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國特色翻譯學；翻譯教學；翻譯技術；翻譯史；翻譯行業
0．引言
“中國特色翻譯學”壹直是中國翻譯研究無法繞開的壹個話題。20世紀末曾有過壹場比較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堅決認為，我們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另外壹些學者則針鋒相對，認為翻譯學不應該有國別之分，建立中國翻譯學沒有必要，也無可能。有學者將這兩派學者分別稱作是“中國特色派”和“普遍理論派”（魯偉、李德鳳 2010：11），從當時的情況看，後者似乎取得了勝利。從2010左右開始，這壹話題再次受到壹些學者的關註，有些學者還連續發表文章，發表自己的看法（潘文國 2009，2012，2013），中國特色派似乎又占了上風。以2008年至2018年為時間節點，在中國期刊網上至少可以檢索到8篇與這壹話題相關的論文，只有1篇反對建立中國特色翻譯學，其他7篇都積極支持建立中國特色翻譯學。單從數量上看，“特色理論派”顯然勝出。但總體而言，這壹波討論未能引起普遍關註，響應者寥寥。
而且值得註意的是，兩波論爭都以理論分析為主，焦點在於建立中國特色翻譯學是否必要，對於中國特色翻譯學到底有哪些內容，“中國特色派”只做了比較簡略的展望，並沒有依據當時已有的翻譯研究來說明什麽是真正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雖然有學者聲稱，這壹問題“並不是個純理論問題”，要從“實踐”來看這壹問題，（潘文國 2012：1）但也只是結合翻譯實踐，沒有談及當時的翻譯研究現狀。最近有學者（趙雲龍等 2017）發現了翻譯學“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發展”，包括5種翻譯研究，可以說是為中國特色翻譯學提供了研究事實，但該發現是在研究其他問題時得出的，沒有深入論證，也沒有結合上述兩波爭論來談。因此，20多年過去了，我們有必要檢驗壹下“中國特色翻譯學”的發展現狀，考察壹下這些年來中國的翻譯學是否有特色？如果有，體現在哪些方面？與當初學者的設想是否壹致？本文擬結合《中國翻譯》和Babel這兩本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學術期刊的載文，通過文獻計量學的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1．“中國特色翻譯學”辨析
探討之前，有必要對“中國特色翻譯學”概念加以辨析。所謂“特色”，就是“特有”的意思。縱觀學者們的論述不難發現，所謂的“中國特色翻譯學”就是中國特有的翻譯學，與其他國家的翻譯學都有所不同，特別是與西方的翻譯學有明顯區別。張柏然在論證建立中國特色的翻譯學時，就提到翻譯學科的人文性有兩個特征，那就是“民族性、特殊性”（張柏然、姜秋霞 1997）。這是“中國特色派”學者們壹個最為核心的觀點。他們之所以提出要建立這種翻譯學，原因就在於他們覺得我國的翻譯學受西方翻譯學影響太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翻譯學”也不是壹個嚴格的說法，既指翻譯學這壹學科，也指翻譯理論。在具體的論述中，2013年之前，學者們傾向於使用“理論”壹詞，2013年以後，“翻譯學”成了更為通行的說法。
建立中國特色翻譯學的理由主要有三點。壹是漢語以及中國文化決定了中國的翻譯研究，特別是翻譯理論必然具有中國特色，因為其他國家的翻譯理論，特別是西方的翻譯理論，無法解釋或指導中國的翻譯實踐。二是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獨特性。“中國特色派”的學者往往會把中國傳統翻譯思想視作是建設這種翻譯學的重要資源，主張我們應在傳統翻譯思想中尋找契合中國翻譯實踐的資源。傳統翻譯思想之所以有此作用，就是因為與西方翻譯理論大為不同，有其獨特性。三是中國人的主體色彩決定了中國的翻譯學必然有中國特色。這個理由不太常見，只有兩位學者在其***同發表的論文中與有所提及。這兩位學者認為，“翻譯學的中國特色，就‘特’在帶上了中國人的主體色彩，……以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視角，構建出的翻譯理論話語。”（魯偉、李德鳳 2010：14）
