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911年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並入臨清市)。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匯編成《季羨林文集》,***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留學德國是季羨林學術生涯的轉折點。留學德國後,季羨林走上東方學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壹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壹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壹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壹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壹詞的音譯略稱。這裏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壹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壹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壹定要註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壹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壹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與此同時,季羨林兼治梵文文學,翻譯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迦梨陀娑的劇本《沙恭達羅》(1956)和《優哩婆濕》(1962),並撰寫有《印度文學在中國》、《印度寓言和童話的世界“旅行”》、《〈五卷書〉譯本序》、《關於〈優哩婆濕〉》和《〈十王子〉淺論》等論文。
季羨林隨著80年代進入古稀之年,但他學術生命仿佛進入了黃金時期。盡管行政事務和社會活動纏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緊壹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潛心研究,勤奮寫作。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壹。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壹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壹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壹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壹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獲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壹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