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美國是壹個精神幼兒園，在那裏，千千萬萬困惑的兒童正試圖用錯誤的積木來拼
寫‘上帝’這個詞。”
—美國詩人E. A. 羅賓遜
在美國喧囂嘈雜的二十年代，菲茨傑拉德是位名副其實的“金童”。
他創造了真正的壹文千金的神話—在鼎盛時期，他每壹篇短篇小說的身價是四千美元，幾乎是壹個字壹美元。壹貫矜持穩重的T. S. 在讀完他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後，甚至斷言，菲茨傑拉德的小說是“自亨利. 詹姆士後,美國小說向前跨出的第壹步”。那個時候的他，更是香車美人，應有盡有，輾轉於歐美兩地的豪門酒會，成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代言人和偶像。他的同齡摯友海明威這時還不過是籍籍無名的文學青年。 然而僅僅二十多年後，當海明威站在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上時，菲茨傑拉德的書已經被人們悄悄的忘卻。今天，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海明威的名字已經成為了普通的文學常識，而知道菲茨傑拉德的中國讀者卻很少。大概是早就預見到了這種反差，多愁善感的菲茨傑拉德曾在與海明威絕交後不久，在自己的日記中寫到：“我與失敗這壹權威對話，厄內斯特則是與成功這壹權威對話。我們永遠不會再次面對面的坐在同壹張桌前了。”然而，如果說海明威的文學品格是無可比擬的話，菲茨傑拉德後來的“失敗和潦倒”在文學史上卻也有海明威無可替代的意義。透過海明威，我們看到的是壹種人類雄性力量的張揚；透過菲茨傑拉德，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美國當時整個的社會。
F. Scott 菲茨傑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首府聖保羅。他的外祖父彼. 弗. 麥奎林是聖保羅的商人。他具有當地中產階級商人的典型特點：誠實，敏銳，精明。他壹手創辦的雜貨批發業在他辭世時已經擁有了價值壹百多萬美元的資財。他在遺囑中將二十五萬美元分給了菲茨傑拉德的母親和他的另外四個孩子。所以，菲茨傑拉德能稱得上出身於鄉村貴族階級，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他母親家族背景。當菲茨傑拉德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小有名氣的劇作家和運動員時，聖保羅的地方報紙還詳盡的報道了他在那兒的壹舉壹動，由此可見當時麥奎林的名字在聖保羅還是響當當的。他的父親愛德華. 菲茨傑拉德也是個商人。在兒子出生不久，他就帶領孩子們舉家遷往紐約的包法羅。但是他父親在東部混得並不好，不久又灰溜溜的搬回了聖保羅，在那裏菲茨傑拉德度完了自己的童年。雖然此時菲茨傑拉德的父母已經年過半百，家庭的經濟狀況也似乎走入了窮途末路，但是他們對小菲茨傑拉德的寵愛是無以復加的。
為了讓小菲茨傑拉德不至於失去昔日貴族的風光，父親將他送入了最好的私立聖保羅中學學習。少年菲茨傑拉德也是在這裏開始自己的文學創作生涯。他開始在校刊上發表小說，還記下了內容豐富的日記。1911年，菲茨傑拉德轉入新澤西州哈根塞克的壹所天主教寄宿學校—紐曼私立中學，為時兩年。在此其間，他去過幾次紐約，看了幾場戲，同時繼續自己的文學創作嘗試，包括幾個劇本。十七歲時，菲茨傑拉德如願考入著名的貴族大學普林斯頓，在那裏他結識了初戀女友吉諾娃.金，並在1915年聖誕節開始了自己的羅曼史。這個富有的芝加哥女孩造就了菲茨傑拉德日後獨特的女人觀—對那些讓人勾魂而實質淺薄的女性的迷戀和恐懼。他們很快分手，而菲茨傑拉德就象他父親當年壹樣，灰溜溜的逃回了聖保羅。在家鄉他百無聊賴的度過了九個月，然後於1916年重返普林斯頓，重新拾其那些支離破碎的校園夢想。在他後來的第壹部小說《人間天堂》裏，他用華麗的辭藻再現了自己的這段經歷。這個迷惘的少年在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幻想，對文學創作若即若離，只是茫然的相信路會在前方。