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洋務運動的“新教育”與西方近代教育的輸入
19世紀60年代，清朝統治階級中壹些掌握軍政實權，以鎮壓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軍閥如：奕訁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國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敵不過西方的輪船大炮的。為了實行對內鎮壓人民革命、對外禦侮圖強，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推行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在教育方面，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興辦“西學”，以培養科技人材。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各地開辦了造船、兵器等工廠；開辦了外語、船政、機器、軍事等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各國學習。這稱之為“新教育”。它是中國設立近代式學校的開始。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鎮壓起義和反抗鬥爭，先後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聘請外國軍官，廢棄傳統的騎射、“弓、刀、石、技勇”，改練洋槍、洋炮、洋操，訓練新式的陸海軍。這樣，做為體育運動的體操首先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出現了。但此時的體操主要是英國的兵操，包括列隊、刺殺、戰陣與戰術等。在“新教育”中，洋務派為了軍事的需要，還開辦了壹些軍事學堂。如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福建船政學堂等等。這些軍事學堂聘有外國教官，依照外國軍事學校辦理。軍事學堂除開設壹些近代軍事學科外，並設有體育課程，稱為體操課。如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入學，授以英國語言，翻譯文法……推步、測量、駕駛諸學。慮其或失文弱，授之槍，俾習步伐；樹之桅，俾習升降”，“以升降嫻其技藝，即以練其筋力”。由此看來，洋務派的軍隊和學堂教育是近代西方體育輸入我國的開端，在壹定意義上講，洋務運動對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2．維新運動的教育思想與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慘敗以後，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在這種形勢下，壹些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改良，變法維新，被稱為維新運動或維新主義。在維新運動期間，先後頒布了壹些有關教育方面的上諭。如：（1）籌辦京師大學堂。（2）令各省督、撫、將、將盛州、縣的大小書院壹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地方自行捐辦的義學、社學等，也壹律兼習中西學。（3）所有中小學應讀之書，仍由官書局編譯、頒布遵行。（4）設立農業、茶務、蠶桑、醫學學堂。（5）派人出國遊學。可以看出，維新派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來改良封建主義的“舊學”，提倡從“西學”入手，組織學會，興辦學校，開發民智。雖然維新運動僅壹百天就失敗了，但維新主義的教育思想對以後的學校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他們從進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發展體育的主張，闡述了體育思想，促使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在維新派中，嚴復是中國最早的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先驅人物。他創辦了北京通藝學堂、上海復旦公學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譯了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壹書，譯名為《勸學論》。他是首先在我國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德、智、體三育並重教育的維新主義者。嚴復認為改良中國的社會，自強圖存，保種保國，主要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今日要政，統於三端，壹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國家三強：“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他提出的自強保種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強健的身體，有“血氣體力之強”。他認為要具有強健的身體，壹方面要通過體育和其它勞動“練體力”，壹方面要講衛生。康有為在他的維新主義思想中，非常重視教育。他認為“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康有為的教育思想、體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書》中。他認為大同社會的學校教育應分為《嬰兒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四級。各級教育都要培養德、智、體、美各方面的發展，並提出了各級學校的目的任務、課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視體育，在《大同書》中，較系統全面地提出各級學校的體育和衛生的理論與應有的措施。