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詞論》，敘述詞的源流演變，總結以前各家創作的優缺點，指出了詞體的特點及創作的標準。從《詞論》中可以尋出三個要點：
（1）壹詞的雅俗問題；二詞的音律問題；三詞“別是壹家”的解說。
（2）壹二兩點是為了論證第三點而作的具體闡述，故其“詞別是壹家”說，是三點中最核心的問題。
（3）對此說的看法，歷來詞評家褒貶不壹。
李清照《詞論》中，以闡述唐世樂歌的繁榮，及樂歌和詞曲的密切關系，作為她提出詞“別是壹家說”的根據。她指出：詞是“歌詞”，必須有別於詩，詞在協音律，以及思想內容、藝術風格、表現形式等方面，都應保持自己的特色。她就詞區別於詩的種種特點，進行了認真的考索，提出了許多精到的見解，主要有以下幾點：
（1） 高雅，不滿柳永“詞語塵下”；
（2） 渾成，不滿張先、宋祁諸家“有妙語而破碎”；
（3） 協樂，要分別無音六律和清濁輕重，不滿晏殊、歐陽修、蘇軾的詞只是“句讀不葺之詩”；
（4）典重，不滿賀鑄的“少典重”。
（5） 鋪敘，不滿晏幾道的“無鋪敘”。
（6） 故實，不滿秦觀“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庭堅“尚故實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據這些要求，提出詞“別是壹家”之說，主張分別詩詞畛域，對兩種不同形式的文學應該做出不同的對待。就這方面說，是合理的。各種問文體的藝術特征，應該有它相對的獨立性。詞是經過百年的發展而後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發展規律和創作方法。自然，詞從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壹直局限於“艷科”的面目，柳、蘇兩家先後崛起，從詞的形式和內容上，突破了傳統的規模，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這都是必要的舉措。在抗金救亡的風雲時代，壹些有民族氣節的詞人用“橫放傑出”的風格，激切高昂的聲調，寫出了許多鼓舞人心的作品，這是他們不可磨滅的文學業績。然而，在北宋時代，確有壹些文人，包括蘇軾的某些作品，想運用詞體來表達玄深的哲理思想。李清照對那些既疏於音律，又毫無詞境的制作提出批評，是為了救敝補偏，矯正詞風。故有的詞家認為，她提出詞“別是壹家”的主張，就是針對蘇軾“以詩為詞”的傾向而發的，是不無道理的。據夏承燾先生的考證，《詞論》是李清照於戰亂前所作，至於其後因時局變化而帶來的詞風的轉變，是李清照所不能料及的。我們看北宋末年的詞壇趨勢，可以知道 ，李清照的論文雖然只表示她個人的主張，但是她的主張基本上代表了當時多數人認為詞應該以婉約為正宗的看法。實際上，從宋至清的整個詞壇的情況來看，詞的內容是以婉約風格為主的。李清照提出詞“別是壹家”，必須有別於詩，較正統地反映了歷代人們對於詞的看法，從整個詞史上看，是符合詞的發展實際的。
李清照關於詞“別是壹家”的理論，對於後世的影響是極大的，直至明清之間，李漁諸人論詞，有“上不似詩，下不似曲”的要求，就是沿循此說而來的。
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文學史上，女性有能依據創作經驗寫的理論文字的，李清照之前未之或聞。《詞論》不但是宋代詞壇上有獨特見解，有組織條理的第壹篇詞論，而且是我國女性作的文學批評第壹篇專文。與她那“花間第壹流”的詞壹起，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寶庫的珍貴遺產。 宋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對李清照《詞論》中細數各名家評道“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壹免者。此論未公，事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
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卷十四中評“李氏自號易字居士……有才思，文章落紙，人爭傳之。小詞多膾炙人口，已版行於世。他文少有見者……《詞論》壹書多有妄評諸公……”
清人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六評“兩宋詞家……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周、姜、史、蘇……獨樹壹幟，而亦無害其為佳……終是托根淺也。”
今著名詞學家繆鉞在其作於1941年的《論李易安詞》壹文中評：李易安“評騭諸家，持論甚高……此非好為 大言，以自矜重，蓋易安孤秀奇芬，卓有見地，故掎摭利病，不假稍借，雖生諸人之後，不肯模擬任何壹家。”
今文學批評家李長之《李清照論》認為，李清照在《詞論》中對五代以來重要詞人創作壹概予以否定，表現出其個性的“狹小與尖刻”，“不能容納別人，不能欣賞別人，不能同情別人”。“恰足以反映自己的空虛”。
今人劉寧《女詞人的獨特貢獻——談李清照的（詞論）》壹文也認為： “《詞論》通過強調詞的音樂性來區分詩詞，但並沒有在詩詞的題材和表現風格上分出疆 界”；“《詞論》不僅充分尊重了詞的音樂特點，而且促進了後來詞人對詞獨特抒情方式的規 範概括，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
今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智範《關於古代詞論的兩點思考》壹文認為，李清照《詞論》“反映 了北宋末年詞學批評已進入自覺審美的階段。然而，她只註意詩詞體性之異，而忽略了詩 詞同為抒情文體的***性；只註意對詞的體性進行規範，而忽略了文學發展之通變乃是常 理，對異於《花間》以來婉約詞創作傳統的新觀念、新風格缺乏敏感，於是走向了片面 性。”
今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謝桃坊在《中國詞學史》論李清照《詞論》，壹方面肯定“詞‘別是壹家’說在蘇軾 改革詞體之後抵制詞的非音樂化與詩文化的過程中，無疑是有其合理的意義”；另壹方面 又認為，《詞論》是宋詞未能解決詞體固有特性與社會現實生活的矛盾時期的產物，因而 “既否定詞體的改革，又未找到新的出路，於是仍回到固守傳統‘艷科’、‘小道’的舊軌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