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明代
壹、明代的政府組織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時期，同時也是世界近代史的開始時期。從明迄今，六個世紀，五百多年，西方歐洲走上壹個新的近代史階段，中國也復如是。明以後接著就是清，我們要了解清代，該先了解明代，現代中國大體是由明開始的。可惜的是西方歷史這壹階段是進步的，而中國這壹階段則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來講，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壹個皇帝來獨裁，這壹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若論漢、唐、宋諸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皇權相權是劃分的，其間比重縱有不同，但總不能說壹切由皇帝專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據正史記載，因宰相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受了這個教訓，從此就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他並說以後他的子孫也永遠不準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沒有宰相的，清代也沒有。所以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到明代有壹大改變，即是宰相之廢止。
沒有宰相了，又怎樣辦呢？從前唐代是三省分職制。壹個中書省，壹個門下省，壹個尚書省。到了宋代，門下省退處無權，給事中大體也如諫官般，變成和宰相對立，很少能對詔諫行使封駁權。其時的宰相，則只是壹中書省。自元迄明，中書省還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書省廢去，只留中書舍人，僅是七品小京官，其職守等於壹書記。在唐代，中書舍人是代擬詔敕的，現在只派成管文書與抄寫之職而止。給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卻還有封駁權。中書門下兩省都廢了，只剩尚書省，但尚書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設了，於是尚書省沒有了長官，改由六部分頭負責，就叫做六部尚書，這是壹種禿頭的尚書，在唐宋時，六部中每部的第壹個司稱本司，如戶部有戶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禮、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書省則有尚書令，為正長官。左右仆射為副長官。現在明代則等於升本司為部長，六部就只是六個尚書，變成壹個多頭的衙門。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這些尚書都是二品大員，這已經是當時最高的官階了。
此外有壹個都察院，是由禦史臺變來的，專掌彈劾糾察。全國各事都在都察院監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來，並稱七卿。
七卿之外，還加壹個通政司，壹個大理院，則稱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國中外壹切奏章送給皇帝的，都歸通政司，這是壹個公文出納的總機關。大理院主平反，壹切刑法案件到最後判決不了，有什麽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書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這都是司法機關，朝廷壹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會審。
上述的九卿，實際上只前面七卿比較重要，後面兩個卿就不重要了。在這九卿之上，更無首長，所以明制是有卿而無公，成了壹個多頭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戶部，政府諸長官全成平列，上面總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則有大都督，全國有五個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個衛），他們都只管出外打仗時帶著兵。至於征調軍隊，壹切動員工作，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職權內。
明代政府，經過這樣的改變，壹切大權，就集中到黃帝。我們若把明代政府這樣的組織，來回頭和漢唐宋各代的傳統政府壹比較，便知以前宰相職權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雖說壹切事權集中在皇帝，究竟還有歷史舊傳統，亦並不是全由皇帝來獨裁。有許多事，是必經廷推、廷議、廷鞫的。當時小官歸吏部尚書任用，大官則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撫總督開會來公開推舉，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單獨決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決，這叫做廷議。倘使有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了，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獄，這叫做廷鞠。這壹制度，本來漢代早就有，朝廷集議大事，屢見正史記載，可見壹切事，還不是全由皇帝獨裁的。
再說給事中，他官階雖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壹個很重要的官。明代給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書六部分六科。如戶部給事中，兵部給事中，禮部給事中，故又叫六科給事中。大抵這個人靜悉財政，便派做戶部給事中。那個人懂軍事，就派做兵部給事中。皇帝詔書必經尚書，始分部行下全國。此六科給事中仍可有封駁權。如關於財政問題，上面命令到了戶部，戶部給事中，就可參加審核，發表意見，這好像現在西方政府中的專家智囊團。只要他們不同意，仍可原旨退還。而且給事中並無大官，可以各自單獨發表意見。遇到廷推、廷議、廷鞠，他們也可出席。壹般說來，他們的意見是很受尊重的。若他們表示反對，在當時謂之科參。往往六部尚書因為科參，束手無策，只有把原議擱下。這仍然是當時君權之壹節限。
乙、明代內閣制度