如：在嬰兒院，註意飲食、嬉遊安息，壯兒體；在小學院，“體操嘗遊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幹、跳木、沿竿無不具備”；在中學院“體操嘗遊步園、操舟諸莫不畢備”；在大學院，“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罕。這表明，康有為是從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思想基礎上來表述其體育思想的，《大同書》不僅提出了我國最早的壹個全面、系統而富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為較為系統的學校體育思想。梁啟超師承康有為，非常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要使國家富強，“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他認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壹不可之物”。主張學校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發展的“新民”。他還認為“尚武”是新國民的特性之壹，因此他非常重視尚武精神和學校體育。他在《論尚武》壹書中，從國家、民族的存亡論述尚武的重要意義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茍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臺”。梁啟超的體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國、教育圖強愛國思想的組成部分。總之，資產階級維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體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們以“救亡圖存”為目的，從教育的觀點來論述和倡導體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這壹思想對促進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學校體育的興起，尚武風氣的開拓，都起了極大的作用。
張伯苓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50余年裏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
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
4月5日清明節，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冥誕。我以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寄托“心祭”。那壹個個方塊字，似乎都化成了與這位教育先哲進行心靈溝通的輕聲細語。
張伯苓先生是以其傳奇人生丈量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者。他從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講臺，創辦新式教育，篳路藍縷，開拓前行，歷經北洋軍閥和民國時代，直至新中國成立。50余年裏先後創建了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畢生心血構建了南開完整的教育體系。張伯苓辦學伊始，即以淩厲的銳氣、開放的文化心態、“東西稱盛”的教育目標和宗奉不渝的獨特辦學理念，為把南開做成“私立民有”的學校不懈求索。南開以辦學立意高峻、校風優良、名師薈萃、人才輩出著稱。從南開走出了周恩來、吳大猷、陳省身、曹禺、葉篤正、劉東生、張忠謀（臺灣臺積電董事長）等壹大批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實業家。梁啟超曾說：“南開為我教育界之壹元氣”。孫中山也稱贊：“南開是世界有名的好學校”。胡適稱張伯苓為：“中國現代教育的壹位創造者”。美國教育界評價張伯苓：“50年來，以堅定的信仰和毫不動搖的意誌獻身教育，振興中華，是全國自信的象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先後授予張伯苓名譽博士學位。
改革開放後，國家在南開大學隆重紀念張伯苓誕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壹生，是進步的、愛國的壹生。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
矢誌不移的教育信念
張伯苓是在舊時代辦教育，在復雜動蕩的社會條件下，國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臨的生機與命運，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張伯苓要辦私立教育，沒有政府投入和納稅人供給，獨立支撐壹座學府，經費就是頭等難題。1934年，張伯苓寫給南京教育部的報告中曾經慨嘆以私立學校有限之財力，“十五年來，屢感竭蹶”。張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說過，我作為燕京大學校長，在美國有壹批潛在的贊助者，而張伯苓沒有這些條件。我深深知道，張伯苓在中國創辦壹所私立大學的困難。張伯苓也說，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裏臺（即南開大學所在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甚至每棵小樹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實，要克服辦學困難，不是沒有“取巧”的辦法。比如擴大招生名額，增收學費，或者賣文憑，開“後門”，南開立馬會有轉機。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堅決不做有損學校聲譽的事情。張伯苓就是這麽壹個人，樂觀、進取、知難而進。每遇挫折總說：“不要緊，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請他做教育總長，張學良請他當天津市長，他都婉辭不幹，依然矢誌不渝地帶領南開前進。
