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作雕工玉器，代表著南方工藝，又稱南方作。北宋時，朝廷在蘇州設立造作局，其中役使的工匠就有許多玉工。明清的琢玉工藝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地域、經濟條件、風俗、文化等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包括京作、蘇作、揚派工、西番作等。當時蘇作工藝品的影響力較大，這是因為明清之際，蘇州地區的絲綢業、鹽業非常發達，蘇作玉工偏好從當世流行的制繡像小說的插圖、版畫尋找紋樣，雕琢玉牌。制式壹般上端浮雕方折的夔紋，壹面浮雕人物，壹面陽刻詩文，玉質白若凝脂，刻工精細不亂，融世俗意趣與文人書卷氣與壹體。明清時，蘇州的玉雕達到頂峰，尤其是明中葉以後，蘇州號稱“江南首都”，不但生活奢華，而且引領時尚潮流，玉器等高檔消費品市場極度振興，與揚州同為全國最重要的兩個琢玉地。“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就是其真實的寫照，陸子岡等代表人物更是名震京師，譽滿四方，被人們譽為“鬼斧神工”。
至清乾隆，蘇州琢玉作坊已達八百三十多戶，在閶門內的專諸巷、天庫前、周王廟弄，寶林寺前，向南諸如王樞密巷、石塔頭、回龍閣，梵門橋弄，學士街直到剪金橋巷，到處可聞壹片“沙沙”的琢玉聲。而閶門吊橋兩側的玉市更是擔攤鱗次，鋪肆櫛比。乾隆帝曾贊曰：“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當時琢玉行會就設在周王廟，每年陰歷九月十三至十六，全城大小近千家玉器作坊都要拿自己最精心的傑作作為祭祀的供品去陳列。屆時，同業相互觀摩，各路客商雲集，市民爭相觀摩，熱鬧異常。這種現象，在全國玉雕行業內可能僅此壹例。
在玉雕技藝方面，蘇州善雕琢中小件，以“小、巧、靈、精”出彩。“巧”是構思奇巧，特別是巧色巧雕尤其令人叫絕;“靈”是靈氣，作者有靈氣，作品有靈魂;“精”是壹刀壹琢皆精致細到。由於近現代以來玉雕工具的不斷改進，更為玉雕的精工細作創造了有史以來無可比擬的條件，因此“無論圓雕、平雕，都優美別致，圖案線條剛柔結合，婉轉流暢，毫不拖泥帶水，不留碾琢痕跡，給人以方寸之間天地闊之感”。特別是蘇州的薄胎器皿件，充分運用圓雕、浮雕(淺浮雕、深浮雕)、鏤空雕、陰陽細刻、取鏈活環、打鉆掏膛技術、制口琢磨技術等不同的雕刻工藝，使其更加華美而精巧，成為“蘇作”細作工藝的傑出代表而獨樹壹幟。
蘇州玉雕的興衰起落壹直受著時代牽引。在皇家禦用時代發展到頂峰的蘇作工，從民國時期開始逐漸衰退。印證了那句“盛世藏玉，亂世藏金”的名諺，在風雨飄搖的年代，精美而脆弱的玉器不是最合時宜的收藏品，解放後壹直到改革開放前，玉器只有兩個身份：壹個是“四舊”，壹個是對外貿易中的工藝品。但是歷史常常峰回路轉，蘇州玉雕在沈寂了壹個多世紀之後而再度崛起，以其選材精良、構思奇巧、造型雋秀、琢磨工細、寓意豐富的地域特色為全國收藏界所公認。特別是上世紀末以來，全國各路玉雕高手紛紛落戶蘇州，使蘇州玉雕從業人員迅速擴大至二萬余人，南北技藝交融，精品佳作叠出，將蘇作玉雕再次推上了壹個新的高峰。 蘇作家具(亦稱“蘇式家具”)是指以蘇州、無錫、常熟等江南為中心的地區制作的紅木家具，其造型簡約清秀，線條優美，尺寸合理，在設計上吸收了宋代家具風格。用料上以黃花梨、紫檀、鐵力木、雞翅木等木材為主。蘇作家具的線條流暢，比例適度，穩妥大方，不管是放置在江南園林的亭臺樓閣還是普通居民家中，都顯得非常協調，裝飾部分體現了簡樸無華的特點，往往點到為止，有大寫意風格，就像文人學子寒素中暗藏著壹股孤傲之氣。
蘇作家具歷史悠久，文化傳統豐厚，在家具的造型、裝飾、工藝等諸方面都有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
蘇作家具工藝精良，主要裝飾手法有雕刻、鑲嵌、髹漆裝飾等。蘇作家具雕刻重神似，刀法圓潤，細膩生動。最常用淺浮雕和透雕兩種技法，雕刻口訣“雕刻要氣韻，層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順，棱角要出清”就充分說明了蘇作家具的雕刻不僅要求圓潤流暢，棱角分明，達到形似，而且還要神似，講求氣韻生動。
由於地理條件決定，蘇南地區的硬質木材來源在明代時與廣州、北京相比，遠不及它們充實，主要是靠海上通道運來，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因此蘇州工匠們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細算，蘇作家具可以說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在木材不足的情況下，匠師們開動腦筋，創造出許多工藝手段。如包鑲工藝，就是以雜木為骨架，在上面粘貼硬木薄板，粘貼技術非常高超，邊緣棱角不露破綻。“掉五門”此是蘇作匠師們對家具制作精細的贊美行話。比如椅子或凳，在作完之後，將同樣的幾只於地面上順序移動，其腳印的大小、腿與腿之間的間距，不差分毫。這種尺寸大小相同、只只腳印相合的情形，稱為“掉五門”。在非機械化生產的情況下確實難能可貴。