1917年普林斯頓秋季開學時，菲茨傑拉德面對第壹次世界大戰的誘惑，選擇放棄了學業，應召入伍。此時，他已經與可愛的亞拉巴馬豪門閨秀珊爾達.賽瑞訂婚，又即將開始軍旅探險。生活似乎給他情感和理智上的仿徨帶來了某種轉機。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夢想都不約而同的破滅了。菲茨傑拉德的部隊還沒有走出國門，戰爭就結束了，而他與珊爾達的婚約也隨著壹大疊退稿信而告吹。原來，在菲茨傑拉德1915年退伍以後，他壹邊設法保住了壹份月薪90美元的廣告工作，壹邊創作自己的長篇小說，以期盡快迎娶他的玉女過門。但雜誌社毫不客氣的拒絕了他的書稿，而珊爾達也拒絕了菲茨傑拉德這個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連滾帶爬”的回到了聖保羅。在家鄉，他繼續寫作，等待時機重新殺回紐約，賺取他的美人和社會地位。
上帝這次終於朝他微笑了。當1919年，《人間天堂》的手稿被《作家雜誌》錄用時，人生的鴻運向他奔來，美國夢就象壹張彩票，壹下子被兌換成了滾滾的美元。美國文壇開始瘋搶這個天才的作品，《時髦階層》《星期六郵報》以及《作家雜誌》壹次性的接受了他九篇短篇小說。珊爾達也沖昔日被她拋棄的未婚夫笑了。1920年，他們在紐約的聖.帕特裏克大教堂舉行了聖大的婚禮，向世人宣布，“金童”與“玉女”開始結合。
這次失而復得的婚姻對於菲茨傑拉德是有著決定性意義的。從此，他終於相信金錢就是能將廢墟變成聖殿的魔杖，而珊爾達就是他的童話公主，纖纖的薄翅上掛著標價牌。菲茨傑拉德本人也描述了自己退伍後滿腦子裏強烈的金錢意識，他的小說是他手中的黑桃A，而賭註就是珊爾達。菲茨傑拉德後來在日記中寫到，“我愛上了壹陣旋風，而我必須從腦海中織出壹張能抓住它的大網。當時我的腦子裏滿是銀元銅幣的叮當聲，就象窮人身邊響個不停的八音盒。”
但是菲茨傑拉德確實抓住了這個“旋風”。他和愛妻在美酒，香檳，熱吻，壹擲千金的狂歡中往返於紐約最豪華奢侈的派對，並用他的打字機印出鈔票，來支付自己驚人昂貴的生活排場。他在這壹段日子裏寫出了相當多的短篇佳作，還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長篇《美麗的不幸者》，1921年以連載的形式在《大都市雜誌》發表，並於1922年出版單行本。1921年後，菲茨傑拉德夫婦又將享樂的戰場搬到了歐洲，在那裏，菲茨傑拉德又成為了巴黎文藝沙龍的座上賓，其中當然包括斯泰因女士的客廳，那裏出入的都是龐德，喬伊斯，海明威這類的碩士鴻儒。回到聖保羅後，珊爾達生下了他們的第壹個女兒弗朗西斯，然後他們又重返紐約，開始新壹輪的狂歡。他們在紐約長島的格裏特耐克區租了壹棟大房子，正是這個地方提供了後來寫作《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背景。在追求藝術與美元的同時，此時的菲茨傑拉德還得向他脾氣乖張的妻子不停的貢上各種稀奇古怪的小玩意，以此來鞏固她對自己的愛。菲茨傑拉德甚至後來說，珊爾達“要求我為她工作，不能只顧我自己的夢想。”
1924年，憑借小說再版帶來的豐厚收入，菲茨傑拉德壹家再度出國旅遊，此次遠行將歷時兩年。《了不起的蓋茨比》於1925年出版，盡管菲茨傑拉德個人認為他總算是寫出了壹部力作，盡管評論家愛德蒙德.威爾遜和艾略特都對該書報以極高的評價，但是讀者對此書卻褒貶不壹。從經濟效益上看，它也遠不如頭兩部小說那樣大獲豐收。事實上，菲茨傑拉德以後再也沒有暴富過。無論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還是他最後的壹部長篇小說《夜色溫柔》，都沒有能成為暢銷書。
在歐洲的這幾年中，菲茨傑拉德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花在度假勝地。他們出入高級旅館，俾晝作夜，揮霍無度。菲茨傑拉德也開始酗酒，並且與珊爾達開始永無休止的爭吵。珊爾達此時整天想入非非，壹會兒想在芭蕾上幹出壹番事業，壹會兒又想靠自己的本事當個作家。在這種精神迷惘中，珊爾達的精神崩潰了。而菲茨傑拉德也感到靈感在枯竭，才華在流逝，將會變的默默無聞的預感開始襲擊他沈重的心。他發覺自己越來越難以繼續寫作，年僅三十歲邊認定自己已經江郎才盡了。
