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下遊經濟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盛況學術界研究成果頗豐，這裏不作重復。透視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過程，可以發現，長江下遊經濟區的商品經濟具有以下特點：
1.這種商品經濟產生於傳統自然經濟結構的內部，是下遊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促成下遊地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主要原因，壹是由於明中葉以來農業生產力的回升、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二是由於人口的增殖，人浮於地，使大多數的小農家庭面臨著生存壓力，同時也在農村中出現了過剩的勞動力。三是由於江南地區自唐宋以來壹直是國家的重賦區，到了明清時期，在農業資源和技術資源充分利用的情況下，重稅浮糧已成為江南人民的壹大負擔，為了交納"比限日嚴"的國家賦稅，小農們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從事多種經營，或者把家內自給之外的剩余紡織品推向市場，最終在市場經濟利潤的刺激下，人們開始以經濟作物排擠糧食作物，出現了"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的現象（註：皇清奏議卷61，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同時心靈手巧的農村婦女們也"通宵不寢"，盡可能織出更多的剩余紡織品。
2.這種商品經濟以下遊經濟區強大的農村基層社會需求為基礎。長江下遊經濟區內部"自生"的商品經濟在它孕育、產生的過程中，耕織結合的傳統經濟結構經歷了多層次的分化瓦解，這不僅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趨向的擴大，而且表現在商業性農業內部出現了地域分工、集約經營；手工業商品生產內部出現了行業分工、專業分工，幾乎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小商品生產者在進行著種類有別的小商品生產，小商品生產原料的獲得，生產工具的添置和生產的各個環節幾乎都和市場發生關系，城鄉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內部的交換進壹步擴大。廣泛存在於長江下遊經濟區內的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和交換，在農村基層社會形成了強大的生產和消費需求，下遊經濟區的市場網絡型商品經濟正是建築在這種強大而廣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這裏，小商品生產者生產和消費需求的滿足、商品交換中心的興起和發展，不再單純地表現為大都市的集中化發展，而是以小城鎮和以農村為依托的集市的興起為主要特征。明清時期，下遊江南地區這樣的市鎮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它們的種類也各異，有的是當地的手工業中心，如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吳江的盛澤鎮、黃家溪市；湖州的雙林鎮、南潯鎮等，都以某種手工業品的生產而聞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業中心，如湖州的烏青鎮、菱湖鎮，太倉鶴王市，海鹽的沈蕩鎮等，"五谷、絲布、竹木、油坊、貿店、大賈往往雲集"（註：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傅衣淩：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市鎮數量之巨，以及市鎮種類的多樣性充分體現了基層社會需求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3.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各種層次的市場相互交織，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場網。明清時期，在市鎮和農村集市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長江下遊經濟區原有的城市也在擴大規模和增強經濟功能，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範圍內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樣，從中心都會到農村基層社會已經形成了壹個由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中小城市市場和大都市市場等壹系列多級層次的市場連結成的市場網絡，這些市場在不同層次上發揮著交換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使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連成壹體，整體走上商品經濟的發展道路。
總之，長江下遊經濟區的商品經濟是區域內部"自生"的，它以農村基層社會廣泛的生產和消費需求為基礎，並且形成了市場網絡，因而這種商品經濟比較穩固，能夠持久，不會因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長江上遊經濟區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明清時期，在長江上遊經濟區這個封閉的地理單元裏，同樣也存在著因區內自然經濟內部結構的變動而產生的商品經濟，特別是清中葉後，四川等地的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都有了較快的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農村中較為普遍，家庭手工業也出現了"機聲軋軋常徹夜不休"的火熱場面；商品交換也有所發展，據四川有關方誌的記載，四川省明代***有集市場數1000多個，到了清乾隆年間已有3000個（註：高王淩：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專題1994年第6期。）。但總的來說， 上遊經濟區小農經濟商品化的規模和程度遠不如下遊經濟區。在有限的商品經濟總量中，源於上遊經濟區區域內部需求的商品經濟所占的比重很小。上遊經濟區商品經濟的主要方面體現為因外部市場需求刺激而發展起來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它的特點是：
