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戊戌維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由於歷史的反思，人們提出了對“五四”的再認識，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討論“五四精神與當代中國文化”；對“戊戌”也有個重新認識的問題。人們之所以如此關註這兩個運動，並把它們聯系起來研討，不僅因為它們是中國近代史上兩個激動人心的年代，在救亡與革新方面都曾有過激揚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反思的深入，人們需要重新認識“戊戌”與“五四”啟蒙的意義和價值。
“戊戌”與“五四”前後相隔二十壹年，它們有什麽聯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啟蒙，在反對民族壓迫上是救亡，在政治運動上是革新。啟蒙、救亡（愛國）、革新是相互聯結、相互促進的。經過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到偉大的“五四”，也是啟蒙、救亡（愛國）、變政（反對軍閥統治）相聯結的。“五四”比“戊戌”大大地前進了，“戊戌”是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發端，“五四”則是啟蒙運動的推進，但二者的骨架極相似。
救亡、革新與啟蒙是近代中國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課題，是那個時代的中心內容。對於“戊戌”的救亡與革新，過去的論著寫得較多，作了較充分的闡述，對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啟蒙卻談得很少。救亡與革新（變政）固然每每是激動人心的狂瀾，而啟蒙的激揚理性，啟迪民智，反對專制，反對迷信，反對愚昧，在於改變中世紀的生活方式、觀念意識、倫理精神、行為模式與思維方式，對兩三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來說，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啟封建之蒙，啟傳統之蒙，對沖破經過長時期的歷史積澱而成的、已滲入骨髓的凝固化的文化潛網，對植根於傳統小農社會的觀念意識和倫理精神的根本性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是比救亡、革新更艱巨的任務。壹個時代需要壹個時代的國民，近代文明總是與近代國民的理性覺醒相伴而行，用滯留於中世紀的國民來推進近代文明的發展和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沖破封建之蒙，不否定傳統之蒙，近代化就缺乏現實的可行性，就缺乏能夠賦予近代國家制度、管理體制以真實生命力的社會心理基礎。改造國民性，改造民族精神，確立近代觀念意識與行為規範，光靠思想文化的力量當然不行，它需要整個社會經濟基礎的根本改造，需要對現實“存在”的改造，需要“物心壹致”的改造。但思想文化上的啟蒙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因為對“物”或“存在”的改造，固然可以推動“心”的改造，但心的或民族精神的改造，同樣會促進“物”的改造。西方從文藝復興算起，到法國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花了兩三個世紀，才把人從中世紀的神學桎梏下解放出來，為後來的資產階級政治革命乃至整個社會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準備和文化氛圍。馬克思說，哲學革命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先導，其實，啟蒙也是近代化的理論先導，是傳統社會過渡到近代社會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壹個重要環節。
二
中國的啟蒙可以說是與她進入近代同步。林則徐的《四洲誌》、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畬的《瀛環誌略》，把封閉的中國引向世界，把“師夷之長技”首次列為課題，這對於擺脫根深蒂固的夷夏觀念，走出傳統的華夏文化圈，確立新的世界觀念和宇宙意識，都起了積極的作用，無疑是啟蒙的萌芽，是近代化的前奏。這些書在其初始可能並沒有自覺的啟蒙意向，但它窺察鴻蒙，實際上已具有近代啟蒙的征兆。由這種征兆，經歷三、四十年對聲光化電、農商工礦的講求，以器物的形式承擔了直接的啟蒙使命，它不僅沖撞了舊物，而且刺激了觀念形態的新陳代謝，如重義輕利的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以經義為主體的傳統知識結構的動搖，……然而，啟蒙成為壹場自覺的運動，卻是從“戊戌”開始的。
