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媒介,凸顯文化內涵,同時也是壹種話語。隨著人類技術的不斷發展,電影的發展對於壹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下文是我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談從《道熙呀》看韓國電影的女性主義色彩
壹、罪案片橫行的韓國劇情片
韓國劇情片以題材深刻、犀利而敏銳地反映社會問題而聞名。知名的韓國劇情片有《熔爐》、《七號房的禮物》、《素媛》、《殺人回憶》等。反映的社會問題多為權力與暴力、兒童與性侵等，多以真實案例為原型，深刻揭露體制的弊端，權力的濫用，底層人民的苦難等。韓國罪案片多暴力、灰暗的鏡頭。
在韓國傳統罪案片中，掌握權力的通常是男性，受害者通常是女性，或者兒童、智障人士等。女性在傳統韓國罪惡片中，多以弱者、受害者的形象存在。
二、充滿女性主義色彩的《道熙呀》
傳統韓國影視作品中，女性更多是以家庭主婦或職業女性的形象出現。[1]韓國影視作品中，能夠看到男權社會的縮影。像《熔爐》、《辯護人》這樣反映現實題材的作品中，掌控權力的基本都是男性，女性只是男性特權下的附屬品或弱勢群體的代表。
而《道熙呀》這部影片中，李英男作為壹名女性，擔任了派出所所長這樣壹個擁有權力的角色，在構思與設計上充滿了女性主義。
《道熙呀》的英文版海報中，金賽綸與裴鬥娜 *** 相擁。女孩倚在女人懷中，受傷的眼神呆滯地凝望著鏡頭，女人轉身回眸，似欲言又止。
正是這次相擁，揭露了道熙的傷口，觸動了李英男所長的心，同時也作為唯壹壹次“身體接觸”留下了可控罪證。受虐者與行善者之間產生了緊密聯絡，營救本身被介入曖昧行為，窺視事件的所長反被窺視。這使得本片區別於《熔爐》、《殺人回憶》、《七號房的禮物》等暴力、性侵題材影片，絕不單純是二元對立的痛苦指控，所呼籲的亦非男權社會規則的重整。
不同於以往女性題材影片，《道熙呀》這部影片體現著女性與權力之間微妙的關系。掌握權力的女所長並沒有因為掌權而逃脫命運的捉弄，相反，權力之外的受虐者道熙使用狡黠的謊言便將事態的發展掌控於股掌之間。這其中體現的女性與權力的關系值得玩味。
三、大人的偏見與孩子的惡
在傳統韓國劇情片中，孩子通常是單純、弱小、善良的形象。像《芭比》中的順英，《七號房的禮物》中的藝勝，《熔爐》中的受害學生金妍鬥、陳侑利等。
《道熙呀》顛覆了傳統韓國劇情片中兒童的形象，道熙在片中的形象是亦正亦邪。陷害繼父時的道熙，向警察謊稱女所長摸她 *** 時的道熙，發現自己的謊言害所長被關起來時的道熙，讓我們看到了弱小的孩子背後的惡。這種惡不能說是與生俱來，但與她成長的環境有關。成長於粗俗、暴力的家庭環境，道熙從小就有強烈的自我保護和暴力的傾向。女所長剛進村子的時候，道熙看見她就跑;被同學欺負的時候，道熙只是低著頭不說話;女所長走近她的時候，可以看出道熙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強烈的不安全感使得道熙把自己偽裝隱藏起來。當所長的女朋友來找她的時候，道熙摔東西發脾氣，場面很暴力，不像是傳統單純、弱小的兒童該有的形象，這都體現了從小遭遇家暴的道熙骨子裏暴力的傾向。
但在大人的偏見裏，女同性戀者對於壹個女孩子的愛就是不單純的;孩子的證詞就是沒有謊言的。大人的偏見和孩子的惡是這部影片所表現的不同於傳統韓國罪案片的深刻之處。
四、女同性戀與憐憫
同性戀者作為“人類的背影”，是人類自身表達的壹個極其重要的補充角色，同性戀銀幕形象的變化既表明主流文化系統中的同性戀者處境的變化，也成為人類整體處境的壹個折射。同性戀形象的銀幕演化過程恰是這壹邊緣群體與主流群體逐步提高和完善跨文化交流的過程。
壹則研究表明，美國《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報道同性戀者的數量從1940年代的2篇、1960年代的25篇，1980年代的95篇達到1990年代的151篇，數量呈上升趨勢;同時研究也發現媒體對同性戀者的描述多帶有偏見或詆毀色彩，以負面形象的刻畫為多。[3]
男同性戀者的婚姻在近些年來的報道和研究中比較受關註， 但關於女同性戀者的婚姻狀態的研究卻非常少。這也壹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地位相對於男性而言的低下。正如 Sara Karon所說： 不同性別、 種族以及民族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經驗和視角， 需要得到社會的承認。在這個持續不斷的奮爭過程當中， 很明顯的是， 女同性戀者是相對缺席的， 女同性戀者的存在不僅是被邊緣化， 很多時候根本是被否認的。轉引自孫中欣、張莉莉，2007：386
當同性戀話題在歐美已經普遍光明時，在韓國依然是壹個嚴峻的倫理問題。裴鬥娜飾演的女同警察因為同誌身份被下放到地方，遇見了喜歡她的小姑娘道熙。出於憐憫，女警察幫助道熙逃離家暴，擺脫痛苦的生活。然而世俗的偏見認為，對於壹個女性同性戀而言，這種關愛已經超越了憐憫，是壹種不能為世俗所接受的，畸形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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