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見蜀繡較早記載出於漢賦家楊雄，其《蜀都賦》雲： “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另作《繡補》詩。隨著蜀地絲織業的發達，蜀繡有了雄厚的基礎，所以到西漢末蜀地“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後漢書》)，名聲在外。刺繡基礎在民間，但作為工藝，在當時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並受朝廷官府控制。漢代少府屬官的東織室西織室，就是專為皇室加工繒帛文繡高級成品而設立的。因繡品顯示非凡之技，所以常視之為寶。晉常璩《華陽國誌》詳載蜀地寶物，便將錦繡與金銀珠玉同列。漢末三國時，蜀錦蜀繡均被用來換馬以應作戰之需並補財政之不足。
(壹)蜀繡繡藝絕天下
蜀繡的發展基於蜀地富饒，尤其是所產絲帛質好量大(著名的南絲綢之路便始發於成都)，故唐宋時“繭絲織文纖麗者窮於天下”(《宋史·地理誌》)，“民織作冰紈綺繡等物，號為冠天下”(《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成都繁華富麗，生活享樂而藝能有所工，史稱“成人多工巧，綾錦雕縷之妙，殆牟於上國”)《隋書·地理誌》)。良好的社會物質條件與優裕的精神氛圍使得繡藝妙絕天下。
民間凡富裕士子遊女也多衣錦繡。《花間集》詞多詠五代蜀中男女情事，時有刺繡方面描寫，如“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溫庭筠)，“錦浦春女，繡衣金縷，霧薄雲輕”(韋莊)；除穿戴又借多種繡品及圖案抒發情思並點染境界，如“紅燭背，繡廉垂，夢長君不知” (溫庭筠)，“繡鴛鴦枕暖，畫孔雀屏欹”(顧曾)等等，盡管是詞人之語，也可探知當時風俗；女紅之盛，由閨閣的特定背景描寫可見壹斑，如“鶯啼殘月，繡閣香燈滅”(韋莊)，“後園裏看百花發，香風拂繡戶金扉”(毛文錫)，諸如此類，幾乎成了香艷脂粉套語，如“繡戶”不少是指大戶人家雕梁畫棟的屋宇，如王倨“繡戶雕軒文杏梁”。上舉詞中每每用金錢繡鴛鴦鷓鴣，那直是富豪之女的事，如白居易詩“紅樓富家女，金縷刺羅襦”，所謂繡樓繡閣，當是大家閨秀的所在。但也看出刺繡及繡品在婦女生活中的重要。
(二)蜀繡傳繪畫之神韻 滅針線之痕跡
古蜀繡品極少傳世，較早的“北宋蜀繡雙冠圖片”(現藏西南師範大學)，綾地，繡片高44厘米，寬30.7厘米，上繡二株雞冠花、孤嶼、水草水波紋，壹雄雞嶼上昂首振翼催曉，上端鈐“明昌禦覽”玉璽壹方。明昌是金章宗皇帝年號，可能是宋朝廷贈給金國的。中國古代的山水花鳥畫的成熟期在五代，其突出代表便是西蜀南唐的畫家如黃筌、荊浩等。宋人之繡，針線細密，其用線止壹、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花草禽鳥之繡非如此細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題材之自然清新，比較龍鳳及漢唐流行紋樣更富於生活氣息。後代言及繡者之工，就說“工仿宋繡”，贊揚“精刺繡”者，即言其“能滅去針線痕跡”，直稱“針神”。此乃仿宋畫之工，甚至有直謂“繪繡”的。
