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西周的“學在官府”
“學在官府” 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主要體現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制規章、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用的禮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無緣接觸到。民間無學術，也就無學校教育可言，只有廣義上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教育，而此類教育通常都是融合在生產和生活中進行的。西周的政治體制是領主貴族制度，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世襲領地，政府的官職也多是世襲的，史稱“世卿世祿”。在這種體制下，培養統治階級治國人才的學校教育，其對象必然以貴族子弟為主，即所謂“國子”，他們的教育自然由官方來安排。
學在官府具體表現為官師不分和政教合壹。官吏既負行政職責，也有教學的任務。比如西周時國學的主持者稱大司樂，負責祭祀和國家典禮，是國家最高禮樂官，同時兼管國學教育事務。國學既是施教的場所，又是國家舉行重大禮儀活動的地方，如祭祀、鄉射、獻俘等活動都在國學進行。各級鄉學也是地方舉行鄉飲酒禮、鄉射禮、士人議政、養老尊賢活動的場所。政事活動本身也就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學生在參與政事的過程中接受各種教育。
在“學在官府”體制下，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較為完善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及以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為主體的教育內容。
二、西周學校教育制度與教育內容
西周學校已有較完備的制度，從設置上看，可分為兩類：壹類是國學，壹類是鄉學。西周學校系統可參見下表：
西周學校以“六藝”為基本教育內容。所謂“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六藝”之中，又有“大藝”、“小藝”之分，禮、樂、射、禦作為大藝，是大學的課程，書、數作為小藝，主要是小學的課程。可見西周國學的教育內容是相當豐富的，而以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為基本內容。“六藝”教育傳統對後世封建社會的教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官學的衰弱與私學的興起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學在官府”的教育走向衰落，而適應新形勢需要的新教育形式——私學開始興起。
造成官學衰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天下動亂。
官學衰廢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舊有的教育失去了價值。
官學教育的衰廢，反映了“學在官府”的舊教育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要求。
私學產生的原因、壹是學術的擴散與下移、二是新興的“士”階層的出現
私學的興起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沖破了西周以來“學在官府”、學校教育為官府壟斷的局面，擴大了教育對象。孔子首倡“有教無類”，並在私學中付諸實踐，教育對象由少數貴族擴大到平民，為學術的廣泛傳播開辟了廣闊的途徑。
其次，私學是專門的教育場所，這就打破了政教合壹、官師合壹的舊官學教育體制，使教育成為壹種獨立的活動。私學的教師以具有知識技能的賢士為師，開始成為壹種相對獨立的社會職業。教師可以自由講學，學生也可以自由擇師，私學當時已有競爭出現，相傳連孔子的私學也曾經歷“三盈三虛”。
其三，私學使教育內容與教育方式得到新的發展。在教育內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藝”範圍，各家各派可以自由傳授自己的政治、道德觀點和新的知識、技能。在教育方式上，私學可以沒有固定的教育場所，而以教師為中心，以學生主動求學為動力基礎，辦學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
其四，私學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促進了先秦教育理論的發展。私學不僅造就了壹大批卓有建樹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商鞅、韓非等，而且還出現了如《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商君書》、《韓非子》等記載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學》、《學記》等專門論述教育問題的著作，奠定了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礎。
總之，私學的產生和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教育制度上壹次歷史性的大變革。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私學依靠自由辦學、自由就學、自由講學、自由競爭來發展教育事業，不僅符合歷史潮流，也開辟了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
四、養士與稷下學宮
在激烈競爭的形勢下，實力和謀略是致勝的根本，而人才又是增強實力和采取正確策略的關鍵。當時各國有眼光的統治者都大開招賢納士之門。早期的齊桓公用管仲，秦穆公用百裏奚，乃至後來的商鞅、孫臏、吳起、蘇秦、張儀，都是由“士”出身的顯赫壹時的權臣。
養士之風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進壹步繁榮。養士的公室或私門，都像是壹所私學或壹些私學的集合體，而影響巨大的當屬齊國的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建於戰國時齊國的都城臨淄的稷門之下，它是齊國統治者設立的國家養士機構，憑借國家的財力、物力養士，綿延達壹個半世紀之久，幾乎集中了當時各家各派的學者。稷下學宮雖系齊國官辦，但它實際上又是許多私學的集合體。
其特色主要有：
其壹，“不治而議論”，即士人並不擔任具體的官職，壹般不承擔行政事務，以備統治者咨詢，日常則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因此，稷下學宮實際上起到的是“智囊團”的作用。
其二，自由辯論。稷下學宮采取的是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政策，各家學派在稷下學宮都占據了壹定地位，他們要使自己的學說得到公認，不得不通過公開的辯論，以理服人，這就活躍了思想，繁榮了學術。在學宮所召開的“期會”中，不僅全校教師和四方遊士可自由參加，學生也可參加駁難辯論，這種在學術上師生之間的民主平等，有助於擴大眼界，也有利於人才的成長，並對解放和活躍學生思想起了極大的作用。
其三，學無常師。稷下學宮的教學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學中，學生們可以自由聽講，實行遊學自由的方針。當時前來稷下學宮的，既有個別遊學，也有集團遊學的情況。可以隨時請求加入，也隨時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學生來到稷下學宮後，則不限於跟壹個先生，其它先生講學也可以聽講請教，這種靈活的教學制度，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學說，打破了學術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學宮相互批評，又相互吸收，促進了學術發展。
其四，在學生管理上，稷下學宮制定了歷史上第壹個學生守則——《弟子職》，全文載於《管子》，從尊敬師長到敬德修業，從飲食起居到衣著儀表，從課堂授課到課後復習均有嚴格規定。從《弟子職》可以看出稷下學宮對學生管理的總體特點，體現了教學的目的性、計劃性和組織性。這壹學則流傳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