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劍術風靡
引言
在冷兵器時代，劍的地位崇高，在戰場上兼有防身、格鬥的作用。隨著歷史的演變，劍的歷史地位逐漸降至熱武器身後，不利於遠程攻擊。
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劍術風靡，各種寶劍鑄造至今仍令後世津津樂道。如“越王勾踐劍”、“魚腸”、“巨闕”等著名寶劍橫空出世，誕生了如幹將莫邪夫婦這樣的鑄劍名家。同時，劍術的盛行逐漸遍布各個階層，使得劍附帶了壹定的精神內涵，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獨特的劍文化。
壹、社會生產與戰爭需求，劍之理論得以形成
春秋時代中國歷史由統壹走向分裂，各國諸侯競相爭霸，在動蕩的戰國時代，為了配合激烈的兼並戰爭，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同時為了適應正在不斷發生變化的社會政治經濟，各國統治者紛紛招賢納士，對自身政治、經濟、文化進行改革，這極大的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據《考工記》記載的歷史，在戰國時期，手工業和商業也同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些發展得益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但同時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的進壹步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後，春秋戰國時期的鑄造業乘勢而上，這為劍器的鑄造打下了技術基礎。
除此之外，春秋戰國時期是諸侯爭霸的大動蕩時期，由於周王室東遷，周天子的勢力壹落千丈，王權衰落。各國諸侯競相爭霸，歷史上有著“春秋五霸”的歷史記載，還有著“戰國七雄”的並立。
在此期間，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之間的“尊王攘夷”，“三家分晉”，各國之間的“合縱連橫”等等歷史記載。諸侯國之間不斷的兼並戰爭，導致了軍事武術的快速發展。為了適應戰爭中軍士們作戰的需要，劍作為主要的近身防衛型武器逐漸顯露其優勢，軍事用劍逐漸擴展，劍逐漸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主要短兵器。
同時，劍道也在這壹時期得到發展，出現了劍術理論。如《莊子·說劍》所記載的趙惠文王喜劍，莊子所闡述的“天子之劍、諸侯之劍、庶人之劍”被當今人們研究春秋戰國劍術的壹個重要理論。《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中所記載的“越女論劍”，說明當時劍術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
由此可見，春秋戰國的社會生產和戰爭需要***同促進了劍術理論的發展，使得劍作為壹種軍事武器逐漸被載入史論研究，代表著劍作為壹種文化，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
二、貴族愛劍與遊俠劍士，劍之文化釋義
《說文解字》載：
“劍，人所帶兵也。從刃，僉聲。”
為了適應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由車戰向步戰的轉移，春秋時代的兵器開始從長兵器轉為短兵器。劍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劍器綜合了矛和刀的特點，既可以砍殺又可以擊刺，具有復合式兵器的功能，成為春秋時期軍官與士卒的主要兵器。
春秋時期的劍有長短之分，短劍約20厘米，可以用來刺殺，也可以用來投擲，即《晏子春秋》所載：
“直兵擊之”
長劍的功能在《墨子》裏描繪得很清楚：
“力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
屈原描寫激烈戰爭場面的“國殤”詩中也有：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春秋劍器的興起帶起了春秋鑄劍業的發達，出現了如歐冶子、幹將、莫邪等，鑄劍名家也有了湛盧、純鉤、勝邪、魚腸、巨闕等著名寶劍橫空出世。春秋戰國的吳越之地，就是出著名寶劍的地域。
現代在紹興境內發現的越國青銅劍已有數十柄，越劍劍身較長 上有錯金有鳥蟲篆銘文，鑲嵌著綠松石，成為吳越之劍的鮮明特色。尤其是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為銅錫合金，上有硫化處理的菱形絲紋樣 劍格上有藍色琉璃鑲嵌著精靈的花紋，劍身還有八個錯金篆體銘文：
“越王鴻淺(勾踐)自作用劍”
從劍身華麗的裝飾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的劍不僅是作為兵器，更作為壹種男人的裝飾物與身份的象征。因此，在為越王勾踐所鑄的劍上，才有華麗的寶石鑲嵌與精美的文字，以象征佩劍者身份的高貴。
此外，不僅武士佩劍，民間也盛行劍術，貴族們以養劍客為炫耀，民間以尚劍者為勇。《韓非子·五蠹》有雲：