菲茨傑拉德夫婦於1931年回到美國，不久後，珊爾達的父親去世。1932年，珊爾達再次精神崩潰。於是壹家人搬到了巴爾地摩。在這裏，珊爾達壹邊復原休養，壹邊開始創作《為我留下華爾茲》。這是壹部自傳體小說，據她自己說，她寫這本書只是想進行自我治療。但是敏感的菲茨傑拉德卻認為，他妻子之所以要寫這書，是為了把自己的丈夫貶成“壹個無足輕重的人”，甚至在文學創作上都敗給了她。
珊爾達的身體狀況進壹步惡化。面對壹塌糊塗的個人生活，菲茨傑拉德更加無可救藥的向酒杯滑去。盡管再也沒有了昔日壹文千金的氣派，甚至缺乏穩定的稿酬收入，但是他並沒有停止寫作。這段時期他創作出了他最後壹部重要的作品《夜色溫柔》。這本書是菲茨傑拉德在疾病發作的間隙，在自己半醉半醒的午後，在眼睜睜的看著妻子病入膏肓的床前斷斷續續的寫下的，它戲劇性的再現了他與他妻子之間的感情糾葛，可以說也是對他前半生的懺悔和總結。自殺未遂的珊爾達於1934年最後壹次復發精神崩潰，被送進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診所。
1936年，菲茨傑拉德從去世的母親那裏繼承到了壹筆不小的財產，但依然是債臺高築。為了維持生計，為了他的寶貝女兒，為了能讓他妻子住在最好的精神療養院，他開始為好萊塢撰寫劇本。疾病，酗酒，動蕩籠罩了他的余生。除了於女兒相依為命外，這個昔日習慣聲色犬馬生活的花花公子再也無力維持任何社會交流了。
1939年，菲茨傑拉德開始新作《最後壹個大亨》。這部小說最終沒有完稿。用菲茨傑拉德自己的話說，在這部小說裏，他在“逃向壹個奢華浪漫，壹去不復返的過去”。1940年，菲茨傑拉德死於第二次心臟病突發。七年後，珊爾達. 菲茨傑拉德在壹家療養院中被火燒死。菲茨傑拉德夫婦的金色傳奇就此結束。然而菲茨傑拉德的“失敗”，就其悱惻的哀婉，蓬勃的朝氣，絢麗的輝煌來說，卻是在其他作家身上罕見的。因為在他去世後，評論家和讀者都已經漸漸的意識到，他的作品和他的壹生不僅是整個“二十年代”戲劇性的再現，更是這樣美國文化本身的再現。正是以他的種種弱點，以他的想象力和那缺乏“理智控制”（愛德蒙得.威爾遜語）的浪漫主義氣質，菲茨傑拉德生動的描繪出了美國二十年代上流社會的“清明上河圖”。他對蕓蕓眾生驚人的深刻洞察，在今天看來比歷史上任何壹個時候都意味深長。
縱覽作家的壹生，最具有懺悔意義的無疑是菲茨傑拉德對那個用美元堆砌的“美國夢”的迷戀。整個二十年代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平凡，最動蕩的十年。整個社會到處都是物欲橫流，人們對貨幣的準宗教狂熱絲毫不亞於現在中東的原教旨主義者。好萊塢的電影，《花花公子》的裸體女郎，街頭廣告牌的煽動口號讓數不清的年輕人醉心在新的世界裏憧憬無限的機遇，憧憬壹個完美得令人窒息的伊甸園，然後坐著碩大的肥皂泡飄然飛越大峽谷，在某個睜開眼睛的早晨抵達滿是黃金的海岸。象海明威這樣的作家，忍受不了美洲大陸這種物質至上主義的煙熏火繚，便轉而投向非政治領域，在非洲乞力馬紮羅的壯美雪山下，悠然騎馬打獵。而菲茨傑拉德卻是微笑著—–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向這個海市蜃樓走去。海明威曾經輕蔑的形容富人為“有錢的窮人”，而菲茨傑拉德卻堅信“富人”的確不同於妳我。在這種根深蒂固的信仰的浸淫下，菲茨傑拉德的創作從壹開始就帶有某種功利主義色彩。事實上，寫作只是菲茨傑拉德獲取社會地位和“領導權”的諸多手段之壹而已。青年時代的他還以同樣的熱情把自己置身於俱樂部政治和體育運動中，尤其是“舞蹈課”，以此作為壹種手段來獲取他自兒時就夢寐以求的地位。即使在中學時代，菲茨傑拉德也不曾感覺自己在文學方面有什麽特殊才能，只是出於某種特殊原因，他才被迫以自己的創作為鑰匙，去開啟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打開的大門。這壹點，成為了他以後文學生涯的最大硬傷。
