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
1．從天命論到民本論
古代人們對自然力量和自然規律的認識有限，於是產生了對天的敬畏，把天人格化，認為天是有意誌、有目的的力量。統治階級就假托所謂“君權神授”。自命為天子，人民必須俯首稱臣，提出所謂“時惟天命，無違”（《尚書·周書》，第332頁）。殷紂王惡貫滿盈，到亡國時還狂叫：“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商書》，第194頁）人民不堪殘酷的剝削壓迫而奮起反抗，壹次又壹次抗暴起義，大批奴隸逃亡，“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史記·伯夷列傳》）, “名聲若日月”（《荀子·不茍》）。人民的力量使奴隸主們逐漸產生了對“天命”的懷疑，統治者們感到“天難諶，命靡常”（《尚書·商書》，第147頁），意思是說天很難相信，天命無常。“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壹德”（同上）, “惟命不於常”。（《尚書·周書》，第285頁）天命不是永遠不變的，上天不會私愛商朝，它只保佑有品德的統治者，“惟天無親”（《尚書·商書》，第143頁）。天不會壹成不變的親近什麽人。有的統治者終於認識到“天不可信”（《尚書·周書》，第347頁）。
統治者中有人感到廣大奴隸和農民的力量才是偉大的，壹旦揭竿而起，就如洪水波濤，將他們淹沒。當夏啟的兒子太康荒淫放蕩，壹次出外打獵，人民乘機起義，將他阻於黃河對岸時，他的五個弟弟嘆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壹壹勝予，壹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尚書·虞夏書》，第97頁）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只有根本堅固，國家才能強大康寧，我看普通老百姓都比我聰明能幹。統治者的錯誤給人民造成的損害，要在不明顯的時候就引起重視。處於高位的領導者，就像乘坐在用舊朽繩套在六匹馬拉的車上壹樣，能不處處謹慎嗎？
統治者們認識到“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見”, “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尚書·周書》，第276頁）。上天輔助誠信的人，從人民的情緒表現上就可以看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周書》，第212頁）“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書·虞夏書》，第54頁）上天看到的就是人民看到的；上天聽見的，就是人民聽見的；上天觀察問題，聽取意見，是從人民處吸取意見，觀察問題中得來的；上天表彰好人，懲罰壞人，是根據人民的意誌行事的。“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周書》，第207頁）上天總是同情人民的，人民的願望，上天壹定順應，天意就是人意。“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尚書·商書》，第143頁）“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周書》，第358頁）人民不會永遠支持誰，只擁護給他們實惠的人。
統治階級從人民的抗暴鬥爭中認識到，無限度地剝削壓迫人民，他們的統治就會完蛋。故而提出“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尚書·虞夏書》，第37頁），對百姓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義”（《尚書·周書》，第278頁）。要把人民的苦難放在心上，“式敷民德，永肩壹心”（《尚書·商書》，第172頁）。要不斷給百姓實惠，與百姓同心，經常安撫他們。要官員們“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尚書·商書》，第159頁）。要求官員去掉私心，使人民得到實惠。
民本思想可以說是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優秀傳統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內容，“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國危”（《管子·霸言二十三》）。“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孟子也提出“君輕民貴”的主張。
2．以人為本，要從愛民做起
以人為本，首先就要愛民，愛民就要養民。所謂德為善政，政在養民，要從關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做起，“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致大也”（《說苑·貴德》）。“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禮記·哀公問》）怎樣愛民呢？“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己身，賦斂如取己物。”（《六韜·文韜》）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自然經濟社會，很強調珍惜土地與不違農時，古人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就是在今天，土地仍然是人民基本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同樣也要不違農時，“適其時，以致財物；論其賦稅，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賞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治罪，以功致賞”（《韓非子·六反第四十六》）。“行惠取眾，謂之‘得民’。”（《韓非子·八說第四十七》）以人為本，最根本的是體現在總的政治路線及其具體政策的各個方面，所謂“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諸葛亮文集·答惜赦》），我們不僅要從政策的宏觀方面體現人民的利益，也要在具體政策中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愛民，從個人的品德來說，就是“清心寡欲，約己愛民”（《諸葛亮文集·臨終遺表》）。
3．富民、教民、壽民
《尚書》提出“政在養民”，而且認識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尚書·虞夏書》，第43頁）。統治階級看到人民窮困，他們的統治就喪失了群眾物質基礎。“四民（士、農、工、商）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說苑·七政理》），他們認識到任何時候都應將富民放在首要地位。因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詩經》也說對於人民要“飲之食之，教之悔之”。所謂“仁政”，首先是富民，人民富裕了，教育發達了，人的素質提高了，社會就會和諧，國家才有人才可用，社會才會發展進步。“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六韜·守土》）。富民必“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 *** 興良矣；習慣成， *** 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孔子也提出要“富民”“教民”。他來到衛國，看到那裏人口眾多，冉有問他，人口多了怎麽辦？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論語·子路》）。民不富必怨，富而不教必亂。胡 *** 同誌提出在全民中踐行“八榮八恥”的教育，是很有針對性的，是具有現實和長遠戰略意義的。
《尚書》很重視對官員、青年和廣大士民的教育，“重民‘五教’”（《尚書·周書》，第230頁）。就是要對人民進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個方面倫理道德的教育，還規定了對貴族子弟和廣大官員的教育內容。
“壽民”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張，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在使民富且壽。”（《說苑·政理》）今天來說，就是要提高人民的醫療衛生保健水平，推進體育文化娛樂等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重視老年工作，提高全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綜合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