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是中國傳統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壹種，也是影響最大的壹種。《三字經》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內容豐富，知識性強。《三字經》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註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壹部袖裏《通鑒綱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復，辭無藻采”，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以壹千余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壹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壹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形式。它三字壹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並且，它的前後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壹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聖賢並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於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於唐而風行於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出現之後，壹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誌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於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壹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壹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於三言，雖然只多了壹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於成人來說沒有什麽不同，但對於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壹句啟蒙讀物的沿革 以三字壹句的形式編寫的啟蒙讀物，雖然以《三字經》最負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說的那樣，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三字經》的出現也是淵源有自，是中國傳統啟蒙教育長期積累和發展的結果。 在《禮記?曲禮》中，有諸如“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之類短小整齊而又押韻的語句；在《列女傳》中，也有諸如“將入門，問孰存”之類的語句。這些語句，教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規範，不虛玄，不高妙，是切近的灑掃應對之類的具體事情，適合蒙童的理解能力，體現了小學“只是教之以事”的特點。朱熹認為，這些短小而押韻的語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朱子語類》卷7)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朱熹把這些內容收錄在《小學》中。 我們註意到，因為時代久遠，又沒有別的證據，朱熹在作這樣的判斷時，審慎地用的是壹種不肯定的疑似口氣。如果朱熹的說法可信的話，那麽，早在《禮記》成書的戰國及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三字壹句、用作蒙童誦讀的讀本了。 在現今依然流傳、由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遊編寫的《急就篇》，其主體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壹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內容都是用七言編寫成的，而第壹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開始，而以“姓名迄，請言物”轉入介紹“諸物”名稱。這壹部分長達134句，在全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積，前後句沒有什麽聯系，沒有什麽意義。這種編寫形式，主要是中國人姓名的特點決定的，編寫者並沒有刻意以三字壹句編寫啟蒙讀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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