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創辦了他著名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裏，他 打破了以往科學家個人獨自從事研究的傳統，組織壹批專門人才（包括N.特斯拉等人），由他出題目並分派任務，***同致力於壹項發明 ， 從而開創了 現代科學研究 的正確途徑 。1877年，發明了留聲機，這使他名揚四海。1878年，開始白熾燈的研究，在十幾個月中經過多次失敗後，於1879年10月21日成功地點亮了白熾炭絲燈，穩定地點亮了兩整天。1882年，在紐約珍珠街創辦世界第二座公用火電廠，建立起紐約市區電燈照明系統，成為現代電力系統的雛形。電照明的實現，不僅大大改善了人們生產勞動的條件，也預示著日常生活電氣化時代即將到來。1883年，愛迪生在試驗真空燈泡時，意外地發現冷、熱電極間有電流通過。這種現象後來稱為愛迪生效應，成為電子管和電子工業的基礎。1887年，移居西奧蘭治，並於同年在該市創建規模更大、裝備也更新的實驗室，即著名的愛迪生實驗室（後人稱之為發明工廠）。在這裏，根據G.伊斯曼的發明，制作了自己的照相機。1914年 ，用留聲機和照相機制成了最早的有聲電影系統。晚年，他的發明和革新包括蓄電池、水泥攪拌機、錄音電話、雙工式和多工式電報系統、鐵路用制動器等。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任海軍技術顧問委員會主席，指導魚雷和反潛設備研究，發明了幾十種武器。為此，美國政府於1920年授予他卓越服 務獎章 ， 法國政府授 予他軍團榮譽勛位 。1928年，美國國會授予他榮譽獎章。終其壹生，愛迪生和他的實驗室***獲1093項發明專利權。愛迪生壹生發明眾多，但他畢竟缺乏系統的科學知識 ，因而對現代技術的發展不能作出正確判斷。19世紀末，交流輸電系統已經出現，但他仍堅持直流輸電，並在與G.威斯汀豪斯發生的激烈競爭中喪失了承建尼亞加拉水電站的合同 ；他的實驗室盲目試制磁力選礦設備，耗盡了發明電燈所得的資金，最後不得不放棄。但是，愛迪生在電力開發、電器制造推廣電能應用等方面所作的貢獻，使他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家之壹。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壹。造紙術是誰發明的長期以來，人們壹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主要依據是《後漢書·蔡倫傳》的記載。書上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壹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但自從1933年，已故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地區發現了壹片西漢中葉古紙後，對造紙術的發明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陜西省西安市郊灞橋磚瓦廠工地古墓中又發現了成疊的古紙殘片88片。這成疊古紙墊在三面銅鏡下面，墊得很厚，雖然已成碎片，但邊沒有完全腐爛。這壹發現，更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經考古學家考證，認為這壹墓葬不會晚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橋紙的年代也可大致確定在公元前118年以前。這個時間比蔡倫造紙的年代要早200多年。另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肅漢居延遺址又發掘出兩張西漢後期的麻紙。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天水馬灘西漢墓內發掘了壹張地質地圖，此紙長5.5厘米，寬2.6厘米。這個最新發現的西漢紙質地圖是目前所街道的最早的紙張實物。這些都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古代在西漢初期就發明了可用於書寫和繪畫的紙。
除此以外，在史籍裏，早在蔡倫以前，也有壹些關於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畫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後傳》記載：漢武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後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藥和壹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並“給簡、紙經傳各壹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於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壹年。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明的同誌認為，”發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後，又有所改進、發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制出壹批精工於前世的良紙，於元興元年奏上，經推廣後，‘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爭論中的壹種意見。
另壹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理由是“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品，自古至今要造成壹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壹般都要經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幹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松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說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切、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或許只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 纖維的堆積物，由於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余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產抽調到壹個獨立行業的階段，用於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壹手制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確的，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
另外中，中引《後漢書》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縑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壹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產品，也值得進壹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確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產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幹擾，不能排除後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並無壹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跡，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誌·孫權傳》上的字體，據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