“戊戌”啟蒙作為壹個運動，其核心內容便是“開官智”、“開紳智”和“開民智”。所以要“開智”，是因為我們的傳統痼蔽大深，是因為那時西方世界早已進入所謂近代文化，東方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那時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知識分子）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蔣廷黼《中國近代史》，嶽麓書社1987年版，第24頁。)。“官”、“紳”、“民”俱困縛於舊風氣之中而不能跳出於舊風氣之外：
“我國蚩蚩四億之眾，數千年受治於民賊政體之下，如盲魚生長黑壑，出諸海而猶不能視，婦人纏足十載，解其縛猶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見多怪。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民權二字。”(梁啟超：《愛國論》。)如何使滯留於中世紀的國民從專制統治的重重縛扼之下解放出來，迎著近代化的時代浪潮邁進，實現向近代國民的根本性轉變？這決不僅僅是政治或經濟問題，也是思想文化問題，是啟蒙的問題。
（壹）以“新學”開民智。中國的啟蒙運動與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社會歷史演進的自然產物，中國則是進入近代後才開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浸染和啟迪的。“西學”或“新學”是推動啟蒙運動展開，促進社會新陳代謝的文化觸媒，而變外來為內在的中介體（媒介）便是近代啟蒙者。
在中國，啟蒙者是最先接受西學啟蒙的。他們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超越傳統之蒙，又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向近代人的轉變，必然影響到中國啟蒙運動的命運。中國啟蒙者所受的啟蒙大抵來自三個方面：壹是通過各種渠道進來的西書。梁啟超在1896年編成《西學書目表》，收錄了三百多種講求西學的書。他說：“譯出各書，都為三類：壹曰學，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類之書不錄外，其余諸書分為三類：上卷為西學諸書，其目曰算學，曰重學，曰電學，曰化學，曰聲學，曰光學，曰汽學，曰天學，曰地學，曰全體學（人體學），曰動植物學，曰醫學，曰圖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其目曰史誌，曰官制，曰學制，曰法律，曰農政，曰礦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為雜類之書，其目曰遊記，曰報章，曰格致，總曰西人議論之書，曰無可歸類之書”。這就是壹套啟蒙叢書，其中有些書直稱之為《西學啟蒙》、《格致啟蒙》、《數學啟蒙》、《西國樂法啟蒙》等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就是受這些西學西政諸書啟蒙的。二是上海租界和香港也啟了他們的蒙。租界是西方文化的綜合載體，是移植到中國社會裏的近代小社會。租界的壹整套市政管理制度：路政、警政、郵政、司法，尤其是代議制的政治組織形式，壹度成為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的藍本和教科書，許多先進的中國人正是在租界中直接領略西方近代文明的，這是書本上找不到的，具有書籍報章所不可企及的功效。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的香港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在那裏它們按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建立了與中國傳統小農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康有為就是在香港“覽西人之設施”後始傾慕西方文明，並努力講求西方文化。立體實物與書本知識結合起來，依稀窺見西方近代文化的景致。“華”“洋”比較，然後知優劣。康有為、孫中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遊歷上海或香港的真實記錄和感受。三是如嚴復等人留學西方，沐浴、呼吸於西方近代文明之中，受其更直接的熏陶，實現向近代人的轉變。這些人在受西方近代文明啟蒙後，或把他們所見到的西書開列成表，或把自己的真切觀感和其他認識記錄在卷，或譯介西學西政之書，去啟他人之蒙。康有為常向光緒帝呈送新書，所以康有為是光緒帝的西學啟蒙老師。至於以啟蒙思想家著稱的嚴復，他留學西方，歸而譯述《天演論》，紹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進化論原理，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很大的震動。“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壹變”。