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洋務派引導的洋務運動成為中國近代化的發端
洋務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和當時世界近代化運動的蓬勃發展密切相關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終於在此時付諸實踐。
洋務運動的推動者不想太多的去觸動傳統思想，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傳統思想的信徒。那時保守派與洋務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認識上，而在於對具體問題的看法與做法上。例如，對於鐵路的不同態度。當然，與保守派相比，洋務派還算進步的，他們畢竟睜開了半只眼睛，主張“師夷之長”，盡管這種“長”完全是技術性的。但是，洋務派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封建傳統文化，這才是洋務運動失敗，中國早期近代化進程極為緩慢的根本原因。
甲午戰爭對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做了壹次總檢驗，結果表明“自強”、“求富”的目的遠未達到。今後中國的近代化應該如何深入呢？戰火甫熄，《馬關條約》墨跡未幹，光緒帝便宣示中外：“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壹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誌，勿騖虛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中外臣工有厚望焉！”[2]洋務派的後起之秀張之洞更是壹口氣提出了九條建議：亟練陸軍、亟練海軍、亟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3]由上可見，戰後君臣都有把洋務運動進行下去的決心。甲午戰後，除了練兵以外，其他洋務活動的步伐驟然放慢。總之，洋務活動雖未完全停止，但已稱不上是“運動”了。正在進行中的緩慢發展的中國近代化突遭打擊，這就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
戰後李鴻章壹蹶不振，洋務派分化、對立，使中國近代化失去了來自實權階層的推動力量。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實際組織者，甲午戰敗，他固然不能辭其咎，成為眾矢之的，群議指責，“國人皆曰可殺”,其“壹生事業，掃地無余”[4]。不久，朝廷將他從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調入內閣辦事，以削其權，李鴻章在這種情況下轉而茍安自保。洋務派的另壹關鍵人物、首倡“自強”的恭親王奕?則轉變為頑固派，成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張之洞雖雄心勃勃，但實屬孤立無援，加之和戰之際反對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鴻章勢如水火。可見此時洋務派已難以形成壹支團結壹致的政治力量了，洋務派的失勢使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面臨著更大的阻力。
洋務運動的過早結束，削弱了中國近代化進壹步發展的物質基礎。洋務運動期間大規模艦隊的編練，大型企業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矚目。尤其是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建成時，西方稱之為比強兵勁旅更為可慮的“黃禍”[5]，但甲午戰後，由於財政上的原因，這種大規模的建設便停止了。
雖然洋務運動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但持續30多年的洋務運動，還是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表現在：
（壹）洋務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推動了中國人與現代社會的接軌
鴉片戰爭以後，傳統的民族主義意識在新的環境下開始改變，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不過是多元世界中的壹個有限的政治實體，這就萌發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不斷強化。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進壹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文明示範的刺激，發生了洋務運動。洋務派高舉“中體西用”的旗幟，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力圖“借法自強”，這是現代民族主義在這壹歷史階段的表現形式。李鴻章說：“資取洋人長技”制器練兵，是“禦侮之資，自強之本”[6]。他在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又說：此舉是為了“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7]。張之洞在籌辦廣州織布局時同樣也說：這是為了“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8]。可見，在洋務派“借法自強”的口號裏，包含著保衛民族利益、爭取社會進步的核心。
（二）洋務運動帶來了現代生產力和大工業生產方式，刺激和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民族意識的增長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中國社會進壹步出現了各種體現民族主義的思想和主張。70年代以後，洋務派雖也創辦了壹些工商企業，但數量甚少，經營不力，發展緩慢，社會效益也十分有限，難以與外國資本相抗衡。許多洋務知識分子對這種狀況日益不滿，他們開始批評洋務運動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須破除積習，大為更張”，加快發展工商業的速度。鄭觀應針對官辦工商業運用封建衙門式經營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辦而用商辦”[9]，政府應鼓勵和支持民族工商業。他認為：“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舒暢其血脈也。”他提出“商戰”口號，激勵人們擴展工商業：“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巨資，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10]他因此斷言：“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11]。顯然，在“商戰”的口號裏，充滿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此外，洋務知識分子還譴責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特別是對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認為這些規定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並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禍害，他們要求通過外交途徑取消這些不平等條約。接著，外交保護權也提到了議事日程。過去，封建統治者認為海外華僑是“自甘化外”，對他們的悲慘處境不聞不問，漠然置之，這時，人們開始認識到外交保護權也屬於國家主權之壹，於是主張對處境艱難的海外華僑予以保護，使“免受許多欺淩”[12]。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人近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這是中國人與現代社會接軌的思想動力。
