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期兵學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重視，不僅領兵將帥註意兵書的編寫，而且文臣幕僚、山野隱士以及農民起義軍首領也都加入了著述兵書的行列。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親自動手總結自己的練兵和作戰經驗，著有《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兩部重要兵書；另壹抗倭名將俞大猷也撰作了《韜鈐續篇》。壹些政府大員則招集幕僚談兵著述，如清代湖北巡撫胡林翼便延請幕僚汪士鐸等撰寫了《讀史兵略》。不少文人學士也常常以筆代劍，深究兵法，發憤著述，以求有濟於時局。明代的茅元儀、清代的陳淡然則是文人書生撰著兵書的典型。茅元儀纂輯的大型軍事類書《武備誌》，專為明末兵備廢弛、遼東告緊而作。陳淡然的《權制》，則有感於清末中法甲申之戰、中日甲午之戰中清軍敗績而作。此外，如明代作《孫子書校解引類》、《續武經總要》的趙本學，作《草廬經略》的黃啟瑞，清代作《讀史方輿紀要》的顧祖禹等，都是隱居山野、終生不仕而撰寫兵書力著的代表。清代太平軍將領、東王楊秀清的《行軍總目》，以及太平軍所頒布的《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和《武略》，也都為此期兵書增添了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