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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勔所衣錦袍

原文: 朱勔所衣錦袍,徽宗嘗以手撫之,遂繡禦手於肩上。又勔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握其臂。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譯文: 朱勔穿著錦袍,告訴別人“徽宗皇帝曾經用手撫摸”於是就在肩上繡上金手印。還有壹次,他受了邀請在內宮飲酒,徽宗皇帝親自握了他的手臂,朱勔就把黃帛纏在臂上,在與人交揖的時候,這壹個手臂居然不動,表示說這只胳膊剛剛被皇帝拍過。 與:參加。 內:宮內。 撫:摸,撫摸。 遂:於是,於是就。 其:他的,即朱勔的。 此:這個,指被徽宗握過的臂。 勔嘗於內宴 :朱勔曾經在宮中內廷侍宴 成語標題:趨炎附勢 概括事項: 1、朱勔在徽宗曾經摸過的錦袍上繡禦手以示恩寵 2、朱勔在徽宗曾經握過的手臂用黃帛纏裹以示皇恩。 根據這個古文: 我們又把愚忠朱勔這個故事叫做趨炎附勢 《宋稗類鈔》作品簡介: 《宋稗類鈔》,小說筆記類叢書。作者是清初的李宗孔,壹說是潘永因,***三十六卷,壹說為八卷。 李宗孔,字書雲,江蘇江都(今江蘇省鎮江市)人,生於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幼時事跡不詳。清初曾赴北京參加公試,時年二十七歲。考中後得以官,居北京,曾與無錫堵廷?在慈仁寺相會。因情趣不合,堵庭?與之絕交,遂回濟南。清聖祖在位,李宗孔於康熙十七年官任給事中。適逢清統治者推行博學鴻儒科考,以籠絡明末遺老。當時壹些有氣節的名士多不願參加,清統治者乃實行半強制政策,李宗孔積極參予其事,極力推薦傅山應試,致使傅山被迫割斷腿筋以抗,康熙二十二年,李宗孔在北京仁安堂作集會,上演《北西廂》,康熙二十八年,李宗孔死去,時年八十歲。 潘永因,字長吉,江蘇常熟(今江蘇省常熟市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可考。只知他是潘永元之弟。清康熙元年,因為清朝官吏借口通海而大肆逮捕無辜居民,借以敲詐,故而潘永因逃至平陵,埋頭著書,編有《明稗類鈔》,到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編成《宋稗類鈔》八卷。 至於作者倒底是誰,目前無資料顯示確鑿無疑是誰,但相對傾向於潘永因的觀點較占上風。本人才疏學淺,姑且並列二人,以俟名家考據出結果。不過我認為作者是誰並不是很重要的,關鍵還是看書的內容。 這本書的剪裁也有二種意見,《清史稿·藝文誌》中載為八卷,而宣統三年上海藜光社刊行石印本為三十六卷,但二書內容基本壹致,卷數不同,無關大局,為敘述方便,本文從八卷本進行探討。 《宋稗類鈔》,顧名思義,也就是匯集有關宋代的稗官野史,從中摘抄分類而輯成,壹***分為十九門,最後壹門為《搜遺》,乃將各種難以確定其歸屬的幾條摘抄匯聚而成。其他各類分別是:卷壹,包括《君範》、《符命》、《吏治》、《武備》、《遭際》、《異數》、《誅謫》***七類。專記歷代宋帝治國方略、大臣升降擢黜,符命歸屬,以及名臣宿將文治武功等事,其中《符命》壹類,鼓吹“帝王之典,蓋有天定”。收集了五十二則福由命定、禍乃天譴的事例,說得神乎其神。如第十八則說:“邊鎬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範淳夫為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後身為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說得言之鑿鑿,其實乃荒誕之極。 卷二,包括《讒險》、《諂媚》、《科名》、《隱逸》、《躁競》、《奢汰》、《叛逆》等七類,所述皆有宋壹代,各種人情世故,性格怪異之談。