然無論如何，在明代，壹切事，總之是皇帝最後總其成。但皇帝壹人當然管不盡這許多事，因此我們就得講壹講皇帝的秘書處。明代皇帝的秘書處，當時稱為內閣。秘書便是內閣大學士。因為皇帝在宮裏辦公，他需要幾個秘書幫他忙，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這些處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就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原本的官階只五品，而六部尚書是二品，可見內閣學士在朝廷上地位並不高。上朝排班，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的下面。今且說這些大學士做些什麽事情呢？在太祖時，內閣學士不過像是皇帝的顧問，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他們，聽他們意見，做皇帝之參考。奏章批答，從前是宰相的事，現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壹壹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由皇帝吩咐下來，這事怎樣辦，那事怎樣批，他們只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照理，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據當時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壹日，先後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裏的奏章，***有壹千壹百六十件。每件奏章裏，有講壹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計有三千二百九十壹件事。此因中國地方大，壹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當預聞的事當然多。遠從秦始皇帝時，早已把天平秤著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況到明代？那時，西方還沒有現代像樣的英、法諸國。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小國家，不論疆土那麽小，政治規模也簡單得可憐。這當然不能與中國比。試問當時偌大壹個國家，件件事要經皇帝批核，這當然很困難。我們試看北平故宮，前面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面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來辦公，距離既相當遠，北平之氣候九月就結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凍，早上天氣尤其冷。而中國政府傳統習慣，會議上朝，總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會，皇帝也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了。壹般做官人，多半住宮城外，遠的如前門外騾馬市大街等處。早上跑進皇宮有很遠的壹段路，騎著壹匹馬，帶著壹個仆人，掌壹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還得下馬，仍準騎馬的只有少數幾個人。壹律須先到朝房，靜候皇帝上朝。皇帝出來，天還沒大亮，遇到天氣寒冷，那時也沒有近代的防寒設備。火爐很簡陋，生些炭火，不過擺擺樣子而已。明制壹天有三次朝，稱早朝、午朝、晚朝，如實則皇帝要三次出面見群臣及民眾。明制常朝有兩種：壹叫禦殿，壹叫禦門。禦殿又稱內朝，是在大殿內朝會議事。禦門是到奉天門，就在陽臺上，讓老百姓也可以見面說話。現在西方國家有什麽大集會，還有在陽臺上講話的風氣，我們稱這是壹種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實清朝故宮的午門，就是與被皇帝和民眾見面的陽臺，不過這種制度清朝沒有行，但明朝卻有。皇帝壹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煩。明太祖是開國皇帝，天下是他打來的，以前他是皇覺寺和尚，掃地挑水也幹過，他有這樣精力，可以做獨裁的皇帝。明成祖也還是親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從北京打到南京來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親裁庶務。再下去的兒孫，生長在深宮，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這樣做。甚至不能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裏老等著，也不能群臣們說了話，皇帝無辭可答。後來皇帝便只有偷懶，把政權交付與內閣，閣權慢慢地重起來。
不過閣權雖重，而他們的官階還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內閣大學士都由尚書兼，這樣壹來，內閣學士地位雖不高，尚書地位是高的。同時也和宋代般，他們都有經筵講官。經筵講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讀書的，那是皇室的老師。由曾任這些官職的人來兼內閣大學士，自然和皇帝關系是既尊且親了。所以明代的大學士（皇帝私人秘書）以六部尚書（政府行政長官）和曾任經筵講官（皇帝的老師）的來兼任，他們的地位就尊嚴了。然而明朝大學士的官銜，卻始終是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譬如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之類，他的本官還是尚書，大學士還是壹兼職。直到明代亡國，大學士還是壹個五品官。不過上朝時，他以尚書身份而兼大學士，已經是站在其他尚書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軌論，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職。所以明代內閣大學士，就官制論，絕對不能和漢唐宋時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論。