“群俠以私劍養”，“養遊俠私劍之屬”
這說明不論是儒士還是善武的俠士，在這戰亂的年代 都學習劍術並以此為進身之階，以劍技而登上政治舞臺。
統治階層所養的遊俠大多也是劍士，這些遊俠大多來自於下層民眾階層，“皆蓬頭突鬃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者。或如齊人馮諼，貧困到無法養活自己的程度，卻還持有壹把用蒯草綁紮的長劍在孟嘗君的客舍裏倚門彈長鋏而歌。
這種現象充分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劍術已廣泛地流行於民間，持劍、擁有劍不再是春秋貴族的專利，而是壹種普及的社會現象。故劍的鋒利、劍術的高超常常成為壹個國家英勇無敵的特征。
《史記·範睢列傳》中記載，秦昭王曾評價楚國的劍文化：
“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
這說明劍器能給人以強烈的攻擊感，即便是號稱“虎狼之秦”的秦國，面對具有強大劍術的楚國時，也心驚膽寒。
正是這種劍文化的普及，養成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好劍和鬥劍之風造就了壹批武藝高超的民間劍術家，也使佩劍成了男子身份和地位的標誌，更是貴族男子儀態與風度的標誌物。
三、禮樂崩壞與精神寄托，劍之精神賦予
既然劍不再單單是壹種兵器，而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意義，這就表示劍本身被賦予了壹定的精神內涵。這種精神賦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鑄劍的神化。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烽煙四起，各個諸侯國之間連年征戰不休，武藝和勇力的推崇是當時社會的主要價值取向。亂世中，人們對於自身安全的需求就必然使得習武崇劍成為社會中較為濃重的風氣。如《吳越春秋》載：
“湛盧之劍 ，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
隨著劍的鑄造興起的還有壹種職業，即專門看劍的相劍師。薛燭作為春秋時期著名的相劍師，他提出鑄造名劍“純鈞”“湛盧”的條件為：
“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鼓，太壹下觀，天精下之。”
可以看出，當時的鑄劍，已經不是單壹的工序，而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與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間不斷征戰形成的尚武風氣有關，使得劍逐漸被人們神化與崇拜。
其次，是劍器被賦予的精神內涵。《吳越春秋》中記載幹將莫邪夫婦為吳王闔閭鑄劍時，要在“三龍調合”下才能鑄造出完美無缺的劍。甚至在鑄劍的過程中，劍要借助人的血肉和靈魂的奉獻才能夠鑄造出非常好的劍，且能賦予劍某種精神。
《莊子·說劍》載：
“天子之劍、諸侯之劍、庶人之劍。”
莊子用這壹比喻來啟發趙惠文王投身國家社稷，運用“無形之劍”管理國家和任用人才。《戰國策》中則記載了多個彈劍而歌的故事，將人的某種精神寄托於劍之中。
這些史料充分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中，劍是具有某些特定精神、道德象征的物件。貴族公子佩劍以顯得富貴大氣，遊俠士子更以其劍術和好勇鬥狠來表現自己的勇猛，寒門士子也將自身佩劍作為精神依托。加之劍的本身就具有勻稱美，較為符合中國人崇尚均衡之美的觀念，能夠作為精神高尚的象征。
如“季劄掛劍”的典故，描述的是吳國使節季劄出使徐國時，身佩貴重之劍，被徐國君壹眼就看中。而季劄本來有意將寶劍“心許”於徐國君，但卻沒有當時就解下劍相送於徐君。
因為“為有上國之使”，身為使者，必須佩帶寶劍才符合當時的禮儀，所以季劄不能在未完成出使使命時，就把身上的寶劍解下送人。這個典故將劍作為道德上講誠信、守承諾的載體，說明在當時對劍的肯定已經上升到對劍象征的精神的賦予，代表了人們對高尚道德精神的追求，直到唐代都是豪俠士人所體現精神追求的代表物品。
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劍的作用不止是戰場殺敵，它還是壹種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人們高尚精神的載體。
結語
春秋戰國這壹段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是劍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的劍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劍文化，豐富了劍的用法和理論，升華了劍所承載的精神內涵，奠定了劍文化的基本格局。
同時，劍文化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擁有其超越物質之上的精神內涵，是中華民族所崇拜、繼承和發展的自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