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新文學小說完全疏離了古典文學，事實上，新文學的不同時期都有作家在努力將古典文學藝術運用於小說創作中，並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新文學最早和最優秀的小說家魯迅，就充分受益於古典文學，這壹點為時人和後來者所清晰地指出：“魯迅好用中國舊小說筆法……他不惟在事項進行緊張時，完全利用舊小說筆法，尋常敘事時，舊小說筆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組織方面，運用壹點神通，便能給讀者以‘新’的感覺了。”[13]此外，郁達夫的《遲桂花》、吳組緗的《綠竹山房》，以及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沈從文的《邊城》、蕭紅的《呼蘭河傳》等優秀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鑒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特點[14]。到40年代解放區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中，傳統小說形式更有過短暫的復興，只是由於種種原因的限制，這壹復興並不太成功而已。
新時期小說同樣對古典文學的藝術進行了借鑒和學習。與現代作家們有些類似，新時期作家們主要通過采用兩種方式。
第壹種方式是對古典小說形式技巧的直接借用。其典型者是對古典小說文體形式的現代化還原，代表是80年代初期興起的“新筆記小說”。這壹體裁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清代《閱微草堂筆記》、《聊齋誌異》等筆記小說，甚至與更遠的魏晉時期的《世說新語》有內在的關聯。新時期的“新筆記小說”作家采傳統筆記體小說的基本形式，不講究完整曲折的故事，而是試圖通過富於生活氣息的日常人物和事跡，傳達出中國古典小說含蓄深沈的韻味特征，追求質樸簡潔卻又意味深長的藝術效果。其中雖然融入了現代小說的元素，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古典小說形式的影子，可以看作是古典小說形式的現代復興。此外，莫言的《生死疲勞》也直接借用了古典小說的章回體形式，在對傳統章回目錄形式的借用中傳達出廣泛的古典小說技巧嘗試：“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體絕對不僅僅是壹種形式，更重要的是內在的小說節奏，讀的時候感到章回體小說明快的節奏感。中國傳統小說裏說書人的傳統，通過章回的頓挫表現出來……”[15]
在直接借用文體形式之外，古典小說的語言技巧和敘述方式也被壹些作家所借鑒。在語言方面最早引起關註的是80年代中期問世的阿城的《棋王》和《遍地風流》，它們在句式和用語上都借鑒了傳統白話小說的特點，並巧妙地融合在現實生活語言中，較之新文學語言，顯得簡潔、含蓄而雋永。阿城的創作，直接引發了80年代後期小說語言的古典文學色彩潮流。90年代初，賈平凹更廣泛地從明代話本小說中取材，從《廢都》、《白夜》，壹直到近年的《秦腔》、《高興》，其敘述語言都帶有傳統白話小說色彩。而且，賈平凹還有意識地借鑒古代話本小說的說書體風格，其敘述特征與傳統白話小說頗相類似。此外，蘇童、葉兆言的小說也有意識地運用壹些古典小說技巧，其小說體現出對某些古典小說藝術的追求：“尤其是從《妻妾成群》開始,
我開始使用傳統白描手法……以前的小說看不出是什麽畫, 現在的小說看得出是國畫, 而且是白描的、勾線的,
不是水墨的”[16]。莫言的《檀香刑》、李銳的《銀城故事》、格非的《人面桃花》等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傳統白話小說或文言小說的特點，敘述方式和敘述技巧也有明顯的借鑒痕跡。
第二種方式是不直接從古典小說中尋找方法或資源，而是更廣泛地從整個古典文學藝術中吸取營養，具體說，就是借鑒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意境美特點，將它們與現代小說技巧相結合，融合成既具傳統文學藝術美又有現代敘述技巧的風格特點。在這些作品中，也許沒有直接的古典小說形式技巧，但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傳統審美特點，與古典文學保持著更抽象也更深層的聯系。現代文學時期，這種方式曾經被較廣泛地采用，最典型的如廢名、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廢名曾明確表示自己的小說“分明地接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壹樣。”[17]沈從文也認為：“短篇小說的寫作，從過去傳統有所學習，……應當把詩放在第壹位”。[18]他們的創作吸收了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歌藝術的特點，形成了其小說的獨特藝術魅力。其中最為成功的是沈從文的小說，他的《邊城》等作品，“在我國古典藝術中廣采博取，他把古典詩歌的敘述故事，同湘西秀麗多姿的自然山水，古樸傳奇的民情風俗熔於壹爐，創造了令人神往的藝術境界。”[19]
新時期小說家在創造古典意境方面有集中追求、並有較大收獲的，是江蘇作家蘇童、葉兆言和東北女作家遲子建。蘇童的《妻妾成群》、《壹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及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等作品，運用古典文學的意象，巧妙地將之與江南的地域文化結合起來，創造了神秘瑰麗的意象群落，體現了濃郁傳統意味的審美效果；遲子建的《霧月牛欄》、《親親土豆》等作品，將自然地理的神秘優美與人的美好情感融合為壹體，傳達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親和關系，其對自然美的渲染和人類情感的細膩描摹中，不自覺地連通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意境，是對於古典詩歌藝術的再創造和自然借用。此外，還有壹些作家也有類似的追求。如李銳的《銀城故事》借用唐代詩人王之渙《涼州詞》的著名詩句來作為小說四個章節的標題，以傳達出與中國古典詩歌相關聯的藝術境界，有壹定的藝術效果。
直接借用古典小說形式與創造古典文學意境之間並不矛盾，而是有內在的關聯。比如汪曾祺，他的“新筆記體小說”在形式上借鑒古典小說，而《受戒》等作品，則運用的是現代小說形式，只是有意識地在其中灌註中國傳統文學的審美特點，呈現出對“言外有言，意在言外”的藝術境界的追求。而在另壹方面講，古典小說形式本身也蘊涵著壹定的意境，如何立偉的《白色鳥》等“新筆記體小說”，也在不同程度體現出古典文學的意境特點。
然而，就總體而言，新時期小說家在借鑒古典文學藝術上還沒有取得足夠的成功，許多方面尚處於嘗試階段。壹方面，古典小說的藝術方法還只是在比較狹窄的範圍內被借鑒，其豐富性沒有得到體現；更重要的是，作家們在古典文學藝術的運用上還普遍顯得生澀和簡單化，未能將古典文學藝術融會於現代生活和現代藝術形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