然而明代大學士，他在官職上的地位雖然低，他在政府裏的權任卻很高。因為壹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他們手。太祖、成祖時代，皇帝自己處決事情，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大學士自然只如壹秘書。後來皇帝年輕不懂事，事事要諮詢大學士意見。而且皇帝因於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學士們時常見面，內外壹應章奏，現由大學士看過，拿壹張小簽條，寫出他們意見，附貼在公事上，送進宮裏，在由皇帝細閱決定，這在當時叫做“條旨”，就是向皇帝分條貢獻意見的意思。又稱“票擬”，是說用壹個小條子（即票）擬具意見，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過，拿這條自撕了，親用紅筆批下，名為“批紅”，亦稱“朱批”。批好拿出去，這便是正式的諭旨。在唐代，壹切政令由宰相擬定，送皇帝畫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擬旨。現在明代，則壹切詔令，皆出皇帝親旨，大學士只替皇帝私人幫忙，全部責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職，卻並無辦法，算只有給事中有時可以封駁。給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過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說是由皇帝獨裁了。不過碰到大事情，皇帝還是要到文華殿、武英殿來同那批大學士當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內閣寫了條子送進皇宮給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們應知明代的天下，將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親自在內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內閣，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甚至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於是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壹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裏去。最有名的就是萬歷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裏大臣都沒有見過他壹面。當時人傳說他抽大煙，真假不知，不過這也很可能。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天啟，前後壹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但我們也不能盡怪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們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宮，而要處決壹應國家大事，這何等的不容易。無怪他們要怕事偷懶，避不上朝。我們只該怪明太祖訂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廢宰相而由皇帝來獨裁政事，那壹制度確實在要不得。
現在再說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面，於是皇帝和內閣中間的接觸，就多出壹重太監上下其手的機會。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裏，太監變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壹切最高最後的決定權。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把來當作包魚包肉的廢紙用。這種黑暗腐敗，在歷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監領袖稱司禮監，明代政制最壞時，私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當初太祖定制，壹面廢去宰相，壹面卻也預防到太監預聞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鑄了壹塊“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裏。可見太祖心裏盡明白，廢了宰相，由皇帝來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於得弄權。正如漢武帝把相權攬在宮裏，也預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後預政，所以要先把母後賜死。這些可有之流害，他們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這是他後人遵守了，始終沒有敢違背。至於不準太監幹預政事，他後人卻沒有遵守。明代太監預政，就比任何朝代幹預得厲害。這哪裏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這種情形下，外面弄得沒辦法，內閣學士若真要做點事，也必須先勾結太監。因為內閣見不著皇帝面，非結合太監，壹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層。明代有名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這是近人所推中國歷史上大政治家之壹個，但他也只能結合太監，才能攬實權。在神宗萬歷還沒有做皇帝時，張居正就是神宗的師傅。神宗做了皇帝，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而且又是內閣大學士。然而先生見不到學生面，大學士照政制論，是無法主持政令的。於是張居正只有同司禮監勾結，他才能舒展抱負，來策動當時的政事。但當時朝臣大家都反對張居正，說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不該弄權專政。這批評實在也不錯。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長官，他們只須聽命於皇帝，並不須聽命於內閣。若內閣和六部發生意見，六部可以說：妳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此是權臣，非大臣。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觀點上是大有分別的。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的地位的。在中國傳統制度下，宰相無事不該問，無權不該把。他不問事，不當權，是失職，是無能。並非宰相，而問事攬權，是奸臣，是權臣。權臣弄權，這是違反國法的，也是違反政治上的傳統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則根本沒有壹個正式的宰相。