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封建家族政權基礎的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在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中，壹種生產技術，特別是手工業制作技藝，往往是在壹個家庭或家族的生產實踐中首先提煉出來的，壹般只允許在家庭或家族內部使用和傳授。特別是明清時期，專門壟斷壹種生產技術而形成名牌產品的家庭手工業日漸增多，由於它們長期控制生產技術，所以其產品獨占市場，經久不衰。如北京張氏的制筆，由於壟斷了生產絕技，從宋元至明清，數百年間，久負盛名。在武漢有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湯包等。這類壹個家庭或家族獨擅壹技，專制壹器的家族手工行業，在中國幾乎遍地開花，各處都有。這些手工業作坊，經過多代家族成員生產技能和從業經驗的長期積累，規模也有所擴大。典型的如起步於康熙八年(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在其幾百年的發展歷史中，飽經滄桑，幾經興衰，由最初的小鋪面、小作坊，逐漸發展為廠店兼營、自產自銷的企業，不僅在中藥行業中首屈壹指，就是在北京的工商業中也頗有名氣。
但總的來說，在中國幾千年發達的家庭手工業之上卻未能建立起現代工業經濟，也未能造就出壹批成型的家族企業。其原因之壹就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形成企業組織賴以存在的市場經濟條件。
2、1840至1949年：家族政權與外國入侵環境下家族企業萌動但舉步維艱。從1840至1949年的壹百多年間，記載著壹部內憂外患、民族存亡的近代中國歷史。從文化進化角度看，這壹時期也是西方文化(包括自由市場經濟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不斷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交融的過程。
正是在這種動蕩激烈的變化過程中，阻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組織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桎梏逐步融化以致於被打破，為自由交換而生產的家族企業開始萌動。
當家族企業從母體分裂出來的時候，它們不僅生命力異常脆弱，而且同封建家族政權與外國資本勢力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萌動於動蕩環境中的家族企業，在其艱難成長過程中，也抓住了歷史賦予它們的發展機遇。壹是戰爭帶來的物資匱乏，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國的軍用品與糧食普遍缺乏，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戰爭極大地刺激了中國面粉、鐵、紡織、禽蛋等工業的發展。30二是文化抵制保住了壹定的國內市場份額。“火柴大王”劉鴻生回憶說：“真正使我第壹個企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時的愛國運動推動了這個企業的發展，因為當時每個人都願意購買國貨。”
受上述有利因素的推動，狹縫中成長起來的家族企業得到了壹定程度的發展，出現榮氏家族企業為代表的大型家族企業。然而，長期的列強入侵和軍閥混戰，社會秩序和金融貨幣制度紊亂，信息不暢，使得家族企業發展困難重重。特別是家族政權統治勢力的存在，典型代表為蔣宋孔陳四大官僚家族，采用壓制、排擠和兼並手段，與民爭利，使民營家族企業舉步維艱。
另外，從1927年起，在革命根據地產生、發展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中，也有家族企業的經濟成份。受當時“實用主義政策”的推動，革命根據地內家族企業充滿生機活力，也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思想阻撓，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難於形成規模化的經濟實體。
3、1949-1978年：“蘇聯模式”時期中國家族企業瀕臨絕境。 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直至“壹五”時期，在“綜合經濟基礎論”影響下，以民族工商業為代表的中國家族企業，有三五年左右與新興國營工業和平***處，競爭發展的時期。但好景不長，由於照搬蘇聯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經濟在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中國家族企業和其所依存的非公有制經濟壹樣命運曲折，朝不保夕。在這壹時期，不是家族企業如何發展的問題，而是能否生存的問題。1953年至1956年，經過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民主主義經濟被國有化。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大的家族企業集團之壹的榮氏家族企業，以及具有近300年發展歷史的北京同仁堂等家族民營企業，壹夜之間被公私合營。隨後的20多年中，家族企業作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典型而壹直受到鍥而不舍地批判和摧毀。這壹時期，家族企業瀕臨絕境，能夠有幸存在下來的企業以“地下經濟”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