(《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第146頁。)進化論成了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突出內容。“戊戌”時期，他在《直報》上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諸文，倡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培植近代國民的“血氣體力”、“聰明智慮”和“德行仁義”，而“開民智”更是啟蒙的鑰匙。因為民智乃富強之本原，“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途，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嚴復：《原強》。)“學則智，智則強”，成為維新派***同呼喚的聲音。所以“戊戌”比之洋務運動，不僅是政治革新上的超越，更因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啟蒙做出了貢獻。
（二）啟蒙是對傳統的否定，啟蒙運動的實質是反傳統主義運動。以“民權”反對“君權”，抑制“君權”，是戊戌啟蒙運動的又壹重要內容。戊戌維新誌士以民主、自由、平等的天賦人權說為理論依傍，對封建專制制度及其理論基石——綱常倫理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們把中國積弱之勢及甲午戰敗的恥辱統統歸咎於專制政體，認為“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尊隔之故”。(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戊戌變法》（二），第204頁。)要破除“體制尊隔”，必須突出“民權”，“今之策中國者必曰民權”，中國之政“當以興民權為真際”。(《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62頁。)所謂“民權”，即指“人民的權力”，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等天賦人權。突出“民權”，強謂“民權”，就是對“君權”的剝奪或部分剝奪。把君權與民權分開，把君臣、臣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僅是對傳統的“君權神授”觀念的否定，也是對君為臣綱說的合理性的懷疑。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熱情地宣傳“民權”學說，把歐美權歸國民視為“太平之公理，仁學之真詮”，他們遍數歷朝君主的罪惡，並以“民賊”視之。呼籲：只有“執民權而強之，用民權而變之”(《湘報類纂》，雜錄，己上，第12頁。)，才能推進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的近代化。畢生“致力於譯述以警世”的嚴復，對韓愈所力倡的封建道統說的尖銳而激烈的批判，觸及了專制政體的實質：
“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猬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嚴復：《辟韓》。)“開智”與“愚民”是對立的，愚民是對君王專制政體的維護，開智則是專制政體的異軍，是建立近代政治體制的先路。昭示專制統治者愚民政策的實質是有助於開智的。嚴復從西方天賦人權學說出發，認為壹定的政體需與壹定的社會倫理、風俗習慣、文化教育等相聯系。他把西方“天賦人權論”譯成古雅的中文：“民之自由，天之所畀”，(嚴復：《辟韓》。)認為西方的民主是“自由”的表現形式，“自由”才是最根本的，“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嚴復：《原強》。)對於我們這個封建歷史漫長、缺乏民主傳統、吃夠專制苦頭的國度來說，民主是迷人的具有極大魅力的字眼，也是近百年來力追不舍的目標。以民權觀念來啟封建之蒙，以民主來否定專制，無疑是政治生活上的重大而又尖銳的問題。
我們說啟蒙運動是從“戊戌”開始的，而戊戌啟蒙又是從批判封建專制政體和綱常名教開始的。綱常名教是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石，以激進的思想著稱的譚嗣同認為“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9頁。)斷然否定君主的神聖性和合理性，申論君仆民主，君由民舉、立君為民和人民有權“易”君的觀點，認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的傳統儒學“皆鄉願也”，二千年來的帝王皆“獨夫民賊”也。(《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7頁。)