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鄭和下西洋的經濟動因和目的與政治上的動因和目的相比微不足道的；
第二，這種貿易活動是在“厚往薄來”和“賚予之物宜厚”的方針下進行的，伴隨的是對各國來華王公使臣和明朝船隊人員優厚的賞賜，實際是“擺闊主義”的賠錢買賣。難怪當時的朝野人土就尖銳指出：“收貨所出常數十萬，而所取曾不及壹二。且錢出外國自惜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羅榮渠先生將鄭和時代的海外貿易稱之為“明天朝大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壹個令人奪目的實例”。 第三，這種朝貢貿易具有獨特的雙重性質：壹方面對海外奉行開放政策，允許皇家的海船隊下西洋進行官方貿易，也準許西洋海船到中國來進行由國家獨占市舶之利的貿易；另壹方面卻對本國商人出海厲行封禁政策，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後來又明令禁止市舶司，嚴厲打擊走私貿易。
2、“地理大發現”航海活動的主要動因和目的是經濟上的
與鄭和下西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航海家進行“地理大發現”航海活動的主要動因和目的是經濟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他們航行的主要目的是“繞過東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勢力，開辟到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新航路，直接與他們做生意”[2]，獲得黃金和香料。而支持他們的國王們也期望從航海活動中獲得巨額財富。從1492年哥倫布與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壹世簽定的五條協議和麥哲倫與西班牙國王查裏壹世訂立的發現香料群島的協定，我們就可以看到航海突出的經濟目的。
二）航海活動的社會基礎比較
中西航海活動的不同影響及不同結局，也分別是與其不同的社會基礎直接相關。
雖然十五至十六世紀中西國家都存在著發達的航海業，甚至中國航海水平還高過西歐國家，但二者具有顯著不同的特征：中國航海是官方與民間相分離的活動，西歐航海則是君主與私人相結合的事業。
由於中國政府采取“海禁”高壓政策，官方與民間航海活動相分離甚至對立，中國航海活動也就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乏，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李隆慶先生所說，“明初經濟恢復以後，民間航海貿易勢力開始興起。……民間海商勢力很快就表現出人數多、基礎廣、範圍大、資本日益雄厚的傾向，與同時代的西歐私人航海努力已有某些相似之處，代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新趨勢。然而，它生不逢時，屢遭明王朝‘海禁’高壓政策的摧殘，只能在專制皇權淫威下的夾縫中畸形發展。……朝廷與海商始終處於政治上的尖銳對立狀態。同時二者在海外所追逐的目標也大相徑庭，專制帝王旨在獵取政治上的虛名，民間海商意在獲得經濟上的實惠。這樣，就導致了官方航海社會基礎的匱乏，使之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相反，十五至十六世紀的西歐社會在“尋金熱”和傳教熱的鼓動下，具有強烈的海外擴張欲望，航海探險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這是中國航海所無法相比的。李隆慶先生曾分析說：“無論是國王、教皇、僧俗貴族、庶民商賈或資產階級，‘個個著了財迷’。其中專制君主‘對於權勢和財富的追求’，新興資產者擴大原始積累的渴望，更為強烈。因此，西歐社會各階層普遍存在著到大洋彼岸意外發財的願望。對於物質利益的***同追求，使西方航海成為全社會***同關註的事業，從而為專制君主與私人航行相結合提供了社會前提。它決定了西方航海社會基礎的廣泛性，使之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西班牙、葡萄牙的狂熱的傳教熱情也是航海探險的壹個重要原因，這種傳教熱情在當時的西、葡等國中普遍存在。
由於東西方航海的社會基礎不同，航海的形式迥異，自然會帶來不同的結局。“由於中西航海社會基礎的不同，所從，鄭和航海活動由明王朝采取了單純的官方形式，純粹代表著專制皇朝的利益；西方航海則由君主采取了社會形式，兼顧了國家和私人的利益。這種情況，對中西航海的結局發生了直接影響。”
（三）社會經濟能力比較
航海活動與社會所提供的經濟能力密切相關，中西航海賴以進行的物質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發生的不同變化，乃是導向它們不同結局的重要因素。
明初社會經濟恢復較快，官辦工業極為發達，尤以造船業港居世界之冠，財政充裕，這是西歐國家所無法比擬的，“西歐於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邊沿，比起這個時期最強盛、最先進的中國的明帝國……西歐黯然失色。”
但隨著中西航海活動的開展，其物質基礎發生了消長不同的變化。鄭和航海“厚往薄來”的“擺闊主義”是壹場大消耗，結果是明財政也從明初的“庫藏衍溢”變成下西洋數十年後的“庫藏為虛”，官辦工業也日漸衰落。“官辦工業的危機和國庫的空虛，使鄭和航海救賴以進行的物質基礎發生動搖，並趨崩潰。宣德以後，國勢漸衰，已無力遠航了。這正是明帝國官方航海嘎然而止的重要原因。”