六部尚書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順的大臣。當時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心裏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長官，分理國事，只受皇帝節制，妳做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私人顧問，妳在皇帝面前，“從容論思”是妳的責任，妳不該借著這壹點關系正式出面來幹涉部院，那是妳越權。因為張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壹份送內閣，壹份送六科給事中。這又是他不對。給事中雖官階低，但在當時政制法理上，壹切文件，該他過目，這是不錯的。內閣則並無必須預聞之職權，只皇帝私下要他預聞才預聞。所以當時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市沒有理由答辯的。他於是只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絲毫也不錯。然試問當時何嘗有壹道正式命令叫張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國政治傳統，皇帝不該幹預宰相的事，此在講漢、唐、宋三代政制時，已詳細述及了。現在是內閣不得幹預皇帝的權，就明論明，是不錯的，張居正也無法自辯。現在我們不了解當時這情形，總認為張居正是壹大政治家，他能主張講法治，其實他本身就已違法了，而且違反了當時國家的大本大法呀。該皇帝管的事，他來管，那豈非不法之至嗎？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壹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壹內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內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於漢唐宋傳統的。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壹死，他家就被抄了。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並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壹個權臣，非大臣。這不是專就他功業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義言。此刻我們要提倡法治，卻又來推尊張居正，這正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當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漢、唐、宋傳統有了很大的變化。張居正並未能先把當時制度改正，卻在當時制度下曲折謀求事功，至少他是為目的不擇手段，在政治影響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們以上的說法，只就制度與法理論，不從事業和居心論。至少在當時那些反對派的意見是如此。我們詳細講述這壹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著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丁、元明以下之省區制度
戊、明代地方之監司官與督撫
己、明清兩代之胥吏
二、明代考試制度
考試制度自唐歷宋，還可說沒有大變動。到明代，變動就大了。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現在我們且講其間兩點重要的：
甲、進士與翰林院
第壹講進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後稱進士及第。譬如妳是山東人，便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妳送到中央，妳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就叫進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試只有壹次。到了明代，殆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才分成幾次考。第壹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又叫縣學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縣學生該赴縣學讀書，但有名無實，並無正式的縣學。其次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中試者俗稱舉人。各省舉人再送到中央，集合會考，這叫會試。會試中試，始是進士，也叫進士及第。其實就名義論，舉人就如進士，進士也就如舉人，哪有這許多分別呢？明制進士及第以後，還該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壹個資格老的前輩進士出身的人來教。這個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嚴格來教讀。照例，要待這些進士讀書滿三年，再加壹次考試，成績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進士在中央讀了幾年書，經過考試，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但此種進士讀書的制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而明代風尚，則極看重進士與翰林，非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舉，只進士及第後，即便分發服務，依其行政成績逐漸上升。明代則舉人不便是進士，壹定要進士及第，進翰林院的這批人，才能當大官。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沈澱在下面，永遠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壹種流品觀念了。我們不能說科學場中有階級，但卻有流品。從兩漢到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明以後，科舉分成兩層，下層是秀才、舉人，沒法當大官。上層是進士與翰林，也沒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國藩進士殿試，雖列三甲，只是同進士出身，然而進士散館成績好，獲進翰林院，以後出來便做幾任學政主考，後此就做侍郎，等於現在的部次長，壹下就做大官了。至於考不上進士翰林的，無論妳學問修養好，從政成績好，總之沒辦法。這種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論之，此項制度也絕非無好處。明清兩代許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為考取進士後，留在中央這幾