其中《奢汰》類第九記徽宗建艮嶽事,篇幅較長,記載詳細,尤其是各種美石,將其名壹壹道來,又述其位置、特點,堪稱是壹部宋代的園林資料實錄。其後幾則說得是建造艮嶽時運輸、采購石木的巨大浪費,可見“花石綱”為害之巨。 卷三包括《厚德》、《雅量》、《鑒識》、《才幹》、《品行》、《忠義》、《貞烈》七類。歷敘上自士大夫,下至百姓的各種優良品德、傳聞軼事,以圖褒揚忠直、獎掖節義。 卷四包括《家範》、《誌尚》、《豪曠》、《放誕》、《權譎》、《頤養、;閑情》、《異稟》等八類,所記及宋代家庭與個人中處理家政,人情交往,各種性格人士地離奇之事等。如它說米芾在寫信時,結尾署上“米元章再拜”後,就真得起身離座沖書信作兩拜,果然是真名士,不風流處也風流。又說石曼卿謫貶海州時,使人拾桃核數斛。人們都不明白,不知這位傲士又有何奇行,誰知他卻攜帶桃核,到山中,用彈弓向人跡不到處彈桃核,結果沒有三年,山谷中就遍處桃花,人鹹以為奇。今天看來,此可為“飛播造林”之始祖。而石曼卿之“磊落奇材”,也可籍此略窺其壹斑,正所謂大手筆,不風流處造風流。 本卷還有許多傳說和迷信,皆荒誕不經,如《異稟》郭中言“國初,文知州善啖。太祖賜犢,食盡。腰有聲,疑其腹裂。明日問之,曰臣苦饑,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更有甚者,他還把壹些權臣說成是妖精變化而成,如楊戩是個“大幾充床、兩目如金、光彩註射的”大蝦蟆。盛勛是個“金鱗紅鬣的大鯉魚”。米芾是個能“呼風喚雨”的蟒精。讓人不明白作者是從哪兒得到這些資料的。 卷五包括《文苑》、《博識》、《詩話》、《詩品》、《儷語》、《辭命》、《尚論》、《格言》等八類,專門談文學方面的奇聞軼事,也著錄壹批有文才和善寫作的文人。如《文苑》中談到:梅詢為翰林學士,壹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忽見壹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識字乎,答曰否,梅曰:“更快活”。反映有文化人的苦惱,和蘇東坡的“人生憂患識字始”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更多的還是談文學創作的技巧和意境,如文中說“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頗有見解。又舉“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為例說明之。入、歸皆撐柱也,有此,則全句淡然不俗。又如歐陽修說其“三上”惟文。該卷《儷語》類中,所記皆對聯或對仗之句,往往說出其來源和好處、使人明白和理解其中奧妙。對句為古代文人學士初習必修的課程,既是入學的門徑,又能顯出其人才思之敏捷、學習之淺深。故而人們都很喜歡它,甚至在南宋末年,亡命海上時,仍能寫出“雖鳥獸之跡,不無交於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諸南海之遠”。其文亦莊亦諧,頗為可觀。通過作者對宋代儷語的集錄,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宋代的文風、才子、佳作。很有裨益。 卷六包括《箴規》、《稱謄》、《詆毀》、《詼諧》、《紕繆》、《尤悔》、《傷逝》等七類,為記言之作,專門講述宋代的名人名言。其《詼諧》壹卷可稱得上壹個笑話小集,很耐尋味,且琢摩越久、意味越深,並非壹笑了之。如文中石中立觀獅,聞日給羊肉十五斤。有的大臣感嘆道“吾輩忝於郎曹,乃不及壹獸”。石中立乃說:“汝何不知分,吾等員外郎,敢望園中獅乎”。滿座絕倒。又如丁晉公被貶崖州參軍後還鄉,與人談論天下何處地望最為雄盛,丁說“崖州”,眾人不解何以偏處海角天涯的崖州地望最盛,丁說:“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壹句小戲謔話,就把宋代統治者的無情寡義揭露得淋漓盡致而又不露絲毫怨枉之色。 