蘇作家具既要造型優美，又要省料的作法從而使家具產生了俊秀的風格。歷史上那些蘇式工匠簡直就象魔術師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連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場，不論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無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觀，使之天衣無縫，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嘆為觀止。江南的小橋流水等人文風光，造成了文化藝術上的清雅、委婉之風，也必然反映在家具審美和家具風格上。因此，蘇作家具由於木材資源比較缺乏的因素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家具造型上的輕巧、俊秀的特征。比如，同是太師椅，廣作則體大、雄偉、滿身雕飾；而蘇作則輕簡、素雅。
蘇作家具的裝飾設計是蘇作家具的亮點之壹。合理的裝飾，成為蘇作家具中獨特的點睛之筆，精工制作更是蘇作家具中不可缺少的。且裝飾題材非常廣泛，動物方面喜用草龍，植物方面有靈芝、纏枝蓮、竹節梗、芝麻梗等，其他紋樣也有與眾不同的方漢紋、博古紋等，也有通用的繩紋、拱壁、如意、魚草、什錦等。 蘇州自古以來是吳文化的搖籃，傳統民間工藝之鄉，“蘇作”工藝因其品類齊全、技藝精湛、人才輩出而蜚聲中外。高新區東渚鎮，是蘇州民間工藝最為集中地的地區之壹，傳統民間工藝的從業人員達到1.5萬人，其代表性的緙絲、蘇繡、紅木雕刻等等工藝均被列入國家級或省級“非遺”代表作名錄。
蘇作刺繡亦稱“蘇繡”。明清時期，江南成為皇家紡織品最重要的生產基地。蘇州織造作為江南三織造之壹，與清代宮廷有著密切的聯系。蘇州織造在清代皇宮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故宮典藏的十八萬件織繡藏品中，蘇州織造占了壹半，近十萬件。更鮮為人知的是，原本都以為出自江寧織造的妝花緞，在蘇州也有這項工藝。
從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後人壹窺江寧織造的繁華勝景，同時也聯結著蘇州織造的輝煌歷史。江南三織造***同肩負著皇帝交付的使命，同時又有著各自不同的分工，在《百家講壇》中曾講過，蘇州織造和江寧織造壹樣做皇帝朝廷用的絲綢服裝，江寧織造專門做皇帝用的“上用”絲綢，蘇州織造主要是給皇帝做賞賜用的“官用”絲綢。“蘇州織造的功能實際上是非常全面的，皇帝的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內務府、通過織造府在地方上著手處理。它不光是身肩織造這壹項功能，蘇州織造與江寧織造、杭州織造不同的壹個方面是，更多零星的、特殊的任務都會交給蘇州織造府來做。原來是把江寧織造擡得比較高，從檔案研究發現，蘇州織造跟宮廷的關系可能更密切壹些，尤其是像織造類似《彩織極樂世界圖》壹類計劃之外的事情都是交給蘇州織造來做。蘇州織造府的功能更加強大，包括玉器的工藝、奇珍異寶的采辦都是交由蘇州織造來做的，它的本分工作是織造，但除了完成這些分內的事情之外，它會不斷有壹些創新的東西出來。它其實涉及了與清代宮廷內方方面面的事項，蘇州織造跟宮廷的聯系太多了。”
蘇州織造在清代宮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從遺留下來的豐富藏品也可見壹斑。盡管還沒有人精細統計過故宮到底有多少蘇州織造的物品，但據專家粗略估計，故宮的十幾萬件織繡藏品中，蘇作織造繡制的物品占到壹半，包括了成品與布料，將近十萬件。豐富、精美的藏品彰顯出極其高超的刺繡工藝。在這些內涵深厚的藏品中，蘇州織造工藝中不僅有蘇繡、宋錦等，妝花緞的織造蘇州也有。“按照江南織造的分工，妝花緞應該是江寧織造做的，按照傳統工藝的特點也屬於江寧織造的工藝，但從藏品中發現，蘇州織造也有這項工藝。”壹張殘缺的文字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明，“蘇州織造上用新樣八絲地絨圈白牙五爪正而龍重石青龍襕緞壹疋用工料銀貳拾貳兩肆分三厘陸”，這個“龍襕緞”就是妝花緞。
蘇州織造工藝聞名於世，故宮博物院保存了最巔峰的宋錦工藝藏品《彩織極樂世界圖》，曾由蘇州宋錦織造技藝國家級傳承人錢小萍成功復制，這幅代表著我國宋錦最高水平的佛教圖卷，畫作原稿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本是乾隆為母親慶壽著宮廷畫師丁觀鵬而作，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彩織極樂世界圖》應該是繡制於乾隆四十五年前後，“在這幅彩織作品的題贊上有壹個落款，註明‘乾隆四十七年’。”
蘇州東渚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馬海英表示，海峽兩岸文承壹脈，習俗相同，有著極其相似的文化審美觀點，借助誠品這壹文化平臺，有機會讓蘇作工藝走進臺灣，加深兩岸文化交流學習，汲取藝術創作思想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