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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書名,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壹。 書成於貞元十七年（801）。通記歷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於傳說中唐天寶末,間及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各冠總論,下系子目,凡有壹千五百八十四條,正文約壹百七十萬字,註文約二十萬字。取材博綜古今,廣采群經、諸史、地誌,漢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國史、實錄、檔案、詔誥文書、政令法規、大事記、《大唐開元禮》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時間順序分類纂次。各典於歷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並引前人議論,參以己見,見其得失,其中以食貨、職官、邊防各典較為精到。為中國典制文化專史的首創之作,對後世史書編纂影響甚巨。內容略古詳今,唐代部分約居全書的四分之壹,多屬原始數據,其價值不在《唐六典》、《唐會要》等書之下。惟記事偶有遺漏,兵典敘兵法而不載兵制,禮典壹門竟全書之半,於體例殊未允當。亦已竄入憲宗朝數事。書約初刊於北宋。 中國第壹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作者杜佑曾任唐朝節度使和宰相等職,對中央及地方制度極為熟悉,他采錄歷代典籍,溯尋制度的因革變遷,希望為在唐帝國寫下壹幅臻於理想的政治藍圖。
《通典》就是壹部古代與現代的對話,理想與實際的結合。 《通典》 《通典》是我國第壹部,也是成就最高的壹部典章制度專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於具有悠久歷史和顯赫地位的名門大族。他20歲左右步入仕途,40歲以後任中央高級官員和嶺南、淮南等地的長官,近70歲時任宰相,78歲因病退休,不久去世。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以史學家的眼光處理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又以政治家的見識撰寫歷史著作,這使他在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開始寫作於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於淮南節度使任上,全書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時間。杜佑對文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過對歷史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考察,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活動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導。這個著述旨趣,決定了《通典》基本價值。 《通典》全書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它的結構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聯系。
杜佑在《通典·自序》裏對此作了明白的說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個邏輯構成,體現了杜佑對封建制度的全盤理解。在每壹門目之中,杜佑又細分子目,每事以類相從。他敘述各種制度及史事,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原原本本詳細介紹。在有關事目之下還引錄前人的有關評論,或寫下自己對此的看法。評述結合的寫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學術與經世致用價值。從總體看,全書編排得整齊有序,條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於讀者閱讀、查考。 《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於紀傳體史書中的書誌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後於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壹體裁獨立出來,為這壹體裁的成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從此以後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壹個重要門類,出現了壹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於社會這壹優良傳統的發展。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後的史實多以夾註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壹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壹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占了全書卷數的壹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 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壹,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系。
《通典》為人們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壹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壹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 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壹切環節都形同虛設。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於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壹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系,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壹,人戶滋殖,三代莫傳。”（《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
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85《禮》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壹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新唐書·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都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贊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壹些不信吉兇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實例,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誌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著不少傑出的見解,對於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通典》禮的部分占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文獻通考》,是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的重要著作。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卒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沒有給予他立傳,《通考·自序》也沒有敘述事跡。《南宋書》和《新元史》中雖有傳,但記事十分簡單。所幸《通考》的《進書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樂平縣誌》中保存了幾點有關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後期宰相馬廷鸞的仲子,以 蔭補承事郎,曾漕試第壹。廷鸞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賈似道,鹹淳九年（1273年）被迫辭職,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鸞曾任史官,家中極富藏書。馬端臨隨其父家居,讀書頗廣。父親去世後,他曾短期間內出任慈湖書院、柯山書院院長、教授及臺州路學教授等學職,壹生主要時間都在家鄉隱居著書。縣誌本傳稱他“門弟甚眾,有所論辯,吐言如泉湧,聞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壹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端臨在其34歲左右時,即開始其著書工作。而《文獻通考》的編寫用時20余年。李謹思《通考序》稱全書著成於丁未之歲,即元成宗大德十壹年（1307年）,馬氏是年54歲。
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書被壹位道士訪得,次年奏之於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348卷。自《經籍》至《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門均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書的內容起自上古,終於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就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實為《通典》的擴大與續作,這是本書的第壹個特點。本書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為基礎,並進行適當補充。中唐以後則是馬端臨廣收博采的結果,尤其是宋代部分,當時《宋史》尚未成書,而馬氏所見到的宋代史料最豐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為《宋史》所無者。取材廣博,網羅宏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此外,《通典》以《食貨》為首,說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鄭樵《通誌》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通典》之《禮典》100卷,占去全書1/2,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又《兵考》壹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敘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這些都是《通考》的優點。 馬端臨是古代進步的史學家之壹,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敘述歷史發展的典誌體,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
《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擴大和提高；《通考》與《通誌》相比,《通誌》只做到舊史書的粗略總和,《通考》則予以重新組織,表達了若幹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變法和楊炎的兩稅法,對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馬氏明確指明其重要歷史意義,而不因自己對二人的否定態度而否定其經濟政策。又如五代時期,參加過唐末農民起義的張全義,對恢復洛陽壹帶經濟生產起過有利作用,歐陽修作《五代史記》,因他出身於“群盜”,僅略記數語。而馬端臨不僅詳記其事,而且加按語雲：“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劃,雖五季之君號為有誌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作了有力的頌揚。 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復說明,壹方面為續補杜佑《通典》天寶以後之事跡,壹方面要配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略如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和誌。總起來說,是使“有誌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這就形成了這部書的消極面,雖有同情人民之處,但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立言。又因全書規模宏大,某些部門便容易失於疏略,如《職官考》全錄《通典》之文,於五代部分則敘述寥寥；又如《經籍考》內容雖豐富,而主要依據不出於晁公武、陳振孫二家,自不能完備；《輿地考》多本於歐陽忞《輿地廣紀》壹書,無甚訂補。
因此,歷代學者對二書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見稱,《通考》以博通見長,各有獨到之處,應互相參證而不可偏廢。《四庫提要》論之雲：“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誌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誌》所及也。”《通典》、《通誌》和《文獻通考》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後人合之稱為“三通”。“三通”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為清乾隆年間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證,其後復刻者多以此為底本,重要者為江西崇仁謝氏及浙江書局等本。
通誌》，南宋鄭樵撰。是自《史記》之後，現存的又壹部紀傳體通史性著作。自三皇五帝到隋。《通誌》全書200卷，有帝紀18卷、世家3卷、後妃傳2卷、年譜4卷、略52卷、列傳106卷、載記8卷、四夷傳7卷張全義簡介張全義簡介，500多萬字。在典章制度方面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