2．研究設計
本文對1987～2016年期間《中國翻譯》和Babel雜誌上刊載的翻譯研究論文按照其討論的內容進行分類統計，對比這兩本雜誌所刊發的各類論文數量和比例有無不同，甚至於二者所刊發的論文類型是否完全對應？《中國翻譯》刊發，Babel上完全沒有刊發的論文，或者《中國翻譯》刊發較多，Babel刊發較少的論文，無疑代表了中國翻譯學的特色，以此來考察有關中國特色翻譯學的爭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翻譯學，與英語中的 translation studies 基本對應，與“翻譯研究”同義，並不局限於翻譯理論，翻譯技巧探討、翻譯現象分析、翻譯人物介紹都是本文研究的對象。翻譯書評，包括對翻譯理論所做的批評和對有關譯作的批評，也是本文的研究對象。但會議通知，新書預告等，包括壹些著名人物講話，不在本文統計的論文之列，因為這些通知和講話不研究具體的翻譯問題，大多也不包含什麽翻譯思想。少數雖然提出壹些翻譯思想，但沒有進行任何論證。換句話說，根據通行的標準，能夠稱作翻譯研究論文的，才是本文研究的對象。
選擇《中國翻譯》與Babel，是因為這兩本期刊上的研究論文最能反映中國和西方翻譯學發展的全貌，比較的結果最有說服力。這兩本期刊都是行業協會的會刊，刊文類型都很多樣化，研究內容都是理論與實踐並重，話題都比較廣泛，論文形式也都比較活潑，既有專題研究論文，也有隨筆式的書評，但整體上學術水平都比較高，都能代表各自所在地區的翻譯學研究水平。雖然相對來說，Babel在西方的學術地位不如《中國翻譯》在中國的地位高，但這並不影響二者的可比性。在西方，僅就英文翻譯學期刊而言，Babel在翻譯學者中的影響，似乎不及The 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等期刊，至少沒有《中國翻譯》在國內遠超其他翻譯研究刊物的地位。不過，這只是相對而言，Babel自身的學術影響力並不低，也是 SSCI 檢索刊物，只是其作為行業協會刊物，刊文類型多樣，不像其他幾本期刊只發表純學術研究論文。不過《中國翻譯》也與壹些純學術刊物有區別，行業會刊的特點同樣明顯。
把研究的時間範圍確定為1987至2016年，是因為1987年被普遍認為是國內翻譯學科建設的起點。當年召開了首屆全國研究生翻譯理論研討會和第壹次全國翻譯理論研討會。有學者認為這兩次會議是“中國的翻譯及翻譯理論研究開始騰飛的標誌”。（許鈞、穆雷 2009：27）以2016年作為時間下限，則是為了將時間跨度確定為30年。
3．基本數據
如上所述，本研究只分析研究論文。《中國翻譯》的書評大多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這壹類書評中評論的內容占有較大比重，反映了評論者的翻譯思想；但Babel上的多數書評都不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些書評只是對原書內容的介紹。
這些文章可分為4大類。第壹類是理論研究，主要討論理論問題，包括具體的理論問題和翻譯理論建設、翻譯學發展等宏觀問題。第二類是實踐研究，主要探討實際的翻譯實踐問題，包括某壹類文本或領域的翻譯技巧以及某壹類語言現象的翻譯技巧。當然，翻譯技巧既包括筆譯技巧也包括口譯技巧。筆譯研究類論文又根據所譯文本的領域分為各專門領域翻譯，如科技翻譯、法律翻譯等的研究。影音翻譯橫跨筆譯和口譯，也算作實踐研究類。專門領域翻譯研究也包括文學翻譯研究。討論翻譯行業發展的論文也列入此類，因為這些論文大多討論與實踐相關的行業問題，理論色彩相對淡壹些。同理，探討翻譯技術的文章也算作翻譯實踐類論文，因為兩本期刊上刊登的都是有關翻譯技術應用的文章，究其本質探討的還是翻譯技巧，沒有壹篇對翻譯技術進行理論反思。第三類是翻譯史研究，主要鉤沈歷史上的翻譯事實或翻譯人物，或是壹些文本的翻譯與傳播情況，對具體的翻譯技巧不太關註。有些論文，雖然討論的是歷史上的譯者或是譯文，但主要焦點在於翻譯技巧，則列入翻譯實踐論文壹類。第四類是翻譯教學研究，內容涵蓋翻譯教材、翻譯課程設置、翻譯教學方法等。《中國翻譯》上的此類論文，標題中壹般都會有“教”或者“學”的字樣，或是在“翻譯教學”欄目下；Babel 上此類論文通常會有 teaching 之類的字樣，也比較好辨認。
