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偽的基本方法是比較法與綜合分析法。
即將需要辨偽的器物，首先分別從銅質及鑄造工藝、器形、紋飾、銘文諸方面與真器逐壹進行對比，並參考偽器的各種情況作為反面標準進行考察，從而對該器各個方面的真偽有壹個初步的認識。然後再綜合該器的各個方面進行整體的分析。
真器的器形、紋飾與銘文等各方面是壹致的，而偽器的各方面之間往往有矛盾。由於夏商周時期與後代的鑄造工藝不同，留在器物上的鑄造痕跡也不同，通過鑄痕的觀察可以判斷真偽。
夏商周主要采用範鑄法，器體上留有範線，有時夾有墊片，細部花紋棱角細膩圓滑。而現代或用翻砂法，則粒粗胎厚；或用失蠟法，則沒有範線。從銅質上來分析，夏商周時期為青銅質，而後代的偽器有不少為黃銅質。又由於夏商周之青銅器入土已三四千年，經過長期腐蝕，已發生化學變化，銅質已糟朽，因此，真器比同樣大小的新制的偽器重量要輕，有經驗者用手壹掂，即可知其真偽。例如上海博物館藏的真的西周史頌簋重9350克，而其所藏之偽史頌簋卻重12420克，比真器重3070克。
其次，真器的表面銹色是經長期腐蝕而自然形成的，致密而有金屬光澤，與器體是連為壹體的。尤其是銅銹已滲入器物內部，滲入花紋或銘文字口之內。而偽器的表面銹色壹般是用快速腐蝕法作成，其特點是很薄且浮在表面。而厚的偽銹壹般是用漆調顏色作成，灰暗，呆滯，既沒有金屬光澤，又沒有層次，浮於器表，疏松，易脫落，而露出新銅地子。
第三，從器形上來說，中國古代各類青銅器的形制是有壹定之規的。如被鑒定者器形不符合古代的規律，則有可能是偽作。
第四，真器的花紋及銘文自然而生動，風格古樸、生動。而偽器則呆板、軟散，無生氣。偽銘鏨刻有刀鑿之痕，往往又破壞了原來的表面，腐蝕者模糊而臃腫。偽銘大多書法拙劣，文義不通，與真銘拓本逐字逐筆對照，自可辨偽。
第五，偽器的器形、紋飾與銘文三者之間往往有矛盾，露出破綻。再者，銘文的性質與器物的類別不合者，或銘文所在的部位及行款不合於格式者，均有可能是偽作。需要指出的是，辨偽時詳細了解該器的出土情況與流傳經歷是很有必要的，往往能為辨偽提供重要的線索。 從鑄造技術進行辨偽的前提是十分了解青銅器各時代的冶鑄工藝。
商周時期，極大部分青銅器是用陶範法鑄成。也就是說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都有數塊陶範拼合澆鑄後留下的範痕，即範線。隨著時代進步，合範的方法有所變化，範痕會隨著變化，但要想在合範地方不露痕跡，這即使是最熟練的工匠也難免做到。有的鑄器表層紋飾不多，合鑄面較大，合範痕跡容易忽飾，但在隱蔽處，如鼎的耳內和腹下部，還會遺留痕跡的。後代偽者不知道占人鑄造的原理和方法，只講究器物的外形，仍用蠟模（失蠟）的方法鑄造。表面較精細，無需多作加工，但是用這種方法，卻往往與原器物的時代特征相去甚遠。新鑄之器壹般的重於原器。這是通常偽器或仿制品埋藏在地下的時間很短，非真器久埋深藏經2000多年礦化銹蝕而成，使表面略有膨脹，比重下降，而偽器沒有這壹過程，自然較重。用蠟模翻制的偽器也會略重於原器，仿偽者會連同銹跡、砂眼壹同澆鑄表現出來，加上前面壹點偽器特征更加明顯。占代塊範鑄造的青銅器，表面光潔度好，紋飾甚至纖毫可辨，表面很少有氣孔，也沒有銅液灌註不到而產：生縮孔的情況。而失蠟和翻砂鑄造的偽器，經常在表面出現壹些砂眼，有的甚至產生縮孔等鑄造缺陷。如不了解這壹點，很可能錯誤地以為砂眼和縮孔是舊鑄的特點。
另外，陶範所鑄銅器為控制器壁的厚度，往往會在內外範之間墊壹墊片，因材質跟銅液有異，銹跡也就不同，而失臘法鑄器卻無需墊片，銹跡自然壹致。 通過器物的型制進行辨偽，是對青銅器在各時代的型制特征熟悉程度的考驗。
每壹種青銅器，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形制、大小、高矮都會產生變化而形成規律。如青銅器中的大類鼎，自商代二裏岡期到漢代，流行的時間最長，但每個時代鼎的形狀都有不同的特點。全面掌時代各類器的形制特點，是青銅器鑒別知識的基礎。通常偽器可以分為直接鑄造和拼湊改造兩類。直接鑄造的又可分為兩種情形。第壹種情形是依照真器或者依照相關資料鑄造偽器，其器形、銘文、紋飾等都有來歷和參照，有的是器型或銘文只有部分做r參照，部分有意改樣。如參照鑄造了器型，但卻鑄刻了杜撰的銘文，或將參照的錦義鑄刻住毫不相十的銅器上。此類偽器盡管模仿得並不精準，但也有壹壹定水平。第二種則是毫無根據的拼湊，意在作奇，達到以稀為貴的目的。此類偽器對青銅器形制特征不甚熟悉的人很有挑戰性，如果不仔細觀察，就有上當的可能。 通過銘文辨偽，是檢測對占代歷史知識廣袤、書法研究深淺和鑄工藝水準高低與否的標尺。
