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學作為壹門研究人類生命與死亡以及人權的學問，它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比臨床醫學更加註重倫理道德，作為壹名法醫必須具備深厚的哲學思辨的素養和人文精神，否則與屠夫無異。德國哲學家康德曾經說過：“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經常、持續地對它們反復思考，它們就總是以時時翻新、有增無減的贊嘆和敬畏充滿我們的心靈：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則。”這表明康德主張自由和理性的法治精神。由於儒、釋、道三教合流所形成的中國文化格局，“重道輕器”衍生出的務虛傾向，重感性體悟而疏理性實證，必然缺少邏輯推理，致使中國的實證醫學成就在日後難以與西方醫學同日而語。西方人曾經嘲笑我們中國人醫生數量是歐洲某些國家人口的幾個倍卻無人可以拿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確，雖然現在中國有屠呦呦壹人曾經獲得過這項殊榮，但是也是與其他幾位科學家***同研究的結果，並且是在基礎醫學（藥理學）領域，在臨床醫學的尖端手術，比如心臟移植、腎臟移植、頭顱移植等領域都不是中國人的原創和強項，這不能不說中國幾千年來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的倫理意識裏總有壹種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觀念，儒家思想的糟粕部分嚴重阻礙了中國邏輯實證醫學的發展，造成了近現代以來中醫學（乃至中國的西醫）不能同西方醫學同日而語的局面。因此，法醫學作為現代西醫學發展的壹個高地，應該要建立在對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倫理批判繼承和揚棄吸收的基礎上。
2010年，在美國文特研究所，由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 帶領的研究小組成功創造了壹個新的細菌物種——“Synthia”。他們將Mycoplasma capricolum(細菌A)的細胞核消除；將M. mycoides(細菌B)的DNA序列解碼並拷貝到電腦中。然後通過人工合成的方法（形象地說，就是用基因打印機把這個DNA序列打印出來），將細菌B的DNA重新制作出來並添加到細菌A的細胞中並激活它。與基因工程把壹個物種的基因延續、改變並轉移至另壹物種的作法不同，合成生物學的目的在於建立人工生物體系，讓它們像電路壹樣運行。與傳統生物學通過解剖生命體以研究其內在構造的辦法不同的是，合成生物學的研究方向完全是相反的，它是從最基本的要素開始壹步步建立零部件，重塑生命，這正是合成生物學這壹新興科學的核心思想。基於這種思路，人工生命是可以合成的。
人是宇宙萬物之靈長，是世界上最具有靈性的生物，人體是世界上最精密的機器，生命與死亡是壹對對立統壹的概念，生命科學的發展壹次次沖擊著法律和倫理的底線，德國哲學家康德在晚年時曾經用壹生創造性的腦力勞動斷言全部哲學事業都可以歸結為對“人是什麽”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僅困惑著醫生、法官、哲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家，也困惑著妳我他，而這也正是法醫所不可避免必須要做出解答的問題，現代法醫學已經從宏觀的解剖層次過渡到微觀的分子乃至量子層次以及宏微兼顧的系統醫學層次。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動力學看來，人的本能沖動(libido)有兩種：(1) 生之本能：食、性、愛欲 => 愛神 (Eros)。(2) 死之本能：沖突、攻擊性、死亡 => 死神 (Thanatos)。法醫的主要任務就在於解決與醫學人體（活體、屍體、精神）相關的法律問題，所以顧名思義法醫必須是同時精通法律和醫學的專家。天賦人權，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可以淩駕在別人頭上，也沒有人生活在別人身下。只有每個公民都成為獨立自主的人，才能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立國和使個人獨立，在根本上是壹致的。法醫倫理就是從愛與服從的原則出發，促進社會司法活動的秩序與和諧，以人道主義的精神去創造普遍的幸福與正義。為生者權，為死者言，這句話最能詮釋法醫的生命倫理學職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