美國夢的另壹半，在菲茨傑拉德看來，當然就是女人了。他對女人有壹種近乎病態的雙重人格。當他是個壹無是處的窮小子的時候，他的“愛情女神”對他嗤之壹鼻。兩次被戀人拋棄，兩次連滾帶爬的回到聖保羅家鄉，都沒有讓他對自己追求的那種“愛情”產生懷疑。他還更加努力的創作，用金錢和社會地位來贏得美人的芳心。無論是珊爾達，還是《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女主人公黛西，都是菲茨傑拉德世界裏的那種典型女性–—輕薄，虛榮，神經質，有寄生本質。當然，菲茨傑拉德從來沒有忘記他身邊的這些紅顏給他帶來的傷害。當菲茨傑拉德還在創業的路上苦苦奮鬥時，珊爾達卻中斷了與他的婚約，只是在他功成名就的時候才同意以身相許。《了不起的蓋茨比》壹書的整體思路就是圍繞這窮小子不能娶富丫頭這壹不公平的現象。但是愛情的背叛沒有讓他意識到他所追求的愛情的虛偽和廉價—-也許他意識到了，但他仍然沒有停止追求—–反而讓他直到死時，對財富和財富帶來的特權更加念念不忘。這種精神上的自我催眠使他終於成為了女人的犧牲品，當然程度上也許不如蓋茨比。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這麽說，菲茨傑拉德的壹生絕大部分精力傾註在了如何“飛黃騰達”上。但是這壹點，不能從根本上解釋菲茨傑拉德的文學作品和人生經歷的特質。“菲茨傑拉德作為壹個作家最引人註目的壹點”，正如評論家阿瑟.米茲勒在《壹個作家的後半生》中寫道的那樣，“就是其自我意識的雙重性。他以自己的奇特方式把完全置身於事內的那種忘我投入和近乎科學精神的冷靜觀察結合起來。”也許另壹位評論家麥爾克姆.考萊的比喻更加形象化壹點。他說，菲茨傑拉德就象“壹個沒有受到邀請的小男孩，臉緊貼窗戶，看著裏面的聚會，想知道誰將去付帳。”
所以，透過他那本半自傳體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就能深深的感受到這種奇妙的矛盾。壹方面，他以近乎外科大夫般的冷靜把“美國夢”的皮下組織血淋淋的割開來給讀者看，壹方面他又激情澎湃的向並不存在的價值頂禮膜拜。他壹方面異常的清醒的看到了那些他所愛的女人的庸俗本質，壹方面又甘願象孩子壹樣為了博紅顏壹笑而烽火十裏。盡管他本人極易迷戀上自己極為鄙視的那些如精神橡皮糖的幻象，同時他自己又有著壹種雪亮的目光，壹種理性上和藝術上的客觀狀態，這又使他能夠認識到這種迷戀本身的荒誕不經，就好象壹個人壹邊在懺悔自己的罪過，壹邊在繼續的墮落。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菲茨傑拉德意識狀態的這種兩面性常常導致敘述上的自相沖突。他幾乎不能調解這兩種在自己體內扭打著的勢不兩立的看法：壹方面認為要遵循某種道德準則，保存那份超越壹切庸俗價值觀的自尊，另壹方面，卻又極其痛苦的意識到庸俗和感傷已經完全取代了這種道德準則。當這種懺悔意識日趨強烈的時候，他幹脆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裏采用了“二元主角”的手法。用尼克來代表自己的道德觀來審視蓋茨比，而蓋茨比本人則更多是他自己現實生活中的縮影。
愛爾蘭旅法小說家詹姆士.喬伊斯曾宣稱自己“在我靈魂的工場中鑄造我的民族所沒有的道德心。”菲茨傑拉德雖然不是高舉批判民族精神的大旗，但是他的作品卻遠遠超越了個人的範疇，成為了壹種人類及文化現實的戲劇象征。菲茨傑拉德之所以能夠在他的小說世界裏天才的再現美國的上流社會繁華下掩蓋的腐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本人幾乎完全的就是那個時代和那個文化的產兒。
幸運的是，菲茨傑拉德沒有在書架上被遺忘太久。到了1945年愛德蒙得.威爾遜編輯出版了《崩潰者》並附上嚴肅的評論文章後，整個批評界開始重新關註起菲茨傑拉德和他的作品來。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研究和評論文章在近二十年中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該書已經成為了任何壹個文選家在為美國二十世紀的文學作結時都不可不提的重要作品。但是這次“再發現”的過程還遠沒有完成。
如果說海明威這樣的作家因為漠視社會現實，僅僅從人類社會邊緣以外的主題上獲得成功的話，那麽菲茨傑拉德的成功正是得自於他晚年的“失敗”。歸根到底，菲茨傑拉德更多的向我們讀者講述了美國的文化和傳統。菲茨傑拉德筆下的那個終身天真幼稚，象堂.吉訶德似的揮舞著金制的長矛向風車沖去，而且象撚珠默禱似的把他那真絲襯衫數來數去的“蓋茨比”，正是美國爵士時代最值得紀念的精神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