青銅器的銘文是對歷史的記錄，是金石書法發展演變的例證，是鑄工工藝高超的體現，宋、清兩代是青銅器銘文作偽的主要時期。宋代以來，金石義字成為金石家的研究重點，作為有記載歷史文獻銘文的青銅器，往往受到廣泛的重視，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故而收藏家們對青銅器的搜集，則側重在銘文方面。
首先，銘文從單字族徽發展而來，形狀奇特古老，難以辨識；發展到後來的成為簡潔精煉的長篇銘文，更足提供斷代依據的歷史資料。如“利簋”銘文。第二，銘文從筆畫簡單的刻劃到規範的書寫鍥刻，無論筆畫、結構還是字形都有明顯的時代變化。商周時代青銅器銘文的鑄造，是另做壹塊銘文範，嵌入主體內範中。有的銘文嵌得很平整，周圍沒有明顯的痕跡。也有嵌得較低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的銘文即是。商周時代在鑄造長篇銘文時，有的還要劃好線條或打好格子，所以銘文都橫平豎直，比較規整，刻銘文技工的技術高超，書寫也很流利。第三，隨著時代的崇尚和鍥刻新工具的出現，鑄工鍥刻水平在青銅器的銘文上得到了體現。由於範土的銘文是陽線條，因此銘文範上陽文在刻完後，乘濕嵌入豐體範中，字口厚度要避免與外範接觸而需修正，可能要微作接捺，與主體範修正，這樣陽文寧的上口就火，而鑄成的銘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人的感覺。這必須精細的觀察才能發現。同時在字口內具有磨砂玻璃那樣均勻的無光感，字體筆畫的轉折處，呈非常自然的圓勢。當然，這只是在壹部分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是如此。而後刻的銘文，有的是有參照，字體比較拘謹、呆板，字口內有或隱或顯的刀鑿痕。而用翻砂法鑄造的青銅器，泥料糶頁粒比較粗，銘文筆畫的表面與細膩的範土鑄造不同。
青銅器銘文的作偽多有如下幾種：添銘法。即在無銘文的真器蔔鏨刻偽銘，後鏨的銘文大多字體呆板、松散、不自然，字口面寬底窄，同時有鏨痕，偽工用銅絲刷刷去鏨痕，卻又留下刷痕，也影響了字的筆鋒。銘文字體、內容雖能仿刻，但其韻味卻是難神似。另外，真器偽銘者皆傷皮色，器表有銹而字口無銹，即使字口處作上假地子、假銹，也異於器表。增銘法。就是原有簡單銘文的真器上增刻偽銘；或真器上本應對銘，因器缺失使銘文也缺，在進行修配時將銘文也壹起補刻。增刻偽銘後，其字口、銹色、地子與真銘不同，再者，壹器之上銘文非壹人所出，其筆體、韻味自然不符，特別是鑄銘與刻銘就截然不同。腐蝕法。將青銅器需要刻銘的部位塗上蠟，並在蠟上刻好字，再用三氯化鐵在刻好字的蠟上進行腐蝕器身，將蠟去掉後，凹陷的銘文自然顯現。這樣腐蝕的銘文字不成體，字口深淺不壹，筆畫邊緣十分粗糙。
紋飾是器型華麗的外衣，合體、適時的外衣是紋飾辨偽的重要依據。
不同年齡的人著裝自然不同，青銅器亦是如此。拿到器物，首先看看器型和紋飾的時代風格是否壹致，紋飾的作偽大致有如下幾種：加花法。即在真器原有的簡單紋飾上或光素無紋的部位刻上相宜的花紋。壹般來說加刻的花紋與原器花紋是壹致，但應註意走刀和崩茬的痕跡。掏花法。即在原本無花紋或有破損穿孔的器物鏤刻、改刻花紋，使原器變成壹件鏤空之器。這種偽掏花的作法，如此做法刀痕非常明顯，且不符合原器的特征。 辨別不同時期青銅的材質是對青銅器身份的考證。
戰國以前的銅器，皆為銅錫鉛合金的青銅器。錫的成份越大，銅質的灰色色澤越淺淡。商至戰國的銅器銅質純凈，極少有沙粒。宋仿銅器，合金成分為銅、錫、鉛和少量的鋅，銅色為黃中泛紅。明清偽器含錫成分很少，而鉛鋅成分增多，銅色皆發黃，但明代偽器色為黃中泛白，清代偽器色卻是黃中透黃。因此，鑒定銅質的真偽，還要看、足、日沿、底部露銅的質色。 聲音和氣味是青銅器辨偽的必要輔助手段。
青銅器由於在土中埋了幾千年，有壹股土氣味，新出土的銅器土氣味更濃烈。而經過地下腐蝕較深的青銅器，銅質已屬礦化，所以發音以渾濁者居多。當然埋藏在極其幹燥而又純粹的土層中的青銅器，敲擊音也有甚佳的。而宋以後的偽器多為黃銅，未曾氧化或氧化時間較短，以手敲擊，聲音細長、清脆，也無土香，卻有汗腥味，這是由於作偽者多用化學藥品，如酸鹽硇砂等作假地子或假銹，雖經多年埋藏，仍有壹股酸氣味。有的用石膏制作或修補的偽器，質地輕，顏色白，用手敲擊，其聲嘶啞。這些只是壹般規律，因銅器的合金成分、埋藏時間長短、地區、土質等不同，輕重聲音有所區別。