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鉗制思想,摧殘文化,燔滅文章,坑殺儒生,加上刑法統治,使文學在這個時期留下的值得壹提的東西太少.現在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僅有少數不多的刻石之文和詔令、奏議之類的應用文字,呂不韋組織編著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和李斯的《諫逐客書》,是比較有文學意義的作品.但這兩部（篇）作品從創作時間上講,仍在公元前221年之前,屬先秦作品.真正的秦王朝的有文學意味的作品,從目前保存的資料看,除去李斯的刻石作品,已無留存.另外,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於《漢書·藝文誌》,也久已失傳.
西漢承秦建制,許多方面繼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漢初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采取簡約寬松的政策.漢立國之初,朝中盛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對百姓生活極少幹涉,並大量搜羅文獻,允許多家學說並行.
漢初君臣,皆起於楚地.建國以後,他們對楚歌、楚聲也多所偏愛.因此,楚辭在漢初得到極大的流行.“秦焚燒《詩》、《書》……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壹亭之長登帝位,其風遂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漢文學史綱要》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漢初的政論散文家有賈誼和晁錯,其中賈誼的《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學性也較強.漢初之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並開始向新體賦轉化.漢初的騷體賦作者因為缺少屈原那樣的果敢精神,其賦作也往往強為呻吟,並沒有多麽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故而辭賦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轉向鋪張揚歷,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生活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責斥變為溫和的諷勸.
賦體的變化也必然成就壹些實踐這種體裁的詩人作家,賈誼是漢初騷體賦作的唯壹優秀作家.
西漢的經濟力量雄厚,疆域廣闊,漢代文學呈現出八方薈萃、氣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氣象.如漢之樂府,就廣泛采集代、趙、秦、楚各地的歌謠,以“觀風俗、知薄厚”.同時武帝大規模擴大樂府機構,重視采納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為文學的發展引進了民間的文化營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此舉在文學史上意義重大.
漢武帝時的詩人、辭賦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為開放,或寫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史著,或以賦家之心,包舉宇宙,總攬人物,大開大合,成就氣象萬千之辭賦.
《史記》是史傳散文的典範之作,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壹部記傳體的通史.記載了從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由五種體例構成.其中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史記》中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無論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上,還是在文章自身的結構及語言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
這個階段的大賦兼綜南北、融繪古今,描繪千秋帝業,是漢賦的鼎盛時期.
標誌著漢大賦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漢代的統壹繁榮為文人提供了廣闊的視域,使山川風物可以走到他們的筆下,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是漢大賦的代表作.
但是,漢家獨尊儒術,大興經學,使生動活潑的《詩三百》變為“詩經學”.倫理化、政治化了的“詩三百”其文學意義則降到了極其次要的地位.漢代士人常要憑借解經之功得官職,他們不象先秦士人那樣可以用外交、軍事等手段為君主奪取霸權,士的地位及主體人格在這個階段降到很低的位置.壹些賦家也更多地表現出宮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提壹些建議和批評.因而漢文人的賦作大多是“潤色鴻業,勸百諷壹”的作品.宣帝時辭賦也盛極壹時,王褒、劉向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作者.
西漢後期,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王莽開始托古改制,然而改制並沒有成功.王莽在學術上提倡古文經學,古文經學被立為官學.揚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壹家之言,不傍經典,壹改他以前作品的復古特色,但行文流於艱深.其雜文《解嘲》與東方朔《答客難》前呼後應,倒是很有現實意義.
王莽的新朝在農民起義中結束.公元25年,劉秀建立東漢政權,稱光武帝.他加強皇帝集權,緩和社會矛盾,大興學校,嚴格選舉標準,從而在壹定程度上達到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
劉秀借著圖讖的幫助當上了天子.東漢的經學,也就走上了神學的道路.東漢初期的士人因此缺乏懷疑精神.建制以來,光武、明帝、章帝三代社會經濟發展勢頭很好.自和帝後,高層權力結構不夠穩定,但洛陽首都的經濟繁榮卻遠遠超過了西漢首都長安.東都的興起,對漢代文人眼界的開闊是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的.這在傅毅、班固、張衡諸人的京都諸賦中可以領略到.然而兩漢的易代也讓壹些士人對正宗思想產生了懷疑.從桓譚的《新論》到王充的《論衡》,正是顯示了壹條由“非聖無法”到“離經叛道”的思想轉變的過程.