明代秦良玉錦袍也是蜀中今所見稀罕繡品。壹為藍緞並金繡蟒袍，胸背襟袖均並金刺繡蟒紋，又間彩繡萬福、如意、雲紋、寶相花紋等；壹為黃緞 秦良玉平金繡蟒鳳衫，除蟒紋，胸背又繡雙鳳，裙腳彩繡壽山福海，空白間繡彩雲。秦良玉乃壹代名將，崇禎帝曾召見並賦詩表彰其征戰之功，雲：“蜀錦征袍手制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裏行”，身著蜀錦緞精繡蟒袍馳騁疆場，其俊美英武非男兒可比。服飾之用黃色在隋唐為皇帝所興，宋元以後赤黃、丹黃、淺黃更為皇朝所專用。秦良玉因召賜“太子太保誥封壹品夫人”，故可服黃緞蟒鳳紋袍衫。《古董瑣記》載石柱有秦良玉錦袍，極長大。有作《秦良玉錦袍歌》：“……宮錦歸來撫戰袍，鏤金錯繡皆天澤……錦袍樂府蠻女唱，弓衣合繡都官篇”(見清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引)。可見這件原藏石柱縣 秦良玉家廟的精工細做之戰袍非常有名。
(三)蜀繡顯著的特點，具壹氣呵成，氣韻連貫的藝術效果。
壹首唱少女給情郎繡荷包表達愛心的四川民歌，有句“為繡荷包兒有人求，……瞞倒爹娘繡得忙”，封建社會青年男女互生戀情，違背父母之命，私送信物，故要瞞著。荷包隨身佩帶，除裝錢物又作裝飾，元雜劇明清小說服飾描寫每每提及，歐陽修的“紫荷垂橐”即言此物。因以彩色絲線刺繡，故必出自閨閣，送心上人，圖案繡鴛鴦或並蒂蓮，喻有情人終不分離，針針線線，極盡工巧，最見女子惠心深情。荷包未必都特別，然而刺繡確非等閑手段。先秦典籍記“觀古人之象”時，把“作會”(即繪)與“繡”並提，說“畫繢(繪)之事，雜五色……五采備謂之繡”(《尚書》《周禮》)。畫繡皆用色，且“繡亦須畫乃刺之”，可見其不簡單。漢以前刺繡主要是衣裳，王充《論衡》：“刺繡之師，能縫惟裳”。所謂“繡”，文繡(《禮記》)。只有皇帝服裝才以五色繡之。據說周代以繡文繡區別以葛布與絲帛為材料的繡品。《史記》載“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皇帝寵物穿繡圖絲衣顯是極尊貴；戰國“齊紈魯縞”很有名，這大概與齊郡尚刺繡、“恒女無不能”有關，絲織繡品大量制作在當時是極奢侈的，所以齊國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衣因繡而尊，便有等級之分，古代正史上的《輿服誌》詳列此種差別，謂之“典章興矣”(《舊唐書》)。不僅如此，絲帛必須“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方顯珍貴，這正是“織錦刺繡，名曰卓殊”《論衡》的奇能，也是中國“女功之始也”(《禮記》)。王充論儒生之富於才學，比“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尤其商業發達生活侈靡之地刺繡更見興盛，且名家壹出，便自成流派。
(四)蜀繡輝煌: 朝廷授五品軍功 巴拿馬國際金獎
作為專門技藝，歷史上刺繡常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設文繡院，招納繡工專為皇室繡制禦服及裝飾品，元代在全國各地設有繡局，明代設內廷作坊專管各項工藝制作，清代同類機構叫造辦處。這些官方機構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對刺繡行業的正規確立，提高其社會經濟地位也起到積極作用。如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勸工總局，內設刺繡科，聘請名家設計繡稿，同時鉆研刺繡技法。當時壹批有特色的畫家如劉子兼的山水、趙鶴琴的花鳥、楊建安的荷花、張致安的蟲魚等入繡，既提高了蜀繡的藝術欣賞性，同時也產生了壹批刺繡名家，如張洪興、王草廷、羅文勝、陳文勝等。張洪興等名家繡制的動物四聯屏並獲巴拿馬賽會金質獎章。張洪興繡制的獅子滾繡球掛屏又得清王朝嘉獎，授予五品軍功，為蜀繡贏得很大聲譽。
