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或者說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最早發生在農業領域，其體制背景是市場經濟，相當於馬克思所講的級差地租。在《資本論》裏，馬克思對農業領域的粗放經營做了十分深刻的論述。他寫道：“那些新近開墾、以前從未耕種過、相對地說比較不肥沃的土地， 它無須施用肥料，甚至只要進行粗放耕作，也能長期獲得收成。” 例如，在西部大草原進行耕種之所以能獲得剩余產品，並不是由於土地肥力高，從而每英畝的產量高，而是由於可以進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這種土地對耕作者來說不需要花費什麽，或者只花極少的費用。在馬克思的筆下，所謂粗放經營是在土地相對充裕，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的情況下，理性的經濟人為了追求最大利益，自覺發揮資源優勢（充裕的土地），以彌補較為稀缺的資源（資本與技術）的有效經濟增長模式。相反，如果在土地充裕、資本與技術稀缺的情況下，追求資本密集和高技術含量的集約經營，那不僅是最不經濟、最無效率的選擇，而且會錯失進壹步發展的良機。
然而，粗放經營畢竟向集約經營（相當於級差地租Ⅱ）轉化了。在講到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化時，馬克思特別強調土地所有權和地力的消耗。對於土地所有權，馬克思認為，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下，“牧羊業或整個畜牧業中，幾乎都是***同利用土地，並且壹開始就是粗放經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生產資料在事實上或法律上為耕者自己所有的舊生產方式發展起來的， 生產資料只是由此才逐漸走向集中”。對於地力的消耗，他說：“由於耕作的自然規律，當耕作已經發達到壹定的水平，地力已經相應消耗的時候，資本（在這裏同時指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才會成為土地耕作上的決定要素。”
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土地所有權的確立，既是對土地資源稀缺的反應，也意味著排他性，意味著通過到處鋪攤子、多占土地的粗放經營有了不可逾越的產權邊界。而地力的消耗則意味著，如果不改造土地、提升耕作的技術含量，將無效率可言。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已經有了壹定的積累，技術也有了相應的提高，相對於土地的稀缺反而相對“充裕”，於是，集約經營就“水到渠成”。這說明，集約經營是在特定的條件下，在效率原則的作用下，針對資源稀缺狀況所做出的耕作制度的調整。此時的集約經營依然是有效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是在農業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對不同的稀缺資源的反應，都是有效的。粗放經營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歷史上，都是集約經營的出發點，它向集約經營轉化的條件是：
（1）資源約束的變化。這裏所講的資源約束的變化，是指土地資源已經由充裕變得稀缺，稀缺的土地資源已經不允許粗放經營。
（2）土地產權的確立。確立土地產權是對土地資源稀缺的制度性反應。土地產權的確立、人格化和有效保護，形成了對土地所有者的硬化約束。這種硬化約束在實際經營中表現為既不能隨意侵占別人的土地，電不會浪費自己的土地，而是盡可能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資本與技術的積累。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和技術這兩種生產要素相對“充裕”，為向集約經營準備了必要的條件。而，從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角度看，可以發現土地資源的稀缺、資本的相對充裕和技術的提高，構成了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化的必要條件。而產權約束的硬化則是其充分條件，是由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的關鍵性的制度安排。如果產權約束不是人格化的，不是硬的，那就意味著可以不負責任、可以互相侵蝕、可以“抽吸”（科爾奈語）其背後的靠山，如父母、國家等。如果制度安排允許甚至縱容這些行為的存在，那就很難向集約經營轉化。 約束軟化是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在《短缺經濟學》中解釋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的基本範疇。在科爾奈看來，傳統體制下的擴張行為，從企業（傳統體制下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層面來看，表現為鋪攤子、上項目，以及不可遏制的投資饑渴。企業的擴張動力在於無論是企業管理者還是職工，都可以從企業的擴張中得到相應的利益。擴張給企業帶來的利益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無論是企業管理者還是職工，都可以從企業的擴張中得到相應的回報。例如，與企業規模擴大相聯系的管理者級別的升遷，“管理壹萬人比管理五千人更為顯赫”（科爾奈語）的精神滿足。又如，大企業與小企業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精神待遇（大型國有企業的社會榮譽感）。其次，更多地占有生產資料，則易於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傳統體制下對企業的評價不是市場的評價而是上級有關部門的評價，上級評價企業和企業領導人的標準是企業完成任務的情況，提前和超額完成任務是每壹個企業近乎於條件反射的選擇。更多地占有生產資料且同時隱瞞生產能力是易於提前和超額完成任務的必要準備，也是傳統體制下企業的普遍行為和慣常作法。超額和提前完成任務是有利益的，此即各種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包括企業領導的升遷。
那麽，企業何以敢於擴張，對於擴張所造成的損失無後顧之憂呢? 科爾奈認為，這完全在於傳統體制下國家與企業的“父子”關系而導致的預算約束軟化，即企業沒有財產權，連企業本身都是國家的。科爾奈強調，傳統體制下的企業擴張是壹種“自然本能”。他說：“壹個企業必須壯大，擴張沖動與數量沖動和囤積傾向壹起造成了生產領域幾乎不可滿足的需求和吸納狀況。擴張沖動比數量沖動和囤積傾向更重要，因為它對經濟體制的影響甚至更強大，正是擴張沖動才說明了不可滿足的投資饑渴。” 顯然，這是壹種攀比而並非競爭，在攀比中爭著擴大規模，爭著多占生產要素，爭著“抽吸父母”，即向國家多要錢。競爭可以以提高效率，攀比只會喪失效率。
當然，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並非僅僅緣於企業層面，它還與社會層面的趕超戰略和傳導放大機制密不可分，趕超戰略和傳導放大機制對企業的投資饑渴起到了誘導和推波助瀾的作用。二者的疊加，使得鋪攤子、上項目的粗放經營成為傳統體制下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征。