（三）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及管理經驗
洋務運動是壹場沒有完全成功的近代化運動，但在30多年的時間裏它仍然取得了壹些成果，這些成果對此後壹個長時期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起著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各地先後創辦了大約20個制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現代軍用企業，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還創辦了40個近代民用工礦企業，其中較重要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此外，洋務派還修築了津沽鐵路、關東鐵路、臺灣鐵路等***計477公裏，架設了溝通全國主要省份的電線數十條，基本上形成了全國的電訊網。這些成果，不僅包括了現代生產力和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引進，同時也催促了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大地上的生長，這是鴉片戰爭以後半個世紀中中國湧現的新生事物。萬事開頭難，如果沒有洋務運動的開路，在古老的中國要出現這些現代軍事和民用企業、電訊交通等，不知要推遲多少年，而推遲的結果就很難保證不會出現像朝鮮那樣由外國侵略者越俎代庖、“不變亦變”而“權操諸人”的悲慘局面。
洋務運動帶來的這些思想上、生產方式上、管理上的經驗等等不僅是推動了社會向前的發展，雖然很緩慢，不過它與接下來的維新變法運動卻有著很深的聯系，可以說是直接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出臺。
二、維新運動雖然早產，但其在中國政治層面的近代化進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和洋務運動的結束壹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勃發也是甲午戰敗的結果。在國將不國的情況下，年輕的舉人，年輕的知識分子依靠自身的愛國熱情開始了對時政的抨擊，在他們不斷與新事務接觸的過程中，他們產生了新思想，變法的想法也應運而生，終於在1898年依附於光緒帝掀起了戊戌變法。然而不過百日，慈禧太後壹聲令下，光緒帝被囚禁，維新派被鎮壓，變法的成果除了壹所有名無實的大學堂外，壹切付之東流。
從理論上講，戊戌變法無疑比洋務運動先進得多，屬於高層次的近代化活動，但其生命力為何遠遜於洋務運動呢？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其在百日之內就被打擊下去?我認為，維新變法運動作為壹個層次性高於洋務運動的近代化活動，它的產生母體卻是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遭到甲午戰敗的打擊逐漸消沈，這就出現了維新運動的早產。究其生命力短暫之原因，主要在如下方面：
（壹）思想理論上的不成熟，使維新派走向孤立
維新派實際上是由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知識分子和部分傾向改革的官僚組成，他們的思想理論還不能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在形式上陳舊、學術上武斷、方法上激進。其變法理論主要來自於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煩瑣考據的方法把維護封建制度的經學論證成“偽經”，後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為維新變法的護符，並把今文經學的“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結合起來，說明歷史的進化，這些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進步性。但是，陳舊、煩瑣的形式不利於年輕人接受，學術上的武斷、錯誤，導致人們不會傾心相從，並給頑固派以反對、禁止的理由。對此二書，頑固派攻擊康有為“新學偽經證其本是只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意之誌”、“假事王之名號，行張角之密謀”，是滅“聖經”，“亂成憲”的叛逆行為，要求將該書毀版，將康有為處死。對這種過激的宣傳，許多人給過規勸，如帝黨人物沈曾植勸康有為言論應“啟之以中和”，還勸其他維新派人士“不必作此無謂之譏評，於西邊壹切犯忌之事，尤望檢點，勿以牛毛細故，致令依違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掃除凈盡”[13]。洋務人物張之洞也勸其放棄孔子改制理論，停止使用孔子紀年。但這些規勸卻招來了維新派的反感，於是維新派與洋務派徹底分裂了。
（二）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基礎，但基礎相當薄弱
雖然1895—1898年中國出現了投資設廠的熱潮，但總的說來民族資本發展仍很有限。從1872年到1898年，我國***開設資本在萬元以上的企業僅152家[14]，並且絕大部分企業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下，而且這些投資者多出身於買辦、政府官僚，其經營活動帶有壹定的嘗試性，壹般都尚未舍棄原有的剝削和經營手段。總之，“19世紀末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階級”[15]。
（三）組織上不成熟，使本已搖搖欲墜的維新運動加速趨於失敗