這30年期間，《中國翻譯》總***發表了2718篇翻譯學論文。其中實踐研究類數量最多，理論研究類次之。各類論文各年篇數如下：
翻譯實踐研究類論文總***有1522篇。如前所述，這些論文又可細分為更小的子類。下頁圖1表示的是各子類歷年的發表篇數。其中，“科技”指的是有關科技翻譯的研究，采用的是國內翻譯界常用的含義，包括西方翻譯界所說的 technical texts 和 scientific texts 的翻譯，不同於有些西方學者所說的 technical translation。（Byrne 2006：7；Ellen ＆ Wright 1993：1）“文化”指的是有關文化文本翻譯的研究，即旅遊、食品、體育、歷史等領域的翻譯研究；“政治”是指有關政府文本及軍事文獻翻譯的研究；“財經”指的是有關財經文本翻譯的研究，包括廣告文本翻譯的研究；“技巧”包括那些主要探討具體翻譯技巧，如定語從句翻譯、長句拆譯，而不關註文本所屬領域的論文。
圖1．《中國翻譯》歷年各類翻譯研究論文篇數
圖2．《中國翻譯》各類翻譯實踐研究論文篇數
同期Babel***發表了553篇翻譯學論文，各類論文歷年的篇數如下：
圖3．Babel歷年各類翻譯研究論文篇數
298篇實踐研究類論文中，各子類歷年的篇數如下：
圖4．Babel各類翻譯實踐研究論文篇數
4．數據分析
由圖1和圖3不難看出，《中國翻譯》刊發的翻譯史研究類論文明顯比 Babel 多，不僅絕對數量多，比例也高。此類論文在《中國翻譯》的全部論文中占到了6.36%，在Babel的全部論文中只占0.36%；翻譯教學類論文反差沒有這麽大，但也比較明顯。《中國翻譯》的全部論文中，此類論文占9.09%，Babel的全部論文中，這類論文只占5.79%，相差接近壹半。歷時來看，翻譯史研究和翻譯教學研究類論文在《中國翻譯》論文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趨勢，在Babel 所刊發的論文中，占比則沒有明顯變化。二者的這壹差別在下圖5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圖5．《中國翻譯》與Babel翻譯史與翻譯教學研究類論文比例對比
《中國翻譯》發表的翻譯史研究論文不僅數量更多，而且整體上不斷增多，形成了規模。事實上，最近幾年“譯史縱橫”已成了該雜誌的壹個特色欄目。相比之下，Babel上的翻譯史研究論文壹直很少。就翻譯教學研究論文而言，《中國翻譯》也呈現出上升的趨勢。Babel則沒有這種趨勢，2006年達到高峰之後，又迅速下降，雖然總數不是太少，但與《中國翻譯》上的同類論文還有明顯差距。
由圖2和圖4可知，在翻譯實踐研究類論文中，《中國翻譯》刊發了數量可觀的翻譯技巧研究論文，Babel則壹篇也沒有。《中國翻譯》發表了大量翻譯行業研究論文，***49篇，占全部實踐研究類論文的3.22%，Babel發表的同類論文明顯要少，只有7篇，占比為2.3%；《中國翻譯》發表的翻譯技術研究論文有35篇，占比為2.3%，Babel發表的此類論文有7篇，占比也為2.3%。但《中國翻譯》發表的此類論文越來越多，特別是2011年後每年都有，Babel只在少數幾年才發表了此類論文，沒有明顯的規律性，整體上近年來不如20世紀發表的多。兩本期刊在這兩類論文數量上的差別，可見下圖：
圖6．《中國翻譯》與Babel翻譯行業與翻譯技術研究類論文比例對比
可以看出，雖然翻譯行業研究和翻譯技術研究論文在Babel上占的比例有時很高，甚至到30%，但高峰都出現在2000年前後，近年比例都不高，整體上都低於《中國翻譯》。就近10年的情況來，這兩類論文都是《中國翻譯》占比更高。