對照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和傳統體制下的粗放經營，我們看到，二者都是在產權不明確的情況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的必然選擇，都是“不占白不占”的心理使然。所不同的是，原本意義上的粗放經營是有效的，並為向集約經營的轉換準備了條件。而傳統機制下的粗放經營雖然是低效的（並由此誘發了改革），但並不必然地轉向集約經營。因為，盡管長期的粗放經營造成了資源短缺並使粗放經營難以為繼，然而在給定的體制下，它卻沒有明確產權的內在要求。而產權能否明確，約束能否硬化，是由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的關鍵所在。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今天，中國經濟再壹次出現了新的投資饑渴和粗放經營，只是其主體力量變成了地方政府。那麽，地方政府為什麽會成為新壹輪投資饑渴和粗放經營的重要推動者呢? 這是因為，已有的改革舉措使地方政府不適當地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
1．我們歷史性地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旨在造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從總體上看更多強制性。事實上，只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壹旦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奮鬥目標，地方政府就不能不竭力推動。具體表現為地方政府為市場發育創造條件、樹立典型，直到直接招商引資、經營資本、投資上項目。而這些直接從事經營的行為，本來是真正的市場主體的應有行為。
2．分權與財政分竈吃飯，使地方政府成為市場主體的制度準備進壹步完善。中國的改革是從分權開始的。1994年的財稅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權利和責任。分權制和財政分竈吃飯，壹方面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直接拼經濟，另壹方面又為地方政府直接拼經濟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更為廣闊的活動空間。
3．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的任命制和以GDP 的增長為主要內容的考核，進壹步促成了地方政府的市場主體角色。迄今為止，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基本上是通過任命制產生的，具體表現為上級或同級黨的組織提出候選人名單，交給相關黨的代表大會或人民代表大會進行等額或差額選舉。在如此的制度安排下，決定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職務升遷的主導力量是上級黨委及其主要負責人。那麽，以什麽作為考核幹部的標準呢? 這就是GDP的增長。由於種種誤解，經濟發展被片面地理解為GDP的增長。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GDP的增長理所當然地成為對各級領導工作績效的考核標準。改革在不經意之間使地方政府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並由此導致了粗放經營的諸多特點。
不擇手段地追求GDP，是當前粗放經營的特點之壹。盡管GDP並不反映經濟增長的質量，它與環境的汙染和資源的浪費都呈正相關關系，但還是成了各級政府的癡情追求。表現為只要能在短期內增加GDP，就不惜以環境汙染為代價，就不怕違反國家的有關政策．就不顧該地區的財政能力，哪怕最終是半截子工程，甚至欠下巨額債務（有的還謊報GDP）。於是，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呈負面效應的開發區，堆積了很多貨幣的半截子工程。
不惜成本地追求“亮點”和“輝煌”，是當前粗放經營的第二個特點。相互之間的競爭和攀比，使得各地政府總是盡最大可能追求最大、最亮、最輝煌。於是有了最大、然而卻是效率最低的機場，有了最寬闊的、但卻通不了幾輛車的馬路。阿瑟·劉易斯曾經深刻地指出：“公***投資中的聲譽因素是眾所周知的。浪費的現象在大量已成事實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導致了資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對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廠，每小時僅有幾輛車行駛的高速公路，這些都是普遍現象。我們總是被告知這些國家資本短缺，可同時資本的低效利用卻是這些國家非常明顯的特征。”
封閉或地方保護，是當前粗放經營的第三個特點。為了在短時間內把GDP做大，最有效的方法是鋪攤子、上項目的重復建設，即花錢買GDP。為了使重復建設、特別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不致在統壹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地方保護是其必然選擇。被保護的無疑都是落後的，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是不需要保護的。重復建設是低水平的，亞當·斯密所揭示的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以及由此帶來的效益在地方保護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地方保護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合理配置資源的要求格格不入。
地方政府之所以癡情於投資饑渴式的擴張，除了利益驅動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缺少相應的產權約束。真正的市場經濟，其主體的產權是人格化的，商品的命運就是商品生產者、企業所有者的命運。對此，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商品交換是壹個驚險的跳躍，如果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產者自己。真正的市場主體所以不盲目地擴張和沖動，是因為由此而造成的損失必須由他們自己來承擔。如果因此而破產，破的是他們自己的產。產權約束的硬化和在此基礎上的優勝劣汰，既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構造和生命力之源，同時也是由粗放經營過渡到集約經營的基本約束條件。然而，地方政府卻缺少相應的產權約束。在法律上，地方政府是國有資產的代表，這使他們可以方便地使用資源，例如，圈地搞開發區，或以土地換資金等等。另壹方面，由於他們僅僅是國有資產的代表，國有資產不是他們的，所以，他們又不承擔資產所有者應當而且必須承擔的責任。這樣的制度格局對於地方政府領導的擴張行為是最為有利的。他們會最大限度地享受擴張給自己帶來的收益，但卻不必承擔由於擴張給社會帶來的損失。這壹切，誠如詹姆斯·布坎南所深刻指出的，政治企業家（他把政治家叫做政治企業家）也是人，也會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