅絲線拴上，繞在正中央。這叫“壹魚兩水”，也叫“吉慶有餘”。
上海壹帶從來商業氣氛濃厚，人們對財運至為關心，春節迎財神自然格外受到重視。近年由於經濟政策開放，生產與商業均較繁榮，商人們覺得生意好做，錢好賺，源源出現的商機激發了他們無窮的欲望，使他們對發財抱著更大的期待。即使普通人家，也希望明年收入狀況有所改善，如提高級別，增加工資或買獎劵得中之類。於是，從初四夜至初五淩晨，全城除嚴禁放爆竹的地方外，必定鞭炮聲大作，四野響成壹片，連綿不斷，其聲勢與除夕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本來上海人有年初壹清晨去寺廟燒頭香以祈福的習慣，現在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又特別是生意人，更喜歡選擇年初五趕早去燒頭香，覺得這更有利於迎接財神，故滬上幾大名寺，如靜安、玉佛、龍華、老城隍廟等，此日必定人滿為患。以龍華寺為例，初五趕燒頭香的人逐年增多，到去年，幾乎出現“人軋坍” 現象，連出高價買了初五入寺燒香的人，都未必能進得去。初五入廟的票子越來越貴，固然給寺廟帶來可觀的收入，但也給腐敗創造了新形式。有人就將這種票子當成賄賂佳品。有的生意人除自己爭取燒上頭香外，也會買此票送給有關官員，其性質與用蜜糖塗抹竈王爺的嘴相似。
迎財神習俗的復熾，很能見出中國部分民眾今日的心理和生活狀態。他們不願繼續貧窮，而已有望致富，或已相當富有，但尚嫌不足，故雖明知財神保佑實屬虛妄，也寧可信其有，不想怠慢，更不想得罪。現代人之迎財神，在形式上是對古代祭祀禱祝神鬼儀典的傳承，但在內涵上，卻有不小的變化，簡言之，是敬畏神明的成份大為減弱，而為人自己的動機格外突顯了。在民俗傳承中，形式與內涵的關系是非常復雜而微妙的。
5、 過元宵
元宵節是個節中之節，從正月十五到十七，它本身有三天時間，有壹套約定俗成的行
事規範，同時，它也是春節的壹部分，元宵過去，春節才算正式結束。元宵節的產生本與祭神祭祖有關，例如古代鄉間祭紫姑神，即定於此日。但如前所述，元宵節又是古代壹年壹度的全民狂歡節，在由古至今兩千多年的時間裏，這兩層涵義都得到了傳承，只是傳承的程度有別。如今各地元宵節情形大致是，祭神祭祖的行事雖仍存在，但已較前簡單省略，有些內容，如祭祀紫姑神，已經消失；過節的重點更加偏向於商業的銷售、民間的飲食與娛樂，“為人”的色彩日益濃厚。然而，像唐宋時期那樣皇家、貴戚、官員與民眾傾城參與的情景，卻也不復重現。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主要是春節長假（七日）的法定化和內容的不斷豐富（包括某些活動時間的遷移，如各地廟會多選在春節長假中舉行），而元宵節則並無假期，大部分人已需上班在崗，唯農村尚有余暇，故其熱鬧程度，至少在城市，已呈減弱之勢，而古代元宵節的狂歡主要是在城市。與古代相比，今日的元宵節已難稱狂歡節了。目前中國有假期均為七天的三大法定節日，即五壹、十壹、春節，其中是否有壹個可能演變為新的狂歡節？這還需看節俗的發展。
古代元宵節的壹個重要關目是觀燈，燈彩的名目花樣極多，散見於《東京夢華錄》之類古籍的記載之中。制作燈彩作為壹種傳統的民間工藝，壹直傳到近現代，其演變趨勢是手工紙帛制作技藝日漸衰微，有的絕技甚至因民間藝人過世而消亡，而現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卻使元宵燈彩獲得新的生命，壹方面是新式巨型燈彩呈現爭奇鬥艷，壹方面傳統的觀燈猜謎之類活動有增無已，物質生產條件的進步，直接導致了元宵燈彩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也促進著元宵節俗傳統與現代生活的結合。
元宵節的特殊食物，在北方叫“元宵”，在南方叫“圓子”或“湯團”。盡管這壹天街上的小吃應有盡有，但元宵或湯團卻是每家必不可少的食物。北方的元宵與南方的湯團除大小有別外，重要的區別在做法。壹個是用切成塊的餡料放在微濕的米粉中反復轉滾而成（元宵，較大），壹個是用水磨糯米粉做外皮，裹餡而成（湯團，較小）；而且餡料也因南北口味不同而頗有差異。元宵餡料多用芝麻花生小豆紅果之類；湯團種類較多，分寧式（寧波）、蘇式（蘇州）、揚式（揚州）、廣式（廣州）、川式（成都）等等。以寧式論，其餡除用芝麻拌豬油丁捏成外，也用鮮豬肉剁成的，廣式與之接近，而揚式還有以青菜香幹為餡的。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南方湯團頗有入侵北方之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還買不到南方湯圓，到八九十年代，南方的湯團在北京的食品店已隨時隨處可見。南方食品習俗向北方流動，這是壹例。
正月十五家家戶戶吃湯團元宵，盛況至今依舊。這圓圓的糯米甜食，在古代本為祭祖敬神而制，而今已成大眾美食。吃過元宵湯團，年就算是真正過完了，元宵節為傳統的過年劃上了完美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