但蜀繡之形成專業比官方勸工局更早。道光年間(1830年)，民間組織的三皇神會成立。這是壹個由鋪(店主)、料(領工)、師(工人)組成的刺繡業的專門行會。這種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規，確定專業分工，維持行業內部各方(如生產、銷售等)的利益，表明蜀繡已從家庭逐漸進入市場，形成廣為社會所需的規模生產。那時成都的刺繡手工作坊在九龍巷、科甲巷壹帶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勸工局成立，蜀繡業更加興盛。如三皇神會時的刺繡主分三類：穿貨(生產禮服、霞披、挽袖及其它實用品)、行頭(劇裝)、燈彩(紅白喜事用的圍屏、采帳等)，到勸工局時期，實用品外更豐富了刺繡欣賞品類，如條屏、中堂、鬥方、橫披等，題材除以古代名家畫作如蘇東坡的怪石叢條、鄭板橋的竹石、陳老蓮的人物等為粉本，又請當時名畫家設計繡稿，並繡制流行圖案，既有山水花鳥、博古、龍鳳、瓦文、古錢壹類，又有民間傳說，如八仙過海、麻姑獻壽，吹簫引鳳、麒麟送子等，也有隱喻喜慶吉祥榮華富貴的喜鵲鬧梅、鴛鴦戲水、金玉滿堂、鳳穿牡丹等，十分豐富。
(五)蜀繡在民間廣為流傳男繡工獨樹壹幟
蜀繡在民間廣為盛行。當時成都周圍郊縣農村以刺繡為副業者眾，有些家庭代代相傳，故民間不乏刺繡高手。但勸工局對刺繡大力研究與創制反過來又促進了民間刺繡業的發展，刺繡商號及繡鋪增多。市場需求刺激著蜀繡工藝的提高，隨著繡技精進，蜀繡名聲大噪，據說清代有不少宮廷繡來自四川，《成都通覽》雲勸工局所出之品為天下無雙之品，以東洋之繡工較之，出於東洋十倍矣。這自然有賴於蜀繡固有傳統。據統計，蜀繡針法有12大婁，130余種之多，是四大名繡之最豐富者，而70余道衣錦線更是蜀繡所獨具。所以當時來成都的外國人，多購買數十年外之舊繡品為玩物，能出重價，如女人之裙幅，購去即作門簾；官場之，購去即作茶幾上之蓋面；神會之繡帳，購去即為壁上之屏幅(《成都通覽》)，當然還是以其精致的繡圖為珍；實用轉而為玩賞，自是其審美價值的提升。 從方誌所列清末成都之繡工出品及勸工局之繡工出品工程，可見蜀繡在當時已非常註重日用品的出產。這是蜀繡民間性突出的方面，生活需用，民間即不乏繡制。城鄉婦女閑時多自繡鞋帽枕套頭巾甚至帳幃被面等，操練極精者即成高手。如成都王松軒女史便自制彩線，以名家粉本繡之，尤工小品，市多爭購。那時繡品時興，尤今青年之穿休所以愛家多慕世間名品。如上海露香園顧氏之繡，由明代傳至清，著意宋元名畫題材入繡，點染成文，無不精妙，世稱顧繡，是典型的閨閣畫繡，幾成民間刺繡代表。清末成都同蘇杭相同，銹鋪多打顧繡招牌，雖屬意包裝，以示其繡品上佳，但也昭示蜀繡能吸納顧繡技藝。據說清道光年壹從蘇州調任四川的官員隨帶戲班中便有三個繡衣師傅，均為男子，皆顧繡技法。後招徒授技，顧繡之法遂融於蜀繡。於今蜀繡老藝人幾乎都是男子，其因就是當時招徒囿於世俗之禮而不能招閨中女。
(六)蜀繡面臨失傳有識之士呼籲保護
今天四川的刺繡似又回復女兒本色，難見男性繡工。梁張率《繡賦》有雲：尋造物之巧妙，固飾化於百工……顧影自媚，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妊妍……言繡之技，繡之情，繡之美，非女兒之作不能形容如此。若沒有女工的刺繡印象，又焉能領略繡繃花鳥逐時新，活色生香可奪真的閨中情景及感受金針銀腳從人看，願度鴛鴦滿世間(清樊樊山《憶繡》詩)的兒女情懷。 四川蜀繡的刺繡工場遠不是過去小姐繡樓的情調，也非慵線懶針，作為壹門古老工藝，蜀繡以其獨特的技法(如雙面繡、雙面異色異形異針法的三異繡)與富於濃郁地方特色的圖案(如芙蓉鯉魚、竹林馬雞、山水熊貓花鳥人物等)受東西方人青睞，因是商品而能購得，因是工藝品而能蘊含並傳導民間文化，這又是蜀繡及其愛家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