《卷七》和《卷八》為記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以及草木蟲蛇,古玩書畫的內容。如《宗乘》、《道教》、《報應》、《神鬼》、《怪異》、《工藝》、《飲食》、《古玩》、《八法》、《丹青》、《草木》、《鳥獸》、《搜遺》等***十五類。是資料最豐富也是最寶貴的,是壹部研究宋代社會科學技術發展、自然環境變遷的原始資料。如敘述著名建築工藝師喻皓、天文學家張思訓等。喻皓所造開寶寺塔是著名的斜塔,比意大利比薩斜塔早上百年,更重要的是比薩斜塔乃造作不良所致、而開寶寺塔乃有意造斜以禦海風,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張思訓造上渾儀,巧奪天工,比前代更為巧捷。這些都反映出我國宋代科技之發達,西洋人遠遠望塵莫及。 宋代金石學開始興起,壹大批金石學家和著作湧現。《宋稗類鈔》中也有大量篇幅描寫這方面事情,其《古玩》類,敘事簡明扼要而不失其精髓,所談如何辯別古代青銅和陶瓷,分類詳細、特征敘述清晰,列舉古代青銅器紋飾竟達四十余種,可見當時金石之學發展已達很高境界,就是在今天對鑒定古玩也有壹定的指導意義。 宋代書法也極壹時之盛,上自帝王,下至百姓,無不喜歡玩筆弄墨。因而特辟《八法》壹類記載。所談大都是書法要訣和壹些著名書法家談用筆,蘇黃。又辟《丹青》壹類。記宋代,主要是北宋畫師的成就,其中有壹篇專門講述自唐至宋各種畫派流傳、發展的歷史及其特點,並摘錄了唐代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中《論畫六法》、《論畫體工用拓宋代郭若虛著《圖畫見聞誌》中《論制作楷模》、《論氣韻非師》、《論用筆得失》等三文。其他諸如鄧椿的《畫繼》,米芾《畫史》等也多用征引,內容異常豐富,可說集中了唐宋兩代其資料性和學術性都很可觀。 《草木》和《鳥獸》二類記有植物栽培技術,如嫁接、移種等,尤其對花卉、果木的品種、習性有詳細記述。是宋代園林技術的全部反映。還記有各種動物的壹些傳奇,甚至近似於迷信,如彭蠡小龍護船,神異駿馬替主報仇等,不可取。綜觀該書,內容絕大部分是關於人事的、涵蓋極為廣泛,諸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日常生活等無所不見。其來源是各,但作者並不壹昧追求奇異,而是將各種有助於後人了解先賢事跡、洞察人情世態的材料、典政,匯聚在壹起,讓後人作為壹種談資和陶冶性情的砥礪。因此該書並不註重史料的真實可靠性,有的甚至是道聽途說的。加上作者沒有註明資料的出處,因而大大影響了其書的流傳。清人作學問講究尋章摘句,無壹句壹字無出處,除此而外還講究“例不十法不立、孤例不立”。 對於《宋稗類鈔》這樣的匯編往往不屑壹顧。該書的編排序次以及分門別類明顯地受《世說新語》的影響,比如《讒險》、《雅量》、《傷逝》等分類就與《世說新語》壹模壹樣。其文風也受《世說》影響,追求清淡雋永,有時未免辭不達意,甚至會因為單純追求文辭優美而擅改史實。再加上該書內容多為常見之事,少有僻書逸典,因而資料價值本身就不為人所重視,只能供人采摭類事,以為宴淡之資。同時在文中也有壹些采摭不當,致使體例上屢有竄誤,閱讀時要認真對待。如在卷四《異數訂》中所記盧延讓之事發生於唐末,距宋尚隔五代:卷三《武備門》中鄧弼之事卻下逮唐代,更有甚者,卷五《諂媚門》中所記徐學詩彈劾奸相嚴嵩事乃明中葉發生,如此不嚴整,可能是作者審校不嚴所致,當然,以壹人之力從事如此浩繁的工作,難免要有這樣那樣的疏漏。 此書在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時,被列為禁書。究其原天則更加易得,目文獻出版社將其標點排印(點校者是劉卓英先生),十分方便讀者查詢、讀。不過該書將者直定為潘永因,省了不少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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