而西方航海的殖民掠奪性質，使西歐各國國庫和個人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經濟實力的加強反過來又促進了航海活動。“西方航海發生在西歐社會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因而它最初具有半封建半資本主義性質。但從其總體發展趨向來看，本質上屬於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殖民擴張和經濟掠奪的前奏。這種擴張掠奪性質，使西方航海的物質基礎從弱到強，甚至‘在不墊付壹個銅板的情況下’，從無到有，惡性膨脹。”
（四）中西國家專制政權對外政策的比較
壹國對外政策如何也使直接影響對外交流與航海活動的重要因素。“綜觀大航海時代中西國家對外政策的總特點，可以看出，明帝國具有明顯的間斷性，西歐諸國則具有明顯的連續性。”
“由於明帝國官方航海乃是皇權至上的產物，即專制政治的外延，所以它的興廢完全取決於專制帝王的個人意誌，甚至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宮廷隱私。” 重新確立海外冊封制度，擴大明王朝的政治影響，宣揚大明帝國的國威，及尋找建文帝下落等，均為滿足大明皇帝的個人欲望。壹旦形勢變化和皇權易手，這種航海活動就會立即停止。雖然明代統治者中也曾出現過“大陸派”和“海洋派”之爭，但海禁政策壹直嚴厲執行。1500年左右，政府已明令不準再建造兩桅以上的海船；1525年更授權沿海官吏銷毀所有兩桅以上海船。海禁政策嚴重阻礙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
而西歐諸國的航海卻並未收到政局變動的影響，相反，西歐君主們大多采取“重商主義”的扶植政策，積極支持海外探險與航海活動。正如李隆慶先生所說，“西歐君主們支持遠洋航行，並非像大明皇帝們那樣基於‘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是源於‘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它決定了在西歐社會必然會造就壹批適應時代需要的熱衷於航海事業的歷史人物。因此，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歐諸國無論是遠洋航行的支持者或實踐者，均彼此相繼，層出不窮。” 葡萄牙“航海者”亨利親王是航海事業堅韌不拔的啟迪者和組織者，西班牙君主周圍也集聚著壹批富有經濟頭腦的財政顧問和大臣，而英國和荷蘭王朝都采取不少刺激航海業發展的措施。
（五）社會經濟與制度性因素的比較
前面提到西方航海具有強烈的經濟目的，而中國航海目的則主要是政治性的，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何在？對此，羅榮渠先生認為在於社會經濟發展及制度性原因：
“哥倫布與達·伽馬的航行是西歐中世紀後期社會經濟發展對商品與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對東方的香料與金銀的需求所刺激，是被壹種內在的經濟力量所推動。從13-14世紀以來，由地中海意大利諸城市所推動的商業資本主義繁榮，到15世紀擴大到大西洋岸，而隨著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從王朝國家向民族君主目的過渡，西歐的商人也愈來愈強烈地想掙脫意大利人、阿拉伯人對東方貿易的重重限制，設法與印度、香料群島、中國發生直接貿易聯系，因此，西歐航海家深人大洋的探險活動具有不同於封建階級的新興社會力量的創新活力。那些支持和鼓勵哥倫布們航行的西歐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義，采取各種措施鼓勵本國商人出海，如授以海外貿易的專營特權，鼓勵本國造船業，保護本國海外商業利益，支持開拓海外殖民地，以達到增加王室金庫收入和壯大國力的目的。西歐君主之所以積極支持海外事業還有制度性的原因，那就是西歐封建式的領土經濟結構多方面限制了君主對財富的榨取，而封建國家征稅的權力又掌握在貴族把持的議會手中，因此新興君主們為應付日益增長的財政需求，都力圖開辟新的財源。這壹結構性的特點決定了他們村國內外貿易和海外擴張的特殊興趣。
“鄭和航行卻是在另壹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歷史家大都強調永樂時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在成宣時期30年間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經濟繁榮與富足。但關鍵在於這些活動的動力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同於西歐，沒有對海外商品和市場的需求。中國皇帝具有直接向全體居民征稅的最高成權。這主要是征收田賦。明代自洪武開國就傾心於本地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稅率比較低，以建立穩定的政治局勢。甚至各衙門的書手、工役都要向民間征來；衙門用的文具紙張等也規定由裏甲承奉。政府的財政不敷，就濫發紙幣(寶鈔)，為數令人駭然。這套高度集權的保守的經濟結構表明明王朝的政策是內向的，它的海外活動完全著眼於國內政治。”
（六）科學與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