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911年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並入臨清市）。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匯編成《季羨林文集》，***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留學德國是季羨林學術生涯的轉折點。留學德國後，季羨林走上東方學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壹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壹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壹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壹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壹詞的音譯略稱。這裏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壹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壹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壹定要註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壹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壹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與此同時，季羨林兼治梵文文學，翻譯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迦梨陀娑的劇本《沙恭達羅》（1956）和《優哩婆濕》（1962），並撰寫有《印度文學在中國》、《印度寓言和童話的世界“旅行”》、《〈五卷書〉譯本序》、《關於〈優哩婆濕〉》和《〈十王子〉淺論》等論文。
季羨林隨著80年代進入古稀之年，但他學術生命仿佛進入了黃金時期。盡管行政事務和社會活動纏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緊壹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潛心研究，勤奮寫作。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壹。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壹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壹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壹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壹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獲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壹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