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從廣義上講，它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從狹義上說，它只著眼於精神方面，指社會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民族心態、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等。這裏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較寬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漢字文化學》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產物，又服務於文化，促進文化的發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壹部分。”漢字作為自源文字，是漢族的祖先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創造的，它是漢文化的產物。先有漢文化，然後才有漢字，但它又服務於漢文化，對促進漢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們從“以漢字構形理據看漢字的文化內涵”和“以漢字形為本體看產生的文化現象”兩個方面，舉例性地說明漢字與漢文化的密切關系。
壹、 以漢字構形理據看漢字的文化內涵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依照今日訓沽學之標準，凡解釋壹字即是作壹部文化史。”漢字作為語素文字，是形音義的統壹體，在它的自身結構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因素，這壹點是不容置疑的。我們探究漢字字形的構字理據，可以發現漢民族諸多的文化特征。
現在和錢幣有關的字，像財、貨、貢、貧、賑、費、賞、贈、貪、貸、賒、賄賂之類都屬貝部，貝不過是壹種介殼，為什麽可以用它來表示錢幣的含義呢？東漢許慎在《說文》裏解釋說：“古者貨貝而寶龜，……至秦廢貝行錢。”可見中國古代曾經用貝殼當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後才廢貝行錢，但是這種古代的貨幣制度在文字的形體上還保存著它的蛻形。
查《說文》，竹部的漢字***有147個，為何如此呢？這就在於中國盛產竹子。我國有370多種竹子，約占世界竹類的三分之壹。秦漢時的北方由於氣候比現在溫和，黃河以北地區還產竹。富饒的竹源，使我國在殷商時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時代。僅殷商時代誕生的竹簡就延續了兩千多年，構築了中華民族的竹文化。從遠古的女媧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話始，我國人民種竹、愛竹、用竹盛行。漢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發生了密切的關系，在漢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鮮明印記。
漢語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漢字都從心旁（或心的變形），如：想、忘、忠、恕、怨、愁、憶、惱、悅、憚、慍、恭、慕。這是古人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壹種觀念的反映，我們的先人認為心這個器官是專管思考的，心是思維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則思。”這就是明證。鑒於先人們這種文化認識，於是在造字時，留下了壹批從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漢字。
現在的紙是用竹質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當初造字時紙字為什麽從系呢？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在東漢蔡倫沒有發明造紙的新方法和新質料以前，中國曾經用絲絮造過紙的。
我們從“斬”字的結構看，可以證明古代有壹種車裂的酷刑。《說文》雲：“斬從車斤，斬法車裂也。”清人段玉裁註：“此說從車之意。蓋古用車裂，後人乃法車裂之意而用鐵鉞，故字亦從車，斤者鐵鉞之類也。”顯然，古代這種“蠻性的遺留”，今人也不必為之諱言的。
楊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學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遺跡》壹文中認為，從《說文》中“見從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見某物於先民文化之關系密切與否。觀從土之字壹百三十，從金之字壹百九十五，則可推知金屬與先民文化之關系視土為繁。又觀從馬之字凡百十有五，從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則可見馬屬與先民文化之關系，較牛為重。”這種比較，也是有壹定道理的。
另外，我們從新字的產生和舊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變動。新字的出現和社會生產、社會生活、文化科學各方面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從“金”旁的字，兩周以後才大量出現，“鐵”字不見於兩周金文，所以從“金”的字的大量出現，只有在青銅器高度發達以後才有可能。而“鐵”字也只有在能夠生產“鐵”的條件下才能夠創造出來。再如從竹的“箴”到金屬的“針”（繁體字左為“金”，右為“鹹”），也有壹個從竹針發展到金屬制針的歷史過程。就是到了現當代，由於化學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發現了若幹新的化學元素，為此，表示新的化學元素的新造漢字***計有56個，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說文》裏有不少從“馬”、從“牛”、從“羊”的字，有關於性別的，有關於年齡的，有關於形狀的，有關於顏色的，有關於動作品性的，不壹而足。如：公馬叫“騭”（zhì）,紅黃色的馬叫“骍”（xīng）, 長髦牛叫“犛”（máo）,被閹過的羊叫“羯”（jié），等等。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業高度發展後才能出現。同樣，隨著由畜牧業為主的社會過渡到農業為主的社會，上述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並未消失，可代表它們的“字”都逐漸消亡了，有的幹脆成了“死字”。張世祿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會觀》，就試圖用文字來證明“人類社會之演進，大都由漁獵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