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把“律師在場”作為首選
此項試驗的第壹階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律師在場、錄音、錄像以及現行常規訊問方式中任選壹種，直至偵查終結。參與試驗的三個單位自願選擇采用這四種訊問方式的犯罪嫌疑人***有265人，其中選擇律師在場方式的64人，錄音方式的70人,錄像方式的68人,常規方式的63人。雖然選擇三項制度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常規方式的選擇者，但是律師在場並不是得票最高的訊問方式。
北京試點的負責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晶表示，這個階段的犯罪嫌疑人不理解四種訊問方式，選擇上有很大的隨意性。第二階段，調研小組組織了訪談性問卷調查，就四種訊問方式各自的含義和相互區別向嫌疑人進行了細致的說明。因此，這樣作出的選擇與第壹階段相比，更成熟、理性，更加真實。
在第二階段，***計282名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同壹個問題：“如果法律上準備規定上述四種訊問方式，妳認為這四種訊問方式從重要到次要程度的排列順序是什麽？”除了13名沒有進行排列外，在152名參加了第壹階段試驗的犯罪嫌疑人中，高達65.1％的人把律師在場作為首選，而未參加第壹階段試驗的117名犯罪嫌疑人中，50.5％的人作出了同樣的選擇。
“很多嫌疑人認為，律師在場要比單純錄音、錄像強得多。”北京試點的調研組成員張凱博士說，“除了見證作用以外，律師還能提供法律咨詢。”
偵查人員最不希望“律師在場”
與犯罪嫌疑人的選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地偵查人員對“律師在場”並不歡迎。三個地區的受訪者在對三項制度從重到輕的排序時，都將律師在場排在了第三位；而參與問卷調查的56人中，只有6人在三選壹的問題中選擇了律師在場。
北京市海澱區公安局副局長金誌海認為這是偵查人員將錄音、錄像和律師在場制度比較後作出的選擇，“錄音錄像成本低，高科技可以保證整個訊問過程的客觀、真實、可靠，法律關系也很簡單明了。而律師在場制度的成本相對較高，法律關系較復雜，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人為因素難免會讓偵查人員有所顧慮。”
“偵查人員在實踐中形成的傳統做法不少是行之有效的，而安上攝像頭、請來律師，很多現有的辦法就不好再用，會影響訊問效果。”張凱說，“在現有的考核體系下，壹線偵查人員都有硬指標，改革就意味著重新摸索新辦法，壹下子確實難以適應。”
“偵查人員有顧慮是肯定的，不然，律師在場就失去了意義。”全程參與這項試驗的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德飛說，“但律師在場對訊問來說並不壹定都是負面影響。”
陳德飛參與的壹個案件讓他印象深刻。“這個案子問題不大，但是嫌疑人有明顯的抗拒心理，偵查人員問什麽他都不吱聲。我跟他仔細講了立功、自首、哪些是從輕情節，再問他的時候，壹五壹十全講了。”陳德飛事後跟他溝通，他說號子裏的人讓他做好受皮肉之苦的準備，他也想好了應對辦法，“如果他們對我很人道，我就交待，畢竟自己犯了錯。要不是這樣，我就什麽都不講。”
陳德飛認為，律師在場對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來說都有好處，“偵查人員的訊問會因此更規範，犯罪嫌疑人也覺得受到了公正待遇，配合訊問。就我所知，北京地區采用這種方式訊問的案件中，嫌疑人沒有翻供的。”
律師在場制度為何難入刑事訴訟法
盡管偵查人員對律師在場並不歡迎，但受訪的56名偵查人員在總體上對改革訊問方式持積極態度，50％的人（5人未做選擇）認為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有必要改變現行訊問方式。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已列入本屆人大的五年立法計劃中，而三項制度也被期待能從制度層面防止刑訊逼供。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透露，從2007年10月1日起,全國檢察機關將全面實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但律師在場制度由試驗到立法的推行要慎重。
主持此項研究的樊崇義也認為：“盡管三項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也有大量的數據資料證明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就現在的情況看，錄音、錄像寫入立法的條件比較充分，而律師在場制度卻不能立即推行。”
“律師在場制度跟錄音、錄像相比，更能從制度上影響現行訴訟架構。”陳德飛說，“學者們希望這項制度盡善盡美後再寫入刑事訴訟法。但是，律師在場制度在法理上並不存在問題，法律對此沒有禁止性規定，而犯罪嫌疑人也確實有這個需要，可以在立法上先予考慮。”陳德飛表示，“這個制度符合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的目的，不能因為理論上的爭議就放棄這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