值得註意的是，在文學翻譯研究論文這壹子類中，《中國翻譯》30年間有壹個明顯的變化。早期的論文討論的幾乎全部是外國文學漢譯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許多討論中國文學外譯問題的論文，且後者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以下是二者在該子類中占比變化情況：
圖7．《中國翻譯》外國文學中譯研究與中國文學外譯研究論文比例
2005年研究中國文學外譯的論文數量超過了研究外國文學中譯的論文，中間二者有所反復，但2009年之後，前者壹直多於後者，且差距非常明顯。換言之，2009年後研究譯出母語的論文超過了研究譯入母語的論文。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這些論文的作者都是中國人，工作單位也大多在中國大陸，可以推斷其母語都是中國人。Babel論文作者的語言情況不好推斷，盡管我們可以從姓名推斷哪些作者是英語國家的人士，結合其供職單位推斷其母語是否為英語，但這種推斷未必準確，因為西方學者使用多種語言的情況比較普遍，英美學者的母語未必是英語，非英美國家的學者，其母語未必就不是英語。不過，多數研究其他文學英譯的論文，其作者都是英語國家的學者，研究英語文學譯入其他語言的，其作者大多不是英語國家人士。由此我們不妨假定，Babel上文學翻譯研究論文，研究的大多是譯入母語的情況。
也就是說，翻譯史研究、翻譯教學研究、翻譯行業研究，這3類論文在《中國翻譯》發表的論文中占比明顯更高，翻譯技術研究論文近年來占比更高，翻譯技巧研究論文為《中國翻譯》所獨有，文學外譯研究論文可能是《中國翻譯》所獨有。
5．研究發現
論文數量的多寡或比例的高低，當然並不反映研究新意的強弱，更不代表翻譯理論是否有突破。甚至於期刊論文在翻譯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國和西方也有不同。有學者就提出，與中國翻譯界不同，“在國際翻譯界，人們更加關註的是著作，而不是論文”（王東風 2016：xvii）。但某壹類論文數量多，或是在論文總數中占比高，至少說明翻譯學者們普遍關註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已成為翻譯研究的興趣或熱點。多數情況下，研究的成績與研究的數量還是成正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占比更高的論文代表了翻譯界在這些領域的成績與進步。當然，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期刊論文在學者們的學術成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壹部分。
如此說來，《中國翻譯》比Babel占比更高的論文，就是近年來中國翻譯學的特色，即中國特有西方沒有，或是中國比西方更活躍的翻譯研究。如今要是說中國特色翻譯學，其表現應該就是翻譯史研究、翻譯教學研究、翻譯行業研究、翻譯技術研究、文學外譯研究及翻譯技巧研究。
這壹發現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印證。有學者考察2001年至2015年的中國翻譯學研究，發現中國的翻譯學研究有壹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發展……較為突出的有5個方面：1）視聽翻譯研究；2）翻譯教材研究；3）師資培訓研究；4）語言服務研究；5）生態翻譯學研究”（趙雲龍等2017：15）。翻譯教材和師資培訓都屬於翻譯教學範疇，語言服務則是翻譯行業範疇。該研究並未參考西方學術期刊，與本研究的發現略有差別，也屬正常。