1.從進入市場的主要商品來看，大多數為本省特有的產品或優勢產品。長江上遊經濟區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區，糧食作物是本區的壹大優勢之壹，糖、麻、桐、茶、藥材等經濟作物更是本區特有的優勢。明清時期，隨著長江下遊及其他地區城鎮的繁榮，非農業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國商品市場的形成，上遊地區的糧食成為全國市場的急需品，各類特有的經濟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為外部市場的搶手貨。上遊川省人民便順應這種需求，將糧食和山貨轉化為商品。重慶是四川糧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買米之商販，皆"接踵而至"，然後，"外販、又運下江，絡繹不絕"。據記載，乾隆十八年四川運往江蘇、浙江的糧食達40萬石，乾隆二十三年運往山東的糧食亦達40萬石（註：李龍潛：明清經濟史。）。壹些縣誌也有大量的本地物產運往外地的記載。如綦江縣所產之山絲、枳桔、桐油、竹紙、藥材、靛藍，歲銷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屬之錢，不可以數計也"（註：同治綦江縣誌卷2。）； 南川縣"邑產除稻、椒、麥、黍及尋常日用，足供壹邑取攜外"，藥材、茶、筍、漆、蠟、煤、鐵、硝、磺、桐等"較他處為良者，不壹而足，邑人力農之余藉資貿易，負販絡繹於途，歲獲其利"（註：光緒南川縣誌卷2。）。
2.商品生產結構受外部市場需求的調節。在外部市場需求吸引下，上遊經濟區總是選擇具有區域優勢的物品投入市場。明清以來日益強大的外部市場需求促使上遊地區擴大原有優勢物產的種植和生產規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產優勢，從而改變商品生產結構。乾隆以來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糧食作物優勢之外，經濟作物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出現了壹系列具有壹定規模的商品種植（生產）優勢。壹些地域產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專業種植區，如，潼川、順慶等府形成了養蠶區域，"蜀中墻下種桑，宅內養蠶以為常業"（註：皇朝經世文編卷40。）；成都平原的壹些府縣多種煙草，新津"邑人業煙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種之殆遍"（註：道光新津縣誌卷29。）。以本地特產為原料的手工業形成壹定規模，如隆昌、榮昌壹帶"比戶皆績"所產夏布"富商大賈購販京華，遠逮各省"（註：光緒榮昌縣誌卷16。）。道光以後四川省開始大量種植鴉片，鴉片的種植和貿易成為近代四川商業性農業的主要方面，盡管這是壹種罪惡的畸形狀況，但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這種現象也正體現了外部市場對上遊地區商品生產結構的調節作用。
3.商品的流通對商人和商路依賴性大。長江上遊經濟區地形的復雜，地理環境的封閉性，使該區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該區的商品外運以水路為主，長途販運往往以壹些河流為依托，與壹些城市相連，形成了壹些固定的販運路線。如成都府16州縣的鹽、白蠟等物品靠岷江運出；重慶、合州等城市則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輸出茶、桐油等，這些物產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長江幹流而下，運到長江中、下遊地區和全國各地市場。四川盆地也有幾條通往外地的陸上運輸線，分別是北大路、西藏路、雲南路、兩湖路，但是這些山路運輸條件非常艱苦，只能靠挑夫和馱畜組成的商隊，翻越盆地邊緣的山道（註：彭澤益主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封建政府為謀取暴利，往往加重長江水運路線的商稅，迫使許多商品的運輸由便利的水運轉向艱難的陸運，這種流通渠道的畸形現象從反面說明了上遊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路的依賴。
同時，由於這種商品經濟主要面向外地市場，商品的流通主要經過長途販運，商品生產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換的全過程，而是經過壹些商人或商幫的采辦。在長期的商品流通過程中，壹些重要商品的采辦也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相對固定的商幫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辦者主要為西幫，到清代廣東幫及川幫均有采辦；川東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陜幫商人購運，以後湖北、江西兩幫商人來得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時由漢口幫采辦（註：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這種采辦方式說明上遊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人也有壹定的依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