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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專制皇權高度發展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

君權的極度膨脹,皇帝躬親庶政,在特定時期(如在雍正朝)確實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有利於政府聚集和運用各種資源,維護和加強國家統壹,有利於鎮壓各種異己勢力,清除腐敗,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運行。但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帶有明顯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個人獨裁,並不利於清朝統治的久安長治。相反,它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產生了十分明顯的消極影響:

壹是由於皇權惡性膨脹,改變了傳統的

權力分配體制,在皇帝的陰影下,除了極少數親信大臣外,大多數臣僚缺乏行政積極性和創造性,紛紛持祿養交,茍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嘆說,諸臣“唯以循例辦稿為供職,並無深謀遠慮,為國家根本之計”,“似此因循之習不改,竟與鄉原無異”(《乾隆起居註》)。

二是皇帝親理庶務,將日常政務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適應官僚政治程序化、嚴密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其結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數親信協理政務。這就導致了新的政治異化現象的出現。

三是嚴酷的政治控制,特別是文化專制主義,嚴重束縛了社會思想,特別是政治思想的發展。和當時多元的、活躍的學術觀念比起來,18世紀中國政治思想,特別是反專制思想相對貧乏,士大夫們對君臣關系的理解十分膚淺,對極端君主專制的批判蒼白無力,缺乏基本的創新精神,這不能不說和當時清廷嚴酷的政治控制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應該說,18世紀的中國,正處於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發展時期,在社會經濟、思想文化乃至社會結構等方面,都出現了明顯的轉型態勢,而當時政治制度變革的嚴重滯後,在壹定程度上延緩了歷史前進的步伐。

總之,所謂極端君主專制,就是它不但將皇權作為壹切政治權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極端方式,將皇帝權威推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將臣僚變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級上,從主奴的角度,確立了臣僚對皇帝嚴格的政治人身依附關系。在政治運行中,盡量用專制皇帝的個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獨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國家的利益,將皇帝的意誌作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們通常所謂的法治,只能是專制君主實行人治的必要補充,至於以科層制為特點的官僚體制,則是君主獨裁政體下壹部龐大而又嚴密的行政機器。雍乾時期形成的極端君主專制,在短期內確實造就了壹種高效率,壹種相對清廉的行政風氣,壹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威嚴景象,但從長遠看,它實際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運,變得更加變幻莫測,風雨飄搖。因為就國家的前途而言,將政權置於規範的制度化運行中,與將其交與個人的獨裁統治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都更能實現理性為政的原則,更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在歷史上,這是壹個無需論證的眾所周知的事實。

明清時期,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傾向空前嚴重。明太祖裁撤中書省,廢除了丞相制度,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對皇帝負責。三省制度結束後,設殿閣大學士參與決策,逐步形成內閣制度。清朝則在內閣、六部的基礎上,增設軍機處,軍國大事全憑皇帝裁決,軍機大臣只是跪受筆錄後加以傳達執行,地方軍政首腦直接聽從皇帝指揮,君主專制制度走向頂峰。明清時期君主專制的加強對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壹方面,君主專制的強化,客觀上有利於統壹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它在維護國家統壹、社會穩定、抵禦外來侵略、組織水利工程、發展社會經濟、防止分裂割據、加強民族交流等方面起著積極作用。例如:康熙帝先後組織了兩次雅克薩之戰,打敗沙俄軍隊;清朝對臺灣和蒙、疆、藏等地區管理的加強等,都為鞏固統壹的多民族國家和促進邊疆地區的開發作出了貢獻。

另壹方面明清時期君主專制的加強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造成中國社會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具體體現在:

政治上,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使皇權的極度膨脹,民主制度難以形成。這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長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約束和監督。這種絕對君主專制,使皇帝的決策具有個人獨斷和隨意性的特點,使政策不斷失誤;而為官者則畏首胃尾、惟命是從,助長了官場因循守舊、官僚主義、貪汙腐敗之風。明清封建君主專制的空前加強,並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現。明朝實行的廠衛制度、清朝軍機處的設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難以形成了。

經濟上,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束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這表現在:第壹、農民受到殘酷剝削,極端貧困,因而無力從市場上購買手工業品。第二、地主和商人剝削來的錢財,往往用來買田置地,影響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第三、清統治者在國內設立眾多關卡,對商品征收重稅,並嚴格限制手工業生產的規模。第四、國家實行閉關政策,禁止海外貿易,影響手工業發展。

思想文化上,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扼殺了人們的創造力,使人們思想日益僵化,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也遭到遏制。明朝科舉制度實行八股取士;清初還大興文字獄,從思想上加強對知識分子和人民的迫害和壓制。這些措施,使知識分子動輒得咎,無所適從,使他們研究學問只限於在僵死的官僚式文體中徘徊,知識分子惟恐以“叛逆”罪被特務機關緝捕,或遭滅族之禍。他們只得閉眼不看現實、閉口不談實際,從而使他們的思想被窒息、聰明才智被扼殺,形成“萬馬齊喑”的局面。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被絕對禁止,使民主思想很難傳播,科學技術的發展也遭到嚴重阻礙。

對外關系上,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使中國和世界逐漸隔絕,造成落後於世界潮流。明朝壹度實行“海禁”;清政府則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幾次下令禁止海外貿易。“閉關鎖國”政策不利於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於中國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取長補短。從而妨礙了中國的發展,使中國與世界隔絕,落後於世界潮流。

當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達到頂峰時,西方世界已經在權力的制約與平衡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從而從政治上步入近代社會,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而中國高度集權的君主制度,嚴重地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力,減緩了社會發展的步伐,中國之所以在近代大大落後於西方,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實在是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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