他甚至將思想的鋒刃直指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並引用法國大革命中的民主豪言：“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他也沒有停留在壹般憤激的咒罵上，而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支柱——三綱五常，其間的稱心快意的驚世之語，無疑是具有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啟蒙意義的。何啟、胡禮垣等人則從另壹個角度對“綱常名教”提出公開的質疑，在他們看來，“三綱之說，非孔孟言也。商紂無道者也，而不能令武王為無道，是君不得為臣綱也。”(《〈勸學篇〉書後·教忠篇辯》。)所謂三綱之說不過是後世陋儒制造的，指出：“三綱之說，出於禮緯，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釋之，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夫中國六籍明文，何嘗有三綱二字”。(《〈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辯》。)從根本上動搖了三綱之說的神聖性，揭開了綱常名教的神秘面紗。這在以孔子為“至聖先師”，以六經為“萬世聖典”的中國社會，同樣是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的。
戊戌啟蒙運動以西方資本主義的天賦人權學說和自由、平等、民主的資產階級原則來批判中國傳統小農社會流行的君權觀念、行為模式和倫理精神，顯示了近代中國人批判理性精神的覺醒與成長；而其對傳統宗法等級觀念的沖擊和對自我獨立的意義、價值的推重，又體現了近代人文主義精神。“戊戌”壹代知識分子以舶來的“西學”為文化觸媒，在思想文化領域裏興起了壹股颶風，形成戊戌思潮，為救亡圖存、抑制君權、突出民權的“革新”（變政）提供了理論依據，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壹次，但它無論是反傳統的徹底性，還是啟蒙的深廣度，都遠不及二十壹年後的“五四”。具體說來，“戊戌”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陰影，也沒有越出傳統的窠臼。對傳統權威的依附顯示了“戊戌”啟蒙的不徹底性，他們還是借用孔子的權威和對傳統的文化認同，來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史觀和民權觀念，來演出歷史的活劇，盡管是“舊瓶裝新酒”，但“托古”和“尊皇”仍然制約、影響著啟蒙的生機和深廣度。“戊戌”啟蒙的局限不僅表現在它沒有能砸碎“舊瓶”，沒能推倒中國傳統社會的精神象征——孔子，因而沒能把落後於時代的傳統包袱盡可能摒棄，而且表現在它壹開始就與救亡圖存的旨歸緊密地紐結在壹塊，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與最激烈的民主主義的糾纏，無疑又沖淡了啟蒙運動的相對獨立性和理論先導性。“戊戌”時期所揭示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原本是最具有啟蒙的內涵，但“開智”和“新德”作為啟蒙的鑰匙，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僅停留在“開官智”、“開紳智”的階段，既沒有“由省推之府”、“由府推之縣”，更沒有“由縣推之各鄉鎮市”。“戊戌”壹代知識分子曾采取過壹些措施，如開報館、辦報刊（這是啟蒙所絕對必需的傳播媒介），興學堂（教育是啟蒙的基石），開學會（這是啟蒙的信息集散中心），他們試圖由倡學以啟民智，以改變封建錮閉的愚昧性，提出：“開風氣，開識，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開會不可！”(《康有為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33頁。)，“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學會》。)由設會合大群以改變社會舊有的散漫性，使渙散的個人變為凝聚的社會力量，可惜的是，他們並沒有把啟蒙推向縱深，所謂“廣聯人才，開創風氣”，亦僅局限於“官紳”階級，開啟士大夫“合群”（結社集會）的風氣，參加“學會”的成員，無壹不是士大夫和紳貴。因此“戊戌”啟蒙的範圍仍是有限的，同時為了爭得士大夫或紳貴的同情和文持，又不能不偏離啟蒙的真義。“五四”雖是繼“戊戌”以采的啟蒙之業，但它大大地前進了，它顯示了比“戊戌”更徹底、更全面、更系統的批判理性精神和社會批判精神。“五四”已不像“戊戌”壹代知識分子那樣局部地反傳統，而是把中國既深且久的文化傳統作為壹個整體加以徹底的批判和否定。他們標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向落後於時代的中國傳統禮教掀起了最猛烈的沖擊，給當時的知識界、思想界以強有力的震撼。“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是同封建專制主義相對立的，是同宗法等級觀念互為冰炭的；科學則是同封建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蒙昧主義相對立的。