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音樂發展史
遠古、奴隸社會前期
中國是壹個文明古國，音樂文化的歷史也非常久遠。大約從五萬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創造了簡單的樂器和樂舞。山西萬泉（現屬萬榮縣）荊村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屬於這壹時期的骨哨、陶塤，有的已可吹奏由兩、三個音構成的簡單旋律，同時還有鼓、磬等打擊樂器和管樂器。
最初的音樂是人類勞動生活的再現，是從勞動中直接產生的。原始時期的音樂總是常常和詩歌、舞蹈結合在壹起的。
原始音樂歌舞與勞動生活的關系如此密切，它的社會功用也是顯而易的。但當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生產關系日益復雜，音樂藝術的內容和作用也隨著擴大、而廣泛用於鍛煉身體、抒發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娛樂、求愛等各種社會生活側面；美的因素增長了，音樂的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了。從此，音樂遂以壹種獨立的藝術樣式，作為社會意識形之壹，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地向前發展。
原始社會到夏禹的時候開始崩潰，奴隸社會逐漸形成、社會上有了階級的區分，音樂藝術了逐漸註入了階級的意識。如夏代的代表性樂舞《大廈》，是直接歌頌法代統治者本身的。與過去歌頌圖騰祖先的情況很不相同。傳說《大廈》是歌頌夏禹治水有功。音樂的階級分化，在樂器的應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隸社會創造了象編鐘、編磬之類的貴重樂器，這是音樂進步的壹種表現。但是這類樂器，從壹開始就只能是貴族統治階級的專有物，奴隸不必說了，壹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備置應用的。他們最多只能奏弄塤壹類比較簡單的樂器。古人常稱貴族家庭為“鐘鳴鼎食之家”，就是這種真實寫照。
西 周
西周是奴隸制度發展到鼎盛時期，它在殷商各種典章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了壹整套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禮樂制度。西周統治者特別重視禮和樂的社會作用，認為禮可以分別貴賤等級。樂可以使人互相和敬，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夠維護貴族的等級秩序而有效地統治人民。
西周的宮庭音樂大體可分為六代之樂、雅樂、頌樂、房中樂和四夷之樂等幾種。六代之樂是指歷代傳下來的六部大型樂舞。這些樂舞主要用於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點是規模宏大而聲調平淡、緩慢、給人以嚴肅靜穆之感。頌也是大典樂歌，用於天子祭祖、大射、視學以及兩君相見等重要典禮中，內容大都是史詩性的，往往帶有壹些神話色彩；音調也以緩慢為特色，但比六代之樂可能要清越壹些，唱時用瑟伴奏。
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的內容與頌相似，所用場合亦大體相同；小雅比較接近於民歌或者根據民歌改編而成。常用於士大夫飲酒禮中，唱時用瑟或琴伴奏，稱為"弦歌"。房中樂是後妃們在宮內侍宴時唱奏的樂歌，以周南、召南之類民歌為主，唱時不用鐘、磬，只用琴、瑟伴奏。四夷之樂是指來自秦、楚、吳、越等邊區各民族的音樂，多屬歌舞性質，伴奏以吹奏樂器為主。
從遠古到奴隸社會前期，是我國音樂逐步成型和開始發展的時期。商代由於冶煉等工技的發展，促進了樂器制造的進步。出現了鐘、鐃等等銅制擊樂器、編管樂器也有發展。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西周以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轉變，社會思想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響下，舊的禮樂制度受到沖擊而瀕於崩潰，民間俗樂得到較大的發展，並受到壹些傾向於政治革新的諸侯和士大夫們的重視。
民間俗樂首先是鄭、衛、宋、齊等封建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繁榮起來的，所以後來士大夫們就用"鄭衛之音"或"鄭聲"來作為俗樂的代稱。
俗樂中以民歌和民間歌舞為最重要，從現存《詩經》所集的十五國風，可以大體看到當時民歌的豐富多采。內容方面除壹般勞動歌曲、愛情歌曲外、有傾訴農民痛苦生活的，如《七月》；有詛咒封建強迫婚姻制度的，如召南《行露》；也有揭露統治階級不勞而獲的諷刺歌曲，如魏風《代檀》等等。
歌詞大都是四言體，也有長短句或楚騷體的，音樂多采用分節歌形式，在屈原整理或仿作的民間歌舞《九歌》和《離騷》中，還有"少歌"和"亂"等結構名稱。亂是音樂的高潮部分，說明當時的大型音樂作品在結構上已有新的發展。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壹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註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采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鐘、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鐘，全套***六十四枚，每鐘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制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壹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壹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
所謂鄭衛之音是民間俗樂、節奏活潑、表情豐富，與宮庭雅樂的"和平靜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受到壹些開明政治家的重視，當時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後來的秦始皇等都很註意利用俗樂。對此，當時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爭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竭力主張維護舊的禮樂，認為俗樂淫放，不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則反對統治者搞任何音樂活動，說這是勞民傷財的事。由於他們的意見都不符合新興統治者的意願，所以都末得到采納。
俗樂的繁盛促進了表演藝術的提高，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傳秦青的歌唱有"聲振林木"之勢，韓娥的歌唱能給人以"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印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樂器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弦樂器有琴、瑟、箏、築之分，吹樂器有管、笛、竽、笙之別，形制多種多樣；編鐘、編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編鐘，全套***六十四枚，每鐘能發兩音，在中心音域約三個八度內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顯示了樂器制造的高度水平。
樂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進展，出現了琴、瑟、築等樂器的獨奏家，如善鼓琴的師曠、伯牙；善擊築的高漸離；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隨著音樂的進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關於音階、調式和轉調的理論，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當時的五聲音階由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組成；加變宮、變徵則成七聲音階，但與現代流行的七聲音階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壹個"變音"的六聲音階。十二管是指壹組能奏出十二個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稱初見於《國語》，它們是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
秦 漢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壹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壹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
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壹起表演的節目。
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壹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壹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壹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壹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壹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壹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叠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鐘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政權統壹。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誌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壹時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樂中獨樹壹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曲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曲曲名***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曲演出過程的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壹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壹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