無論如何，中國翻譯學的新特色與當初學者們的設想都有較大出入，這幾種特色大多都與漢語或中國文化沒有特別緊密的關聯，並非因為漢語或中國文化的特質才形成。只有翻譯技巧研究活躍這壹點或許與中國文化相關，因為中國人重具體，翻譯研究更註重翻譯技巧，也就是所謂的“內部研究”；這幾種特色與傳統翻譯思想也沒有多大關系，“翻譯史研究”雖然也有對傳統翻譯思想的發掘，但並不是主流，多數還是對翻譯人物或翻譯事件的描述與回顧，其論述更是極少參考傳統翻譯思想。其他幾種特色，同樣很少關照傳統翻譯思想，學者們引用的主要還是西方的理論。翻譯教學、翻譯行業、翻譯技術與文學外譯這4個特色，與翻譯實踐熱點具有高度壹致性，實踐驅動的特點明顯。2004年《中國翻譯》刊載的翻譯教學類論文超過10篇，之後除個別年份外都超過10篇，這與翻譯本科專業以及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設立很難說是巧合；翻譯技術與翻譯行業研究的興起，則與中國翻譯市場的快速形成與增長密切相關；中國文學外譯研究2005年超過外國文學漢譯研究，與2004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只間隔了壹年，顯然也是受了中國文學走出去大潮的影響。
有這麽大的出入，其實不難理解。兩次有關中國特色翻譯學的討論，焦點都在於是否需要建立這樣的翻譯學，至於中國特色翻譯學有哪些內容，學者們並未展開論述。雖然學者們用了“翻譯學”這壹說法，但他們的著眼點是理論，目標是建構出全新的翻譯理論，或是在傳統翻譯思想基礎上，形成新的理論。但中國翻譯學30年的發展，特別是大規模借鑒西方理論之後的近10余年，實際上進入了壹個理論的寂靜期，總體來看新的理論很少，理論建構並非翻譯研究的主流，可以說也進入了“後理論”時代。對於許多翻譯現象，學者們並未結合具體的理論去分析，還有許多學者更加註重實證研究。如此壹來，現實的發展與學者們當初的設想自然就會有所不同。進壹步說，即便我們把“翻譯學”限定為“翻譯理論”，這些年來也沒有形成什麽中國特色。有西方學者註意到，近年來中國學者用英語發表的有關中國翻譯理論的論文有壹個特點，那就是觀點多樣化，沒有鮮明的獨特性，“我們不能說中國翻譯理論，就如同不能說愛爾蘭翻譯理論或加拿大翻譯理論壹樣”（Williams 2013：4）。更重要的是，參與爭論的學者們，尤其是參加第壹次討論的學者們，沒有預料到國內翻譯實踐會如此發展，特別是翻譯教學、翻譯行業和中國文學外譯的發展，對於這些實踐需要什麽樣的理論來加以解釋，或者這些實踐會催生哪些理論，不太可能提出明確的看法。潘文國在論述為什麽要建立中國特色翻譯學時，曾提出了四條理由，其中包括“它在相關領域提出要求解決的問題重大，而目前別的地方的經驗、別的地方的理論都無法解決”（潘文國 2009：103）。但中國翻譯實踐的新發展，西方原有的理論固然無法解釋，中國傳統的翻譯思想也未必就完全可以解釋。況且，多數翻譯學者的國學功底未必深厚，要將傳統翻譯思想運用於具體的研究，會有不小的困難。反倒是壹些新的西方理論，用起來更為順手。此外，過於強調傳統翻譯思想邏輯上也未必合理。新的翻譯實踐完全有可能催生新的翻譯思想。有西方學者曾經指出，“每壹種新的翻譯實踐都可能會要求新的思想，構建新的理論”（轉引自 Doorslaer 2013：77）。中國翻譯新的實踐，完全有可能啟發學者們構建新的翻譯理論，只是新的理論也未必如學者們設想的那樣，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或漢語特點。
6．結語
總之，如果我們對“中國特色翻譯學”的理解不局限於理論建構，而是所有針對翻譯現象的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翻譯學有其特色，只是這些特色的成因與漢語或傳統翻譯思想未必有必然的聯系。中國的翻譯學與西方翻譯有所不同，原因在於我們的有些研究比西方同行要深入，下的功夫更多。也許將來某壹天，西方學者在這些方面下更大功夫，研究興趣超過我們，我們的這些特色就會消失。因此，這些特色並非永遠屬於我們特有。就這壹點來說，與其說“中國特色翻譯學”，還不如說“翻譯學的中國特色”，後者更能體現現階段我國翻譯研究的時代性，既反映了我國翻譯研究的新成就，又說明我們並非閉門造車，而是在緊盯世界前沿的過程中不斷進步。
參考文獻省略，全文請參閱《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作者簡介
韓子滿，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現代翻譯理論及翻譯與武裝沖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