“五四”壹代知識分子正是以民主來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以科學來反對封建迷信和盲從，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用科學的精神打破“宗法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義、不合理的信仰”的。給被歷代統治者奉為“天經地義”，“振古如斯”的“萬世之至論”——以家族、倫理為本位的儒家文化以無情的打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即是這個時代精神的最集中體現。“民主”與“科學”的提出，是五四前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尋求真理、探索中國致富致強之道所達到的最高成果，也是對前此的啟蒙要求的總結，它真切地反映了“辛亥”後的時代焦渴與需求，因而成為五四時期文化意識形態領域裏橫掃專制與愚昧的兩面所向披靡的旗幟，對中國人民起了振聾發聵的思想大啟蒙、精神大解放的作用，無疑是“戊戌”難以倫比的。
“戊戌”而後啟蒙運動的發展，由於資產階級革命派壹登場就把註意力集中於政治變革，它在思想上的宣傳也是圍繞著爭取政權，所以文化上的啟蒙工作，同盟會的《民報》還趕不上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那時的學堂、報刊、著譯等啟蒙要著，革命派也比立憲派做得少，如“戊戌”時期創辦起來的作為新文化教育事業重鎮的京師大學堂和商務印書館，大抵仍是以立憲人士為核心；又如梁啟超的論著，嚴復的譯書，所具有的影響力和啟蒙意義，也是革命派所不及的。把啟蒙運動推向較高的形式，當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它不只是廣泛地輸入新學理、新文化，而是在打破重重舊枷鎖，為新文化的傳播鋪路；更重要的是豎起了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壹切以此為準則，合乎民主與科學的則提倡、推廣；反乎民主與科學的則批判、摒棄，為建立近代國家、近代民族和做壹個近代人找到了奮鬥目標。然而我們並沒有能夠實現它，想做得更多壹點也不可能。其後，在抗日戰爭期間又有新啟蒙運動的提出，除了對“五四”要求的重申外，並沒有增加什麽，而且更多地著眼於政治上的啟蒙。
三
啟蒙運動是近代化的精神準備，是推動近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國興起了多次啟蒙，表明了中國啟蒙運動的斷續與艱難，同其近代化的曲折是相倚伏的。十八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啟蒙運動，迎接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完成歐洲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是勢如破竹的。日本從蘭學、洋學的啟蒙到明治維新後的資本主義近代化，雖也經歷了若幹風浪，但總的說來，思想文化上的啟蒙與政治、經濟的近代化是相伴前進而步步實現的。東西比較，中國的啟蒙運動雖然經歷了“戊戌”的倡導，經歷了“五四”的激揚及其明確的航程，終未底於成，蒙仍然很多。除了千百年小農經濟的積習和根深蒂固的儒學傳統梗阻外，有兩點明顯地抑制和阻滯了啟蒙的普及和深化。
（壹）政治的沖擊。啟蒙是政治變革和社會革命的理論先導，又是與政治變革並行不悖、互相促進的，但在近代中國，啟蒙運動每每為滿坑滿谷的舊勢力所敵視，也往往為正義而盲目的民族仇恨與民族■憤所排擠、所淹沒。這說明近代國民包括知識分子群並沒有能夠跳出民族心理上的“二律背反”。壹方面為了救亡圖存，為了民族的存在與發展，必須徹底地反省、批判傳統文化，另壹方面，為了確立自己的民族心理認同，又必須強化民族傳統文化自尊心；壹方面要反抗外來侵略，阻遏接踵而來的外力擴張，另壹方面又必須向西方學習，迎著時代的浪潮邁進；這的確是深刻的矛盾和沖突。民族情感、民族義憤與啟蒙運動的展開，與資本主義近代化並不壹定是同步的，相反，深深紮根於傳統小農社會土壤之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大樹之上的義憤往往淹沒啟蒙的聲浪；由救亡圖存引發的民族主義的高揚與作為啟蒙運動的核心內容的民主主義的結伴而行，其間不可能沒有矛盾和沖突，這嚴重幹擾了啟蒙運動的正常航程。西太後發動的戊戌政變，壹巴掌把維新派打下去，也遏止了思想上的啟蒙運動，這是勢若汪洋的傳統勢力對方興未艾的啟蒙的反動；而義和團對帝國主義的滿懷怒火，罪及壹切西事西物，則幾乎扼殺了啟蒙的生機，這是正義而盲目的民族義憤對啟蒙的排拒。繼起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突出的政治使命是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和國，即使如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這樣充滿戰鬥激情的政治啟蒙讀物，在其高於壹切的反滿反帝的政治口號下，也掩蓋了對文化啟蒙的熱忱與追求；同盟會宣言及其與《新民叢報》的論戰文字，無不反映了對文化啟蒙的淡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軍閥們拾起孔學的反擊，固然是對新文化運動的考驗，但隨之而來的馬克思主義，它還來不及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對前此新文化運動中的破舊仍有興趣外，解放個性、追求理性的啟蒙要求已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而以後的“突出政治”對思想文化的啟蒙就更為虐待了。政治需要智慧，有時又縱容愚昧！