文學史上堪稱壹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壹。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壹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誌，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
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遊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鬥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壹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壹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占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壹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到了元代，民族樂器三弦的出現值得註意。
在樂學理論上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同時，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壹種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 宋代還是我國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誌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壹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幹樂句構成壹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曲》。
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壹楔子（序幕或者過場）構成。壹折內限用同壹宮調，壹韻到底，常由壹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五本二十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南戲（元明之際叫做傳奇）的進壹步成熟。出現了壹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沈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
隨著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十九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明 清 時 期
由於明清社會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點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譜》等。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
在清代，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陜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壹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在各族人民中有較大的發展，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彜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余姚、弋陽、昆山諸腔，其中的昆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昆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壹時為戲曲之冠的昆劇。最早的昆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余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陜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陜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壹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明代末葉，著名的樂律學家朱載育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二十五位數字，這壹律學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創。
近 現 代 時 期
這壹時期始自清代末葉的鴉片戰爭，在歷經壹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壹百多年來，音樂文化的發展交織著傳統音樂和歐洲傳入的西洋音樂，但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以民主，科學為主要潮流的。傳統音樂首先以革命民歌的發展為以熱潮，如反映太平
天國革命的《洪秀全起義》，抗議沙俄入侵的《迫遷歌》，"五四"時期痛斥軍閥出賣祖國鎮壓百姓的城市小調《堅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紅色根據地，邊區，解放區，革命歌曲更具有優秀的傳統，如《天心順》，《繡金匾》等。戲曲音樂中京劇的形成影響及於全國，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壹代名優。 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民族器樂則以民間出現各種器樂演奏的社團為特點，如"天韻社"，"大同樂會"等等。這反映出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民間活動基礎。這種民族音樂民間活動的特點造就出許多卓越的民間藝人，其中華彥鈞（瞎子阿炳）就是傑出的代表。
此外，各種琴譜、琵琶譜的編定、出版也多了起來。西洋音樂的傳入中國雖可以上溯到元、明時期，但作為壹種文化形態影響於中國應當是清末民初的學堂民歌運動。
當時壹些要求效法歐美，富國強兵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倡導了這壹運動，如梁啟超、沈心工、李書同等。學堂樂歌作為學生音樂教材，以宣傳愛國反帝，擁護***和，以及學習歐美科學文明為內容，如《中國男兒》，《體操－兵操》等，這些樂歌又不僅流傳於學校，而且廣泛影響到社會各界。這些樂歌多借用外來曲調填詞，也有少數根據本國曲調填詞，還有少數創作曲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開始興起了傳播西洋音樂，改進國樂的音樂活動，並建立了壹些音樂社團，如"北大音樂研究社"、"中華美育社"、"國樂改進社"。
而專業音樂教育最初就是在這些音樂社團的基礎上建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創建國立音樂院，這是正規專業音樂教育的開始。肖友梅嘔心嚦血，畢生獻給了我國早期專業音樂教育事業。
"五四"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是我國早期專業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之壹，他註意民族語言音調同歌曲音調的結合，善於吸收傳統音樂中的營養，寫出了《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傳至今的作。
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則從學習西洋音樂中探索改進國樂的道路，創辦了"國樂改進社"，寫出了《光明行》、《空山鳥語》、《病中吟》等二胡獨奏曲，並且把二胡納入專業音樂教育課程。
黎錦暉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歌舞劇，如《小小畫家》、《麻雀與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劇《可憐的秋香》等，這些作品也是我國新歌劇創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為我國第壹代音樂學家，在中國音樂史學以及比較音樂學上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作曲家黃自對專業音樂教育的鞏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養出壹批專業音樂工作者如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等，他創作的《玫瑰三願》、《南鄉子》等藝術歌曲仍然回響在今天的音樂會舞臺上。他還寫出了我國第壹部清唱劇《長恨歌》。
這壹時期，專業音樂的發展以歌曲為主要體裁，器樂曲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但在器樂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現了壹些較好的作品，如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瞿維的鋼琴曲《花鼓》，馬思聰的小提琴曲《內蒙組曲》，馬可的管弦樂曲《陜北組曲》，民族器樂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華彥鈞的《二泉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