東漢後期的權力不穩定主要原因是出現了幾個年少登極的小皇帝,這些小皇帝往往為外戚和宦官控制,而由他們獨斷專權,封建統治的管理網絡被破壞了,仕進無門的文人們或滯留太學、或窮居野處,周遊郡國,逐漸也形成了壹些文人集團.隨著豪門強臣權勢的壯大,士人集團意識的強化,社會上危機四伏.
士人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們開始輕視與皇權關系緊密的儒學.桓、靈之世,士人與壹部分正直的官僚結合,形成了壹定的“清議”力量,壹時影響很大,後來引起宦官的恐懼,終於釀成了兩次“黨錮之禍”.但這也標誌著從東漢到魏晉,開始形成中國歷史上又壹次思想自由的局面.
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代表著東漢王朝的統治思想,但從東漢初年以來,桓譚、王充、張衡等人都不斷地產生壹些反讖緯的科學思想.王充的《論衡》,舉起“疾虛妄”的旗幟,對神學迷信進行有力的批判,表現了唯物主義的精神.由於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視為文章家.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在這個時期的分化.
在《史記》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著作,班固《漢書》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依《史記》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壹朝的歷史,是我國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
東漢政論文繼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宴的《政論》,仲長統《昌言》為最著名.
東漢賦不如西漢賦興盛,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影響下的班固的《兩都賦》具有恢宏的篇制.張衡《兩京賦》在誇張鋪敘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了抑郁的感情.桓靈之世趙壹的《刺世疾邪賦》也是很著名的賦作.
辭賦是漢代文學的主流.此後,直到清末,辭賦盡管發生過許多變化,如有大賦、小賦、駢賦、律賦等,但賦作為壹種獨立的文體始終存在.在辭賦的推動下,漢代還出現了各種四言韻文樣式,如頌、連珠、贊、箴、銘、吊文等等,漢代在文學上的特點是文學地位的提高和漢賦的興盛,文學在漢代普遍受到重視,以漢武帝時代為例,寫作辭賦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諸侯,有禦史大夫倪寬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馬遷這樣的名儒學者,更不用說還有司馬相如等壹批專家.作品的數量與先秦相比可謂驚人.
據班固《兩都賦序》說,成帝時整理從武帝以來各種人士獻給朝廷並且還保存著辭賦,總數有壹千余篇.東漢張衡更用“作者鼎沸”來形容他那時的辭賦創作的情況.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采集民間聲樂與歌謠,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東漢末的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就是壹篇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樂歌.東漢樂府民歌中的詩歌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五言詩是東漢中後期才開始在文人中流行的.班固作《詠史》詩,單純詠事,少有寄托,是文人五言詩的雛型詩作.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的出現,說明文人五言詩的寫作已達到了壹定的程度,而今存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詩體成熟,思想富於張力.《古詩十九首》非壹時壹人壹地之作,作者是中下層失意的知識分子,大概產生於東漢順帝至獻帝之間.這些短詩發泄詩人的愁苦和憤怒,時代的紛亂,家園的殘敗,生死的難以預料,生活的奔波與分離,是貫穿詩歌的主題.《古詩十九首》以“比興”的手法,本色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風格,成為“溫柔敦厚”壹派詩風的源頭.漢代形成的這種詩體在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唐以後又與七言詩並列,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兩大基本樣式,並且,七言詩也是在漢代就開始孕育的,只是尚未成熟.
近人劉師培講：“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中國中古文學史》）指出了漢代文學的特點.事實上,文體的發展是文學發展的必然,隨著社會內容的變化,作為文學形式的文體自然也要有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