維新派雖有強學會、保國會等組織，但其成份復雜，始終沒有形成壹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如北京強學會內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攏張之洞，此外還活動過李鴻藻、王文韶、劉坤壹、宋慶、聶士成、袁世凱等人，這些官僚動機各異，互相援引，從中壟斷、控制，加大了組織上的復雜性。領導這樣壹場全面、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需要有壹個堅強的組織，還需要領導者具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和實際活動能力，在這壹點上維新派遠遜於洋務派。他們為了壯大聲勢引來了各種勢力集團的人物，但又難以控制，最後只能用“劃清界限”來保持組織純潔。而這樣做，實質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傳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壹旦厄運臨頭，便束手無策。吳汝綸曾致函李鴻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師與謀，及見所擬章程，則皆少年無閱歷者所為”[16]，可見當時社會輿論對維新派的輕視。
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認為僅從器物方面學習西方，而不采納其政治制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他們主張吸收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文化中的長處，以君主立憲來替代君主專制。當然，戊戌“新政”的措施還包括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的改革。“百日維新”的詔令中設立農工商局，保護和鼓勵發展工商業，設立路礦總局，興辦鐵路和礦業的措施有利於經濟近代化，而裁汰冗員，取消重疊機構，允許官民上書言事的措施和設立制度局的構想則促進了政治的近代化。
維新派雖然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但是他們鼓吹變法的首要目的卻是為了救亡圖存。康有為在歷次上書中，不厭其詳地說明只有變法才能禦侮、圖存。光緒皇帝進行變法，也主要是因為外強的侵逼。短暫的戊戌變法沒能達到自強禦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愛國救亡意義，它把民族救亡意識提高到壹個新水平。戊戌變法也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壹次政治改革運動，它不是洋務運動的簡單繼續，而是有質的飛躍。洋務運動是為了維護和加強封建制度，而戊戌變法則是要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更是符合世界近代社會的發展的大趨勢。戊戌變法也是壹次思想啟蒙運動，維新派提倡新學，批判舊學，著重宣傳“興民權”，大大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從此，民主主義成為洶湧的社會思潮，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確的說，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和稍後幾年初步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的新學術，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文學理論等已經萌生，“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相繼而起，資產階級的新文化，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開始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主流。
如此可見，戊戌變法運動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是起著穿針引線的作用的，它上接洋務運動，下啟清末新政，那些站在時代前列的領導們，他們的變法主張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並推動著中國的近代化向前邁進。
三、清末“新政”的出臺使近代化程度涉及到教育、政治等多個層面
清末“新政”於1901年1月拉開帷幕時，八國聯軍已侵占北京五個多月，此時清政府正忙於同列強談判議和，圍繞著於該年9月才訂立的《辛醜條約》，就懲辦“禍首”及賠款等問題討價還價，因此在“預憲立法”中未見挽救民族危機的內容是很自然的。該諭稱：“世有萬古不易之經，無壹成不變之治法”，“今者，恭奉慈命，壹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各舉所知，各抒所見”。看來清末“新政”盡管出現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但它興起的原因不是要解決民族危機問題，而是在“嚴禁新舊之名”的前提下尋找改革弊政之方。
清末“新政”強調的是“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7]。因此，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是清末“新政”推行者所不斷堅持的論調。盡管如此，由於“新政”的推行，許多改革措施的結果卻與清朝統治者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新式學堂的創辦和留學生的培養，出現的是新式的知識分子群體；設廠開礦的實業熱潮，增添了資產階級的力量，立憲運動和挽回利權運動彼此呼應；清政府希望預備立憲能夠使“皇位永固”、“內亂可弭”，進行了壹系列的改制並有壹定的實際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憲的誠意不但使立憲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了革命風潮的高漲。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頗大，而且成效也頗顯著，隨著改革的深入，已突破了其出臺之時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僅廢止科舉制度壹項，就使其向被奉為入仕至寶的“四書五經”處於尷尬的境地。對此，我們不妨從教育和政治方面作進壹步分析：
（壹）清末新政壹影響極其深遠的改革是廢除科舉，建立新的教育體系
這壹改革有三個特點：
1.逐步替代舊教育系統。1901年，清政府已著手改革科舉，除立即廢除武科外，下令從明年開始，文科鄉試、會試均試策論，不準用八股程式。與此同時，命選派人員出國遊學，重開京師大學堂，將原有的書院分別改設為大、中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以期逐步取代舊教育系統。1902年制定了新的學制，翌年又加以修訂，盡管有種種不足，仍不失為建立新教育體系的藍圖。這些措施促進了新式學堂發展，實際已將年輕壹代的教育逐步轉移到新的軌道上。廢除科舉，水到渠成。
2.當機立斷,廢除科舉。1904年，清政府決定用逐科（三年壹科）削減名額的辦法，十年內完成新舊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上奏：“科舉壹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誌，民間更相率觀望”[18]，要求立即廢除科舉。清政府批準了這個建議，壹舉解決了這壹社會發展的重大障礙。