1937年，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南開被炸毀，校園被日軍盤踞，師生四散。面對如此慘局，張伯苓在悲痛中奮然表示，只要舉國抗戰，南開被毀算什麽？打完了仗，再辦壹個南開。當時《中央日報》發表社論：“62歲的老人，34年苦心經營的學府，壹朝毀滅，而所表現的態度，乃‘重為南開樹立壹新生命’，這就是南開精神。”這壹張大報，破天荒為壹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堅定的教育信念，是張伯苓實現他的奮鬥目標和偉大事業的精神動力。而堅定的教育信念，又來自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執著期盼和巋然不動的定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就說過，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內在世界史中，有壹章是“新中國之覺悟之崛起”。張伯苓的全部教育奮鬥史即立足於此。
把教育的情愛播撒校園
學校是張伯苓的第二生命，學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從外地歸來，或從國外歸來，不先回家看妻兒，而是先到學校看師生。平常在校，他不是壹頭紮在辦公室裏，而是常到學生寢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學生談話。每周的“修身”集會，照例都給學生講話，從國家大事到人格養成，從南開校史到校訓校風，娓娓道來，入心入腦。周末也常常與學生在壹起，或觀摩學生排演話劇，或站在學生堆兒裏觀看球賽。新生入學，他能很快記住學生的姓名。南開中學滿千人之前，張伯苓幾乎都能叫出學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況。對於具有特長或者經濟困難的學生，他會格外給予關註。他把關愛、體貼貫穿於學生的學習生活之中。壹抹微笑、壹句規勸、壹份理解，不只傳遞著溫情和鼓勵，也蘊含了學生在課堂未必學得到的人生秘訣。當然，他對學生的愛，更多還是體現在為學生營造全面發展的文化氛圍上。南開以學生社團多、課外活動豐富多彩而聞名。正如周恩來所說，南開的教育是自由活潑的。當時的南開教育不是現在的“應試文化”，而是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培養學生適應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愛的教育》中曾說，教育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張伯苓對學生的愛就是壹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終把教師放在重要地位
張伯苓是教師出身的職業校長，深知教師特別是優秀教師對壹所學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南開大學初期就明確提出“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他是教師的朋友，尊重教師，善待教師，讓教師當家作主，參與學校管理。後來張伯苓進壹步提出，大學是學者為學問而聚集之所，吸引學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為此，要求南開各院系都要有相當的學術帶頭人，“才必上選，數必充實”，由他們組成教授團隊的核心。同時強調選聘和引進人才要堅持“學行並茂，資質與學力兼長”的標準，而不能“論學不論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張伯苓的教師觀影響了幾代南開的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了南開重視選拔培養優秀青年學者的良好風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晚年在臺灣發表紀念張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別談到南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教研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的經驗，認為南開在這方面確有極高的成就。所謂“予以教研環境”，無非是尊重人才成長規律，營造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於青年學者健康成長，當今創新人才呼之難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導向和教育價值觀上。
強調“三不”辦學主張
獨立的大學精神，最重要的體現是辦學特色。張伯苓註重從自有的資源出發，突出特色和精品，堅持把適應和引導社會需要放在首位，構建有特色的學科和創新人才平臺。他不盲目攀比，不貪大求全，堅守辦學的底線，控制發展規模，量力招生，絕不圖財擴招，不開“學店”，不賣文憑。他公開申明辦學“三不”主張：壹曰不偏——堅持正確辦學方向；二曰不私——清廉為本，以誠立校，不以辦學為致富之門，不以辦學為狩官之階；三曰不假——不虛假招搖，不欺學生，不欺社會。“三不”主張既是校長的人格，也是學校的“校格”。南開憑此“安身立命”，也賴此賡續不衰。
張伯苓的辦學精神和辦學成就，在拙著《張伯苓年譜長編》中都有翔實的記述。為了盡可能將壹個全面、立體的張伯苓展現給讀者，筆者多年埋首於故紙堆中，無論朝夕，孜孜矻矻，廣事搜求。不僅獲得了大量書刊資料，而且發掘了大量檔案秘籍，僅未刊的張伯苓函劄即多達3000余件；不僅追尋張伯苓的國內足跡，又遠赴哥倫比亞大學訪查張伯苓留美軼事，還從校友中得到不少有價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豐厚基礎上，爬梳剔羅，辨析考證，去偽存真，力求真實客觀，準確可靠。“年譜長編”在體例上也作了壹些嘗試，加入歷史真象的細節探究與剖析，還原譜主所處時代的歷史語境，融史料與史識為壹體，以期凸顯年譜兼具資料性與學術性的功能。
“年譜長編”或可成為真正認識張伯苓的資源，成為學習借鑒張伯苓辦學精神的寶庫。面對時下“娛樂化解讀”歷史人物的流風，耐心讀壹點年譜之類的書，也許是壹味不錯的清醒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