（二）所有站在思想前哨的猛士，從“戊戌”到“辛亥”到“五四”及以後的歲月，只有極少數的個別人能堅持韌性鬥爭、始終不懈；大多數人都由激昂而冷漠而回歸，回歸雖不無矯枉之處，但大多是何必當初的懺悔。他們激昂得快，在政治的沖擊下，在外界的迷惘和誘惑中，他們的落差也很大。這除了說明儒學傳統無孔不入的侵蝕力外，還說明了啟蒙者本身擺脫不了傳統的束胸綁腿的羈絆。過去我們對康有為、嚴復、章太炎和吳虞、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已經談了很多，其實何止他們！這裏我想舉壹個不太典型而意味深長的事例來說壹說。1917年寫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而名噪壹時的胡適，也算是站在新文化運動前列的人，“五四”運動後不久，在學術上便拉起“整理國故”的旗號，繼而又創辦倡導整理國故的《讀書雜誌》和《國學季刊》，不僅自己埋首於故紙堆中，去發見文字的“古義”，而且引導青年置身於國事之外、躲進“國故”的蝸廬裏。六年之後（1923年），他應人之請，開了《壹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約有工具、思想、文學三類書二百部。二十多年前作過《西學書目表》，說了“古之人惟恐變夷，今之人惟恐不變夷”的梁啟超，嫌其不全，跟著也開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比之胡適的書目有增無減。壹個說是“最低限度”，壹個說是“入門書”，可誰要想讀完讀懂這些書，只能做“髫年識字，皓首窮經”的老儒生。單以他們兩人都開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商務印書館精裝四厚卷）的字數來說，就足以壓倒梁啟超那個《西學書目表》的三百多種書。繼胡、梁之後還有別的人提出的國學書目，形成了壹股小小的開列國學書目的旋風。風自何來？請看朱啟鈐當年寫的壹段文字：
“歐戰告終，美故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主義，和平之聲，充塞寰宇，歐陸士流，追恫戰禍創夷之巨，亦頗歆羨東土禮讓之風。法故總揆班樂士（Paul Painlene ）者，素尚儒術，尤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已任。”這就是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所說的西方科學破產、等待寧靜的中國文化去醫治創傷，去拯救、超拔大海對岸那邊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的好幾萬萬人。這幾乎成為中國人士壹時樂道的國際要聞，大開國學書目的活動即由此而來。從梁啟超的西學、國學先後兩個書目不難找出其心態變化的軌跡。
由於上述的政治沖擊和人物落差很大，無論“戊戌”後或“五四”後，都出現了啟蒙的間歇狀態。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的研討中，許多年輕學人提出了文化斷層或斷裂說，而以“五四”後作為顯著的史例。所謂文化斷層或斷裂，就是新陳代謝中內因在和外來的幹擾所產生的歷史“返祖”或新陳錯位的現象。
“戊戌”早過去了，“五四”也早過去了，現在已進入了歷史的新時期，已在大力開展現代化建設，但我們是在沒有取得或完成啟蒙運動的勝利踏上新的征途的，啟蒙的任務仍十分繁重，中國的大地上還有許多不能適應新時期的心態和行為，文盲、半文盲就有二億之多，抵得上壹個超級大國的人口；單以《解放日報》發行的《報刊文摘》而論，刊錄的僅是部分報刊披露的世態，已有多少因愚昧造成的罪惡使妳驚心動魄，尚有多少正在被愚昧和迷信捉弄的人們，從鄉村到城市又有多少愚昧的網絡在包圍著不愚昧，不要說“五四”的民主與科學遠是我們的未竟之業，就是“戊戌”的“開民智”也仍是我們的嚴峻任務。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需要壹個偉大的新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不是政治運動，搶救教育、愛護教育、發展教育是現代啟蒙的基石，它需要的是物體自身的經常運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愚昧也不是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