年，對政府壹切實際政事，積漸都了解。政府又給他壹個好出身，將來定獲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進士留館時期及翰林院時期，壹面讀書修學，壹面獲得許多政治知識，靜待政府之大用。進士與翰林成為政府壹個儲才養望之階梯。科舉本只能物色人才，並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兩代進士翰林制度下，卻可培植些人才。這種人才，無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響就很大。即如曾國藩，考取進士時，也不過三十幾歲，那時在學問上是並無甚深基礎的。而在他進士留館壹段時期，住在京城，生活雖說很清苦，但亦很清閑，沒有什麽事，可以壹意從師覓友，讀書論學。學問基礎，便在那時築成。及做翰林，還是沒有事，還是讀書。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還是沒有許多事，旅行各地，多識民情風俗，多認識朋友，回來還是翰林。如是多少年，財政是當官任事。國家養妳在那裏，擔保妳有大官做。政府的事，妳都可知道，只讓妳從容壹時期，這是壹個很好的制度。明清兩代，許多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多半從進士翰林出身。並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曉得。他們住京都，往往只攜壹個仆人，養壹匹馬，或住會館裏，或住僧寺裏，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廠，檢書籍，買古董。或者在當朝大臣家裏教私館。然而他們負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論，應該要有壹個儲才之所，把下壹輩的人才培養在那裏。培養他的學識，培養他的資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氣。漢代培養人才的是掾屬。唐代培養人才在門第。宋代培養人才在館閱校理之職。到明清兩代，始把培養人才的機構歸並到考試制度裏。當然，做翰林的不壹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學問家都由這裏面出來，那亦是事實。
乙、八股文
其次我們要講及八股文。這是明代考試制度裏最壞的壹件事。從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間，八股文考試真是中國歷史上最毀喪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沒有什麽意思，但為什麽政府偏要用此來考試呢？當然有人要說，這豈不是專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嗎？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時的皇帝，哪裏會用心創造這樣用意刻毒的制度來？當知任何壹制度，很難說有壹二人所發明，所制定。正因當時應考人太多了，錄取標準總成為問題。從前唐代考試，壹定要考律詩，就因為古詩不容易定標準，判優劣，律詩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對得工整，壹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標準較易具體而客觀。宋代不考詩賦考經義，仁義道德，大家壹樣的會說，誰好誰壞，很難辨。所以演變到明代，又在經義中漸漸演變出壹個壹定的格式來。違犯了這個格式就不取。這不過是壹個客觀測驗標準。八股文猶如是變相的律詩，是壹種律體的經義。這也不是壹下子便制定了這格式，而是逐漸形成的。開始時，也並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於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壹時某壹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壹層之研討與警惕。
四、明代兵制
現在說到兵制。明代武功，較之唐代相差並不遠。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衛、所制度，其實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大的兵區叫衛，小的兵區叫所。明代的衛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說：“吾養兵百萬，要不廢百姓壹粒米。”這用什麽方法呢？那就是衛所制度了。當時每壹兵區，設在壹個府裏的叫所，連著兩個府的叫衛。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為壹衛，壹千壹百二十八人為壹所，壹百壹十二人為百戶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壹個將軍，叫做總兵官，所帶的便是衛所軍對。戰事結束，總兵官把兵權交出，軍隊回歸衛所。平時衛所軍給田自養，國家不要他賦稅，這種制度還是同府兵制壹樣。
我們讀歷史的，讀到明朝晚年，總覺得中國太不行。滿洲不過是松花江外壹個小部落，中國怎會抵禦不住他？我們因這壹番憤懣之情，便不免要多則悲。其實我們該曉得，像中國這樣大的壹個國家而垮了臺，當然不是簡單的壹回事，我們該就歷史上切實來理會。這並不是說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政府專制黑暗，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想象話，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緣。專就政治講，每壹制度，只要推行到兩三百年的，總不免出毛病。明代大體上已過了兩三百年的太平日子，無論當初制度怎麽好，也會腐化，這是很自然的壹件事。兩三百年的長時間，人們的精神不會始終緊張，維持原狀的。站在歷史立場看，應該有壹歷史的說法。所謂歷史的說法，便是根據歷史，把具體事實來說明。我們不要說中國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話。我們要分析那時的具體事況，換言之，我們要找出歷史材料，來說明當時究竟失敗在哪裏。當然我上面之所說，只是歷史事實中壹小節。但總是比較落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