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素稱“禮儀之邦”，中華文明素稱“禮樂文明”。早在我國遠古時代，禮就孕育於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之中。到了西周時期，周公“制禮作樂”，揭開了中國禮樂文明的序幕。後經儒家的豐富和完善與歷代統治者的倡導和推行，禮逐漸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禮治最終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治國方略。綜觀中國歷史，禮作為約束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準則和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規範，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而且成為華夏文明的標誌。唐代學者孔穎達在解釋“華夏”壹詞的涵義時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壹也。”著名史學家柳詒徵先生也曾說：“中國者，禮儀之邦也。以中道立國，以禮儀立國，是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相比較而言最具特色之處。”
禮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壹向被視為儒學的核心。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茍子等都對禮的作用和價值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從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不學禮，無以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到孟子的“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再到荀子的“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儒家對禮的執著追求，感受到禮在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方面的重要功能，亦可領略到“禮之用，和為貴”所揭示的治國理政、協和萬邦的真諦。
在春暖花開、萬象更新的仲春時節，手捧修改好的書稿，我的思緒又回到了兩年前。2006年的仲夏時節，我的博士論文《禮文化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研究》通過了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的博士論文答辯。畢業後，由於工作生活的繁忙和舉家南遷的波動，壹直未能靜下心來對博士論文進行修改和完善。2008年的春節，我才抽出時間，開始論文的修改工作。面對即將付梓的書稿，我既如釋重負又忐忑不安。如釋重負是因為昔日的思索和耕耘終於有了壹個結果，忐忑不安是因為不知道這個結果是否圓滿，能否盡如人意。與上述復雜情緒相伴的是充溢於心間的感激之情。
首先，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導師楊天宇教授。由於“禮文化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研究”是壹個比較大的研究題目，而本人才疏學淺且缺乏豐厚的史學功底，駕馭該題目的難度可想而知。在楊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在濃厚禮學興趣的引領下，在“勤能補拙”理念的鼓舞下，本人在禮文化的知識寶庫中廢寢忘食、拼命讀書，稍稍彌補了壹點“先天不足”。但無奈史料浩繁，而本人能力有限，在寫作過程中仍有“捉襟見肘”之感。因此，從論文的構思、材料的選擇到文章的修改，乃至標點符號的運用，先生都給予了無數的指導和幫助，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和心血。可以說，沒有先生的精心指導和嚴格要求，本論文難以達到現在的水平。同時，先生淵博的學術造詣、嚴謹的治學態度、獨到的史學思想和高尚的人格風範亦使我受益非淺，對我今後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即使有這樣的“聖人”，如周公、孔子，他們最多也不過是做了壹些歸納、綜合、整理的工作而已。從近現代學者的觀點看，壹些人在思考禮的起源時就已先驗地假設禮必然是先出現於生活的某種領域或某個側面，例如宗教、飲食等。這種假設可能是受古人從不同視角論禮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如《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記·昏義》說：“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可以看出，古人論禮，多臨事取義，各根據禮的某壹方面立說。這種執壹端而定禮之起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極易導致類似於“盲人摸象”的錯誤。討論禮的起源，尤其是時隔千萬年以後，預先假定它最先發生在宗教祭祀活動中或飲食的分配過程中，這種假定本身就是欠妥的。禮儀是壹種文化現象，文化現象往往是諸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壹種綜合，這種綜合通常是在人們熟視無睹的情形下形成的。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壹種文化現象出現後，隔上兩三代人，大家就都不記得它的來歷了，過千萬年後，人們再試圖確定它最初發生在哪個生活領域將會非常困難。就上述近現代學者的觀點看，諸種禮之起源說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不足；各種觀點看似不同、甚至對立，實則是可以相容、可以互補的。例如，“祭祀說”客觀地反映了祭祀活動在上古社會的重要地位，也符合當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①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②的社會現實，但該說將“禮”字的起源作為“禮”的起源，且用祭祀涵蓋包括冠、婚、喪、祭、鄉、射、燕、聘等眾多古禮的起源顯然有失偏頗，因為《儀禮》所記載的十七禮大都有其久遠的發生、發展的歷史。據楊寬先生研究，冠禮是由氏族制時期的“成丁禮”變化而來，鄉飲酒禮則源於氏族聚落會食的禮儀。“飲食說”、“交往說”與“祭祀說”的不足有類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