3.註意新舊銜接。廢除壹個沿用了壹千多年關乎整個知識階層的制度，壹旦作出決定，倒出乎意料地順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長外，還有三個重要措施：1906年頒布《舉貢生員出路章程》六條，廣開門路，原有舉貢生員盡量安排，穩定了數以萬計的很難再進學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開始，每年壹次舉行遊學畢業生考試，合格者分別“賞給”進士、舉人；新學堂畢業生也得到相應的榮銜。這些措施解決了新舊教育的銜接問題，改革過程非常平穩，沒有什麽震動。
科舉是選拔官員的制度。在古代社會，知識階層出路很窄，科舉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進入現代社會，這個制度的優長，已為公務員考試制度所繼承；即使由於後來政權頻繁易手，這壹考試很不正常，中國向工商社會轉型帶給知識階層的機會，也遠非20世紀以前所可比擬。時至19世紀，文科舉每科近20萬考生，爭奪1439名左右的舉人名額，而中舉後亦僅有1/3能得到壹官半職。進士雖壹般都能當官，但每科名額只有區區300名左右，僅與當時為了推廣新式教育而辦的速成師範，為改革官制興辦速成政法相比，數量已有天淵之別。問題在改革不夠徹底，而不是忽視了傳統。大學獨立，思想自由，這是近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靈魂，卻根本沒有進入改革者的視野。海內外有些學者認為，這壹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後紛爭的根源。其實，當時清政府為了培育和維護祖傳的“凝聚力”，軟硬兼施，可沒有少花力氣：讀經占課堂教學總時數高達20%—40%；不準接觸異端邪說，不準幹政等禁令頻頒；封報、抓人亦時有所聞。無奈歷史進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制度凝聚，而統治者仍乞靈於思想管制和鎮壓。後來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歸罪於改革。
（二）官制改革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開端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原則為指導思想的，這在1906年11月7日奕劻、孫家鼐、瞿鴻給皇帝的關於官制改革的奏疏中說得十分明白。奏疏指出：“此次改定官制，既為預備立憲之基，自以所定官制與憲政相近為要義。按立憲國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其意美法良”。接著，奏疏深刻指出：中國“今日積弊之難清，實由於責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壹則權限之不分……，壹則職任之不明……，壹則名實之不副”[19]。正是為了徹底改變中國官制的弊端，奏疏中提出了三條對策，總的目的是“以清積弊、定責成、漸圖憲政成立為指歸”[20]。具體辦法是：
1.為改“權限之不分”的狀況，故“首分權以定限”。 “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當屬議院，今日尚難實行，擬暫設資政院以為預備外，行政之事則專屬之內閣各部大臣……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此三權分立之梗概也” [21]。
2．為改變“職任之不明”的狀況，故“分職以專任”。建議將政府各部門分為外務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禮部、學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院。各部設尚書壹人，侍部二人。
3.為改變“名實之不副”的狀況，故“正名以核實”。將巡警歸為民政部；戶部更名為度支部；兵部更名為陸軍部；刑部歸於法部；商部改為農工商部；理藩院改為理藩部。慈禧及光緒除了對奏疏中提出的改軍機大臣為辦理政務大臣的意見不同意外，對這次中央官制改革的其余辦法均表贊成。光緒在上諭中再次強調改革官制的目的“原為立憲始基，實行預備”[22]。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壹個重大的事件。這次改革壹改自隋以來沿襲了壹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改變成了近代國家機構。重要的是，這壹改革體現了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進步原則，這對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是壹個巨大的沖擊，對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是壹個大大的限制。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代表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方向——資本主義近代化。
可以這樣說，清末新政是中國近代史上壹次廣泛而深刻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趨向的改革。推動清末新政的人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他們順應時代潮流，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應用於中國政治舞臺，試圖演出君主立憲的政治劇，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時，清末新政在經濟、文化、軍事、教育方面進行的改革，其作用不可低估。總之，清末新政是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的繼續、深化和發展，是中國近代史上廣泛而深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成為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的波瀾早已消逝，比謳歌或譴責更重要的，是總結歷史教訓。從中國近代化屢受挫折中可見：首先，中國近代化運動始終缺少壹個為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長遠目標和能夠給大多數人帶來利益的近期目標。洋務派的自強、求富過於籠統，且少數人從中漁利，暴富壹小撮，苦了多數人；維新派的目標又過於高遠，人民大眾不是無知，就是不理解，沒有引起社會的***鳴；新政的開始的目的不明確性更是從開始就決定了它失敗的命運，雖然它還是推動了近代化的歷程，所以近代化運動只局限於上層，沒有獲得全民族的支持，從而經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終缺少壹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洋務派缺乏團結和決心，維新派則缺乏謀略和才幹，“新政”領導們缺乏實幹和真心，這也使得近代化運動經受不起挫折。最後，中國近代化的領導者們缺乏務實精神和冷靜態度。他們忽視了中國的特定國情，企盼通過短期努力就使中國的近代化取得突破，壹旦受挫便又壹蹶不振。他們還缺乏求同存異的氣量和胸懷，僅因實現目標的途徑不同便互相攻訐，勢同水火，這更加使中國的近代化布滿